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亨利·雷马克与比较文学关系研究》即将付梓。我与著者师从孙景尧先生于先后，同门受业，可谓学友连襟。孙师景尧先生已仙游，音容宛在。想当初，临身而受诲，常觉如其侧。容貌音声，依然若晨钟暮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先生兮育我。而今弟子连兵成果新出，开枝散叶。借此机缘，我托情怀于“青鸟”，向吾师景尧先生表示深深的缅怀和“探看”。
言既此，初衷已明。这也许就是连兵向我索取“片字碎语”的原因。因为我对该著作的选题“亨利·雷马克与比较文学关系研究”，尤其是雷马克本人的研究，无甚作为，知之甚少，故难以用透视的眼光审视面前这部学术成果，更无暇将其与比较文学之整体语境和学科领域相联系来思考。略读其著，作者以雷马克和比较文学关系为研究内容，在我看来，尽管我的看法并非全面，至少有三层意思，也是该著作力求达成的目标：一是雷马克的学术活动与观念推动和发展了比较文学；二是雷马克对比较文学及比较文学学科之发展的贡献，既体现在他的学术实践上，也体现在他的学术信念和方法论上；三是雷马克对当今之比较文学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他的跨学科研究意识和实践，对而今的学科融合及比较文学研究向宽度和广度的延伸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认为，此三点与著者“导论”引出的写作脉络基本一致。结合这三点，我择要说一说我初读书稿后引发出的三点启示。
首先，话题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聚集。讨论或学术活动，围绕话题而聚集，意义围绕话题而生发。话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涉及研究对象的描述或研究对象的知识建构。在我看来，学者耕耘其中的学科或领域，既可指构成学科之田野界域，也可指由话语建构或画地为牢且取得共识之文本。用哲学术语讲，则是指对象结构性的本体性存在，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认识来源。而方法论或具体到学科方法论，其实早就在学科对象那里被决定了，此所谓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是说，基于文本展开的思考，其基本的源发认识策略已经在文本中得到了大致的规定和预设制约。文本是观念之载体，更是原著者精神的历史化、时间化和符号化。历史中的文本是原著者精神的物质生成，而研究之再研究或批判之再批判则是原著者从物质符号向当下价值关怀的生成。
因此，本人认为，文本自身决定了阅读文本的基本认知策略。这种基本的认知策略就是：或从对象之整体中看和凸显局部，或从局部和凸显中看整体。但无论如何，话题者需要将自己研究对象转变为话题，并进而把话题主题化。主题化形成之时，对话就此开始。而主题化之形成需要服从若干个参考实体，这些参照实体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个人的认识中。埃德加·莫兰说得好：“我的精神通过我的文化去认识，我的文化也通过我的精神去认识。因此，生产的那些机构既相互生产，又共同生产。认识的生产和认识的产物之间也有某一种复杂的循环统一性，同时，每一个生产机构和被生产机构之间也有着全息摄影的关系，每个机构都包含着其他机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机构都包含着作为整体的全部。”
莫兰的话同样适合用来帮助我们认识一切文学文化现象或整体之人文现象，雷马克自不在其外。同样，“平行研究”或“跨学科研究”之于比较文学，尽管受到“文学”这个类的界域限制或受到该界域已有话语的制约，但只要它属于人的类活动范围，它与人的其他精神生产就是互动联袂的，而认识它们就只有方法论之差异。
其次，意义在对话中产生，并在对话中持续涌现。我基本认同，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学者之间有一个区别：前者需首先说服自己，方能说服社会；后者则需首先说服社会。而这个区别又内含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社会科学学者需首先具有人文初心，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事实。个中道理不需在此赘言。雷马克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重要代表”，又是比较文学重要的“推动者”。这些称呼意味着他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事件性，或谓之他是一个该领域的事件性人物。这也决定了本项成果的本体性研究价值。而围绕“这个事件性”开展比较文学的研究，则决定了本项成果的“事件性依据”。唯有事件性可通过人的阐释或再阐释而绽放出异彩，并凸显学科发展历程中的辉煌和学科存在的部分依据。
更重要的是，事件性可以演变成话题，围绕话题聚集学者以激扬其情思和思辨，从而使意义由中心蔓延至边缘又由边缘进入中心。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文本将作为“理解”的事件临近∙∙言说：“谁进行理解，谁就进入了一个事件，意义通过事件实现自我主张。”达默尔还写道：“充分理解只有在涵摄客体与主体之整体中实现。”依循他的这种理论，原作者与理解者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而文本事件则是“居间点”或“中介”，理解就是“居间点”的聚集。伽达默尔主张理解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既是历史的又是世界的。他明确指出，凡是涉及文本的理解一定会转入诠释领域。他以翻译为例：“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译者如何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他都不可能纯粹地重新唤醒作者大脑中的原始心理过程，而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译者理解文本内容的方式所指导。”
最后，我们注定思考，但我们也注定伴随“谁”而思。走向他者是人类活动的类的规定性，也可以称之为人的基本属性，是人的自我的异化，也是人的自我的肯定，这被称之为否定之否定或否定后的肯定。以此可见，语言言说的振荡发生在它的形式结构中，发生在问与答的逻辑中。他者在对话的场域之中既同一于自我又同一于他者，因为对话的事件性存在是以它的非同一性自我呈现出来的。认清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理解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中给出的比较文学经典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在我看来，该定义之所以经典，就在于雷马克站在文学的中心走向了产生文学的结构性关系，而我在此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上引莫兰的人类精神的共存互动观外），基于人类活动的精神现象是可以互通互照的。雷氏把文学以外的领域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站在他的时代，体现了他的一种恢宏的学术视野和眼光，对今天高唱学科间融合的呼声与实践而言，则是一种推波助澜的积极策励。总之，伴随雷马克而来的思维与学术活动，对目前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将产生新的话语聚集，也将因这本专著的出版而引发“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世界共同体中“他者面目”的存在论关怀和关注。
2018年8月20日
于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