1

“他就在这种地方过了一辈子？”

从我们自戴高乐机场转机飞抵图卢兹的那一刻开始，每到一个地方，韩采芦总忍不住要重复这个问句。

每一次发问，她的表情、语气都有细微的差别。

在改建过的图卢兹市政厅前，她的语调中多少带着不满，因为除了少数几个房间的内部陈设，再没有什么保存了十七世纪时的风貌。之后我们路经图卢兹大学，她连着叹息了几声，毕竟，那位旷世的数学家从未在这里执教过，就读时主修的也不是数学。在博蒙-德洛马涅镇参观他的出生地暨故居时，她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对着窗外由红色砖石堆成的小镇发问了。最终，我们乘车抵达卡斯特尔——那是他去世的地方——时，她不再掩饰自己的失望，以不屑的口吻将这个问题抛给了穿过市区的阿古河。

恐怕在韩采芦看来，我们此行所见的种种风物里，只有那座用砖块堆成的圣-塞尔南大教堂足以与皮埃尔·德·费马这位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业余数学家——相提并论。

此时，我们正乘车前往今晚下榻的旅店。

那家旅店位于卡斯特尔与圣萨尔维德拉-巴尔姆之间的森林里。据带领我们来到法国的夏逢泽老师说，费马很可能就病逝于此。我并不相信夏老师的说法，因为它对于因公务而前往卡斯特尔的费马来说，未免过于偏远了。从网络上的图片来看，旅店将自己隐没在铺满山丘与河谷的密林之中。恐怕，夏老师会选择入住那里，只是因为它价格低廉，又是一座有着近五百年历史的林间旅店，可以满足每个来自东方的旅客的好奇心。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起初也因陌生而感到兴奋，也曾忍不住对着图卢兹鳞次栉比的古建筑和穿过卡斯特尔城的河水屡屡按下相机快门。可是地中海地区特有的慵懒和颓废很快就感染了我。

透过车窗，能看到颇具法国南部特色的风光。即便是风光，连续注视半小时以上，也难免会让人感到疲倦：嫩绿的麦田平整地摊在溪水与道路之间，笔直的墙垣围起几座红屋顶的村舍，沿途乔木的树冠被每年准时袭来的密史脱拉风吹成怪诞的火炬状——这一切都是那么地惬意，那么地平静（C'est bien plaisant, c'est bien paisible）。说到底，又那么地平淡无奇（quelconque），一如那位终老于此的费马的人生一样。

飞往图卢兹的时候，韩采芦为我讲起了有关费马的故事，都与他的数学研究有关，丝毫不涉及私人生活。

例如，费马认为，通过某个公式就一定能产生素数（这就是所谓的“费马数”）。可是这个猜想最终被证明是错的，实际上，它只对1、2、3成立，将4代入其中产生的就是一个合数。这是一个最终被证伪的猜想。

在此之后，韩采芦又提到了费马的一个正确的猜想，即所谓的“费马大定理”，或者也不妨译为“费马的最后定理”（le dernier théorème de Fermat）。当时她取出笔记本，写下了这样一个方程式——，并解释说，费马认为，当n大于2的时候，这个方程没有非零整数解。

我不懂这么艰深的数学问题（或许对于很多同龄人来说这也称不上艰深），因而也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便央求韩采芦讲一些有关费马生活上的事情。

她却摇了摇头，回应道：“的确，非数学专业的人谈论起一位数学家时，挂在嘴边的总是他们的生活趣闻。像是死于决斗的伽罗瓦一生热衷于政治运动，哈密顿堆积如山的遗稿里面夹着风干的剩菜和猪排，当然，魏尔斯特拉斯和柯瓦列芙斯卡娅的交往也经常被他们谈起。可是，这对费马却是行不通的。他的一生非常平淡，毫无波澜可言。费马的父亲是一位富商，母亲出身官宦家庭，之后他做了律师、晋见接待官，还成为了图卢兹地方议会的议员，度过了循规蹈矩的一生。和同时代的笛卡尔相比，费马简直像没活过一样。”

无奈之下，我只好请她为我讲述伽罗瓦和哈密顿的逸事（很遗憾，她提到的另外两个名字未免过于冗长，我当时无法复述）。而从图卢兹乘车前往卡斯特尔的路上，我和她聊起了与费马有书信往来的帕斯卡的某个哲学观点：在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赌他存在能得到莫大的好处，而赌他不存在则可能陷入无尽的劫难，因而我们要赌上帝存在。韩采芦认为这个观点也和他的数学研究有关。

结果，此时，当我们离开卡斯特尔的主城、驶向市郊的旅馆时，已经找不到什么能让两个人都提得起兴趣的话题了。我们只是各自看着车窗外的一成不变的景色，假装在沉思着什么。坐在我们前排的同级生华裕可和学妹田牧凛，已经沉沉睡去了。而坐在我们后面的夏逢泽老师和高瑞舆学长，正聊着有关学习外语的话题。

参加此次法国之行的几位与我同校的学生，不久之前都参加了一次国际数学竞赛，并且取得了名次。我不知道韩采芦在其中出了多少力，但从另外几人对她敬畏的态度来看，或许一切都是她的功劳也未可知。竞赛的奖品，就是这次法国之行。因为比赛的创办是为了纪念费马，所以作为奖励的旅行，也以费马一生的行迹为路线。

此行必须由教师带领。夏老师在学校教英文，大学期间还辅修过法语，有能力做翻译。因此学校派她做领队。

至于我，原本绝没有参与的资格，却在办理签证的最后期限前夕被夏老师叫去。她希望我能随行，并将一份责任重大的差事委派给了我：照顾韩采芦的生活——唯有这样，他们才不必担心她客死他乡，从而放心地游玩。之所以会拜托我，大概是因为在学校里我和韩采芦之间的友谊已经成为了传说。

并且，我那份旅费也会由竞赛主办方提供。

即便需要自己负担全部旅费，我也不会拒绝夏老师的这个委托吧？毕竟，我一直都很想为韩采芦做些什么。

去年十月，我叩开了她的寝室门，险些在她的美工刀下丧命，又因为她的一席话受了不小的打击。原本以为，我和她的孽缘会在那晚就结束，未曾想竟然持续到了今天，而且很可能会一直维持下去。回想起来，若非她那天点醒了我，很可能至今我仍徒劳地在推理小说里追求绝对的严密性，而无法意识到推理小说的本质在于其“自由”。后来，她又提出帮我补习数学。在她一周两次的辅导下，我的成绩总算有了起色。我从她那里受益良多，至此终于有了报答的机会。

随着和她交往的深入，我渐渐发现她并不像留给我的第一印象那般危险，实际上是个非常单纯、率真的人。只不过有些时候她表达情感和想法的方式过于直截了当，才会让长期浸染在人情世故里的我们感到异常。

前一段时间，她沉浸在一个数学问题里不能自拔，最终却沮丧地表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研究这个问题的工具，我可能出生得太早了”。那个时候，她扑在我的膝上痛哭了一场。我仿佛觉得她还是个需要我保护的小孩子，尽管，我从不曾学会她专擅的领域里常用的那些符号，反倒更像是个咿呀学语的幼童。

得知我答应了夏老师的请求，韩采芦兴奋地扔下了手里的笔，站起身来，似乎是要扑向我。但见我退后了半步，她似乎也明白了那样做会令我困扰，便重新坐好，将那支笔拾起并盖上了笔帽。

以往的她是不会顾虑这些的，这或许也是一种成长吧。

后来我又带着她去商业街采购旅行需要的东西。在我的劝诱下，她终于同意购置一件合身的睡袍，代替原本被她当作睡衣的白衬衫。之后，我和我的室友陈姝琳一起替她将行李整理装箱。

姝琳一直送我们到机场，临走仍不忘以近乎威胁的口吻向韩采芦嘱咐道：“如果秋槎有个三长两短，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但在登机前的最后一分钟，姝琳还是凑到我耳边叮咛了一句，要我好好照顾韩采芦。

结果，抵达法国之后我才知道，对于我来说，报答韩采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正是她拜托校方允许我参与这次旅行，并替我垫付了旅费。

“像我这样的人，能参加这种需要团队合作的比赛，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我当初还对你做过那么过分的事情……”那个时候她面带微笑，却带着哭腔道出了实情，“所以想跟你一起分享这份奖励。”

对此，我除了苦笑之外又能有怎样的反应呢？

韩采芦的成长已经溢出了我的想象。这自然是值得欣喜的事情。可是，快慰之余，我又不免对此感到不安，继而又因为自己阴暗的居心而懊丧不已：缺乏常识的天才一旦有所成长，我这样平庸的人还有和她交往的资格吗？

此后的这几天，只要空闲，这个疑问句就总会不受控制地涌到我眼前。因此我总是强迫自己去回想以前发生过的事，希望能藉此逃避它。可惜的是，在回忆的尽头处，这个问题又会如幽灵一般闪现，令人猝不及防。

偷偷瞥了一眼坐在我旁边的韩采芦，她此时已经阖上了眼睛，不再看那些一成不变的风景，可是若从呼吸声来判断，她并没有睡着，或许是在思考着什么吧。也许她有着和我一样的苦恼——莫非她也正担忧着，自己一旦变成了一个有常识的人，我便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照顾她？

说到底，人究竟是为了什么才需要朋友呢？只是为了谈论共同的兴趣话题吗？抑或，不过是为了排遣寂寞而已？还是说，人情就像一种债务，起初一方亏欠了另一方，偿还时多付出了一些，又让对方觉得亏欠了自己，结果就这样在亏欠与偿还之间循环往复，两个人就被这种机制捆绑在了一起？

我也厌恶这样自寻烦恼的自己，却无力改掉这种恶习。有时也会自欺欺人地替自己开脱：或许以写作为目标的人需要保持敏感，哪怕变得近乎神经质。但烦恼究竟是烦恼，于己于人都是无益的。此类问题，若是能用计算与量化的方法给出结论便好了……

“秋槎，你怎么皱着眉头呢，这个表情不适合你。有什么烦恼吗？”

不知在什么时候，韩采芦放下了支在车门上的右臂，将头转向了我。

“数学家也会苦恼吗？”

我脱口而出，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失礼的问题，我仿佛是在将数学家描述成一种由钢铁和硅化物构成的机械，而非有血有肉的人类。而这，正是公众对他们经常抱有的一种偏见。于是我赶快修改了自己的问题——

“我是说，数学家也会长时间地沉浸在苦恼之中吗？”

……就像我一样。

“会啊。其实能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就的人，大多比一般人要更敏感才对。所以也更容易想不开呢。你还记得吗，我以前提到过‘哥德尔第一不完全定理’。提出这个定理的哥德尔本人就因为完全不信任他人而死于厌食症。我还可以举出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听了那个人的故事，你或许会对数学家这个群体有新的理解吧。”

我点了点头，等待她继续说下去。

“这位数学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过一个绝妙的猜想，日后由他的友人补充而最终定型。这个猜想讨论的是椭圆曲线与模形式的关系。简单归纳的话，它认为所有有理数域上的椭圆曲线都有其对应的整数系模形式。之后又有一些数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推广。我可以向你解释什么是椭圆曲线，但模形式的概念涉及数论，这是让我也感到头疼的一个领域。这个猜想在四十多年之后才得到了完整的证明。

“抱歉，我好像扯远了。我提到的这个数学家，名叫谷山丰，毕业于东京大学并留校任教。他的事业进展得很顺利，提出这个著名猜想的雏形时还不到三十岁。在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又与人订了婚，还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可是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在家中自杀了。

“自杀前，他留下了一封遗书。可是从中我们没法知道他自杀的确切理由，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关于自杀的原因，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也并非源于什么特定的事件或事态，而只是一种情绪化的产物。'”

“情绪化？”

“嗯，按照遗书的说法，他只是因为‘对将来缺乏信心’就自杀了。”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其实谷山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也知道自己的死可能会给他人带来悲伤或困扰。在遗书的结尾处，他祈求人们能原谅他，并将他的死视为‘最后的任性’。”

尽管不能认同这种做法，但是他的忧虑，我似乎也有过。倘使到了三四点钟还没能睡着，又不忍叫醒熟睡的姝琳，我就会躺在床上自寻烦恼。我总担心，现在自己写不出像样的东西，还可以拿学业紧张为借口，之后又要怎么办呢？毕竟，我也能依稀感觉到，自己可能真的没有才能。那样的话，在高中毕业前就死掉或许会更好呢？当然，第二天清晨被早已换好校服的姝琳摇醒时，我又只会为此类想法感到羞愧。

其实，遗书这种东西，我也写过不止一封，而且写的时候全情投入，浑然忘记了自己根本没有自杀的勇气……

“数学家和一般人并没有区别，诸如绝望、自卑之类的负面情绪，数学家也会有，而且有时会表现得更加强烈。”

“所以，数学家也会感到孤独，对吗？”

“当然。遇到你之前，我就一直……”

说着，韩采芦将脸转向车窗，我将右手搭在她的左手手背上，轻声说了一句，“放心，我会一直和采芦做朋友的。”作为回应，她翻转左手，与我掌心相抵，又将四根手指紧紧地扣在我的手背上，我也顺势扣紧了手指。

在此之后，我们都保持着这样的姿势。

或许是因为羞耻，也一直保持着沉默。

抵达目的地已是日落时分了。旅店隐没在西侧的小丘与密林投下的阴影之中，只有屋顶上的风信鸡还反射着灼人眼目的余晖。太阳缓缓沉落，空中的云团正在褪去色彩。就在我提着行李爬上缓坡、走向旅馆的时候，天空的紫色渐深，沿着最西面的山脊蔓延的一抹金色也变得暗淡了起来，最终化作一道灰黑的轮廓线，仿佛是落满了疲惫的乌鸦——而事实上，鸦群正在我们的头顶上方盘桓不已。

若不算呈三角形突起的阁楼，旅舍是一间砖木结构的二层建筑。建筑表面施有浅灰色的水泥。水泥剥落之处，可以看见红褐色的砖块。建筑整体呈L形，向南（也就是此时我相对它站立的方向）突出的一端是主厅，这一部分几乎是左右对称的，只有开在一层最右侧的正门打破了格局。门窗皆呈拱形，外轮廓由嵌在水泥墙里的大块砖石构成。玻璃窗外设有木质挡板。

住人的房间在更靠北的部分，是一间东西走向的长屋。从我这里可以看到两层各三个房间的门窗。窗子开得很小，门板的上半部分都安装了玻璃。二层的几个房间的阳台连在一起，阳台的地板由木板拼成，颇像古代的栈道，又设有低矮的栏杆。铺着灰瓦的坡顶将整个阳台都荫蔽于其下。

这样的设计不会给偷窥提供便利吗？这样想着，我偷偷瞄了一眼走在前面的高瑞舆学长，他是一行人中唯一的男生。

不过学校里也流布着他和华裕可是恋人的传言。

房间是以抽签的方式分配的，最终我没有和高瑞舆学长分配到一侧。韩采芦住进了西北角的A室，我住在对门的D室。高瑞舆和田牧凛与韩采芦住在同一侧，分别分到了B室与C室。夏逢泽老师住在我旁边的E室。华裕可则不走运地抽到了离厕所最近的F室。

将行李放到各自的房间之后，我们回到主厅用晚餐。

经营旅店的隆多夫妇为我们准备了面包和炸土豆，以及令人望而生畏的鞑靼牛排——简单说就是在一盘牛肉馅上磕一颗生鸡蛋，再将其搅拌均匀。（实际上，包馄饨的时候我家确实会这样调制肉馅。）如此处理可以保存肉质原本的味道和口感，因而即便有染上寄生虫病的隐患，它仍不失为一道名菜。可是，吃这道菜，对于习惯热食的吾国人来说不啻一种酷刑。

最终，在夏逢泽老师的调停下，隆多夫妇同意由我将这些肉馅烹制为日式汉堡肉。

晚餐之后，清楚自身立场的我留下来清洗餐具。韩采芦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也陪我站在主厅的洗手池边。

“秋槎……”

“……嗯？”埋头将洗洁剂涂满餐盘的我，只是最低限度地应和了一声。

“我大概知道该怎样向你解释费马大定理了。”韩采芦一手撑在料理台的边缘，说道，“对于一个数学家，比起生平，更重要的是他的成就才对吧？你已经参观了他出生、工作、去世的地点，现在，来了解一下他的学说吧。”

“我确实也很好奇，你讲给我的那个方程，”x的n次方加y的n次方等于z的n次方，“为什么在n大于2的情况下没有非零整数解。可是，关于它的证明应该相当复杂吧？以我现在的数学知识应该根本不可能理解吧？”

“的确，这个证明涉及了我最害怕的代数几何，对一般人实在太不友善了。”

“代数……几何？”

对于这两个词，任何受过初等教育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为什么它们放在一起出现就能让韩采芦也望而却步，我自然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代数几何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现代数学最热门的一个领域。一个人一旦涉足其中，基本上就无法回头了。所以我现在也只是站在门口观望而已。严格说来，这个学科是由马克斯·诺特在十九世纪末创立的，之后又在意大利流行了一阵。但这个学科成为一门显学，已经是二战之后的事情了，这得益于另外两个学科——代数拓扑和抽象代数——的发展。顺便一提，马克斯·诺特的女儿埃米·诺特在抽象代数领域取得的许多成果，对代数几何学的发展也提供了不小的助益。”她停顿了片刻，继续说道，“现在我们提到代数几何学，一般首先会想到的是战后的奥斯卡·扎里斯基、安德烈·韦伊、亚历山大·格罗森迪克和小平邦彦这些人，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个学科变得愈加丰富、严密，但也更加抽象、艰深。目前，数学领域的重大成果，几乎都离不开代数几何的方法，同时，它也为研究最前沿的理论物理问题提供了可能。”

“那么，这个学科到底研究些什么呢？”

“代数簇。”

“……簇？”

“嗯，簇。”

“采芦，我问你哦。”遇到数学概念，韩采芦总会为我耐心解释一番，即便我到最后还是没法理解。因此，听她这样回答，我就明白了，这个概念绝不像“连续统假设”那样简单易懂。我垂下头、注视着那只洗到一半的咖啡杯，自虐地问道：“如果想涉足这个领域，我需要花多少年的时间来准备呢？”

“一辈子吧。”她笑着说道，“就不要想着分一杯羹了，你可是连什么是微积分都不知道的文学少女啊。”

“所以结论就是，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理解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过程？”

“你知道吗，从费马提出这个猜想开始算起，数学界用了多少年才给出了完整的证明？”

我摇了摇头。

尽管对此有所耳闻，但终究记不住确切的数字。

“三百五十八年。费马在一六三七年将这个猜想批在拉丁文版的《算术》一书上，而这个定理最终得到证明是在一九九五年。你应该能想象，这个证明肯定非常复杂、艰深，否则的话，三百五十八年间应该总有人能给出证明才对。或许存在比它更简单的证明方法，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说不定，你真的永远没法理解它。”显然，她替我感到沮丧，却又打起精神，补了一句，而那才是她真正想告诉我的事情，“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有办法让你理解这个证明的妙处，以你最熟悉的方式。”

以我最熟悉的方式展现数学证明的亮点？

我大概明白她的意思了。

一瞬间，我又回想起了与她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当时她通过类比数学理论，指出了我的作品、乃至所有推理小说都会存在的“缺陷”。

“秋槎，一会儿来一趟我的房间吧，听我讲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推理谜题。这个故事以费马为主角，是我刚刚在车上编出来的，又根据旅馆的构造做了一些修改。我参考了费马大定理的证明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句名言，应该能帮你理解费马的学说。故事的标题你或许已经猜到了——”

是啊，我的确已经猜到了。

既然是类比费马大定理的“推理谜题”，那么标题就只可能是……

“——费马的最后一案（Le dernier problème de Fer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