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世纪的两种主义之争与亨利·雷马克的视角

比较文学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迎来了学科发展的又一个高潮，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深远联系。我们可以发现，影响人类社会的所有重大发现、发明和革命性科学发展都是在近一个世纪内相继出现的，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现代医学、无线电、空气动力学等，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它在带给人们便捷生活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以致当时有不少思想家提出用科学强有力的思维方式来检验人类各项事业的口号。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放的两枚原子弹的爆炸，在帮助同盟国取得胜利的同时，也让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充满了足够的信心，仿佛它能帮助人们实现一切梦想，人们也可以凭借科学去解释一切现象，解决一切问题，这种观念在比较文学中的体现就是学科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具体而言，它体现在法国学派注重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并由此带来学科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不过，后来韦勒克在批判法国同行时就认为他们将陈旧与过时的研究方法引入比较文学研究，并拿十九世纪盛行的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以及历史相对主义等研究方法来指导本学科。其具体体现就是以巴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与基亚为代表，重视文学作品之间事实联系，即两国文学之间“贸易交往”的渊源、影响研究。这里的科学主义又有两个维度，其一是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以布吕纳介（Brunetiere）为代表的进化主义派，他们希望找到文学作品在相互影响中的源头或“基因”；其二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政治化，以基亚为代表的沙文主义，其原因是他们认为比较学者很难摆脱那种近200年来一直都在纠缠着学者们的，把政治和文化相互联系起来的梦想，于是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有债原则”盛行于二十世纪初的学科发展第一阶段。

然而，作为研究文学现象的一种视角或方法，与比较文学关系最为直接的还是文学理论，亨利·雷马克曾在强调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时称：“比较文学必须成为任何一种文学理论的主要实验室。”那么，回顾二十世纪文学理论领域的总体走向无疑对理解雷马克比较文学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有其独立发展的一面，不过它也和当时的哲学思潮在思想基础、逻辑起点以及研究方法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朱立元先生认为当代（这里指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可以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并认为二者之间的对立、冲突、共处、交错及吸收所形成的变奏在二十世纪哲学发展中占主导地位。据此，他把西方文论分成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主潮。前者以重视人的个性、个体的瓦莱里、庞德、克罗齐、弗洛伊德等人，以及现象学、存在主义、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和接受主义等流派为代表；后者则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及结构主义等为主体。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女权主义批评等也曾努力把二者综合于一体，其实，这种企图协调与综合主客二分思想的努力在西方一直存在。侯外庐先生就曾有评价：“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硬拉在一起而企图从中发现所谓‘数’的共同规律，是从古代到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大都难于摆脱的思想途径，其中尽管有着自然科学思维的洞察，但其最后完成的理论体系仍不能不陷于唯心主义的泥沼。”可见，企图以自然科学中的“数”来统一二者是不成功的。这种“硬拉”的方式无疑是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强力支配的结果，如何弥合二者之间存在的鸿沟一直是学界的难点。

二十世纪后半期是一个文学理论盛行的时代，在文学理论界也曾有过意在协调二者之间裂痕的两种努力。其一是文学理论界不顾具体情况而竭力去探寻“硬科学”长久以来一直公认却并非没有遭到质疑的那种普遍有效性，也就是说，文学领域主动以自然科学的客观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样，理论就貌似在“客观而不受具体情景制约的思想真空里漂浮”，它好像与批评家的经历和内在结构无关，与他生存的历史文化环境无关。与前者将人文主义科学化不同，第二种努力注重将自然科学人文化，也就是说，它将绝对客观的观点相对化。不管多么含蓄，这种解构主义的策略亦追求普遍适用性，即，一种范式被另一种范式所取代。或者，换种说法，如果将解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解构主义理论自身，我们不会获得任何的可靠性，我们仍在原点。所以，在此情况下，理论无处不在，而具体的文化与环境则至多成了理论的奴婢。

面对这两种趋势，雷马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首先发问，究竟是谁赋予了批评家以超然的豁免权？人们对作家的相关信息有诸多的了解和掌握，然而对批评家却知之甚少。难道他们就是天外来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界存在一种期待，那就是批评家们在进行评价时有超越环境的客观性，批评家在作者面前具有自我透明性。然而，雷氏认为：“要求批评家在进行评价时有着一张婴儿空白心灵般的白板以及他的批评处在真空中的观点都是毫不现实的。”学者们在做评价时，无疑会受到来自地域、种族、宗教、政治、社会、教育和哲学等方面的影响，因而，追求科学主义的客观是不现实的。其次，在如何对来自不同文化作品进行批评的时候，他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那就是“比较批评”。他心中的“比较批评”是“文学作品研究方法的比较和相互关系研究，人们用这种研究方法来分析、阐释和评价源自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他在这里强调用多元的视野来研究文学，同时，要达此目的，必须对人们的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性研究。雷氏认为即便是在专业期刊中，人们对比较批评也较少涉足，即使有，学者们也仅仅将其视为批评类型的代名词。对于比较批评，约瑟夫·斯特卡（Joseph Strelka）认为它是“比较方法、比较观念和批评中形成的思想的广阔试验场，它批判性地比较在一国内和国际上演进中形成的诸多方法”，这里虽然强调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可遗憾的是，雷马克认为斯特卡本人却未能在实践中贯彻这样的思想。尤为困难的是，面对源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文学理论，人们能否以客观的态度去对待便成为问题的关键。在西方批评史上，据韦勒克考证，在十八世纪后期，全球各个民族批评传统都明显与它们所在国的政治体制及历史传统息息相关，而不是所谓的客观公正对待。例如，德国之所以反对法国新古典主义，就是出于爱国主义，同时，对那些在文学和文化上的亲法人士，德国也深恶痛绝。到了十九世纪中期，韦勒克甚至认为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是影响文学批评的重要外在因素。文学批评领域成为各国之间相互讥讽和讪笑的场所。英国散文家锡德尼·史密斯于1820年充满嘲讽地问道：“环球四方，何人去读一本美国书？”这样的情绪很有典型性，使得当时美国批评界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和英国操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同时，政治上的独立和宗教上的分歧使得他们不得不和过去道别。另一方面，就欧洲大陆泛滥的民族主义所依凭的源头而言，美国都不具备。正如霍桑所坦承的，美国是“一个没有阴影，没有古风，没有奥秘，没有刻画生动而又令人沮丧的不义之都，只有光天化日之下，触目可见的一片繁荣气象”。其间那种对历史的复杂情节溢于言表，也为日后美国学术界出现雷马克所批判的“只注重今天和明天，不重视昨天”的心态埋下了伏笔。面对诸如史密斯等人的非难，正如上文霍桑言论中所透露的，美国也出现了乐观主义情结，批评家们寄希望于未来，希望在新大陆随着自由、民主与和平等思想的传播，能够在文学上出现与欧洲抗衡的“繁荣气象”和鼎盛时代。为促使这一天的早日到来，美国人开始将目光转向欧洲大陆，尤其自一八一五年之后，焦点对准德国，这无疑是对他们起初一心倚傍英国的反拨。此后，德国浪漫主义、德国历史学派，以及穿上德国外衣和法国外衣的英国思想都一并进入美国。这使得主观上企图摆脱英国影响的美国不但成为各民族聚居的“大熔炉”，也成为各派思想交汇的重镇。于此，朗费罗于一八四九年预言道：“正如各个民族的血液和我们本身的渐渐交融一样，他们的思想感情，最终也将融入我们的文学。我们将吸收德国人的温柔、西班牙人的激情、法国人的活泼，使之逐步和我们英国式的稳健头脑融合起来。如此一来，我们的文学便将具有普遍意义，而这正是我们所孳孳以求的。”当日的美国为抵制对英国的依赖而将目光向外转，来自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文艺思想使得美国文学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普遍意义”，企图通过追求“普遍意义”的方式来寻求科学性。但是，这种将目光局限于欧洲的做法也使得其自身成为比较批评发展史上的一个过渡阶段，它将注定是衔接欧洲各国的一个小“熔炉”。他们对东方文学思想的漠视态度注定使其成为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名言的一个注脚：“除了以他们的两眼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这种思维和行动上的局限直到二十世纪末才有所改观。

1989年，雷马克应邀到印度进行了为期六个星期的教学和讲学工作。之后，在为钱德拉·默罕（Chandra Mohan）主编的《当前比较文学方法面面观》（Aspect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urrent Approaches）所作的序中，雷马克这样说道：“在我从芝加哥大学以论文《司汤达在德国的百年批评史（1817—1918）》获得博士学位四十年后，我才首次踏上亚洲大陆。这种滞后反映出西方经典比较文学家中普遍存在的对非西方的艰难而缓慢的认可，这并不是建立在缺乏善意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其道出了西方主流比较文学家沿袭下来对欧洲以外语言、文学与思想的态度。现实的距离、文化的距离和心理的距离让那些资深西方比较文学家从头开始去掌握一门亚洲或非洲语言是不大现实的。这点艾田伯早就有所认识，在他看来，由于这些英国人和法国人所使用的语言在之前的历史上几乎已经是世界性的语言，所以，与中欧和斯拉夫地区的同行不同，他们根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动机去学习外语。他们在语言方面的先天优越感成为其进行不同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一大障碍。面对这样无奈的现实，雷马克只希望他们可以对新的文化和比较方法持开放的态度。尤其在对待东方文学时，假如有法国学者要进行欧洲发现日本对启蒙时期自由思想形成所起作用这样的研究，可他们对汉语和日语都一窍不通的这一事实使其成为一种妄想，艾田伯便认为这不应该成为常态，也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面对此种问题，他的策略是：“凡是为了获得国家博士学位而愿意同我一起工作的学生，我要求……几个学生学习汉语，几个学习日语，几个学习土耳其语，还有几个学习斯拉夫语，我还想让几个学生学习芬兰—乌戈尔语。这样就可以准备一支比较学者的队伍，过十至十五年，他们就可以组成与我设想的比较文学的未来相称的学院。”这对那些具有语言优越感的研究者来说是一种远景和愿景，也不失为比较文学的一种教学模式。

在对东方语言文学关注的这一点上，艾田伯和雷马克是一致的，可对于后者而言，他不仅在理论上对东方进行观照，同时也在实践中认识东方，和东方进行对话。这样的实践带给他也是观念的更新。前者在进行理论反思：“如果没有读过‘Hizakurige'——即便是英译本，或者《西游记》——即便是法译本，或者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即便是德译本，哪一个欧洲人敢于对整个小说发表意见？”这无疑是对比较文学界中盛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无情鞭挞。而后者则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总结出他在印度教学和讲学工作“代表了我所体验到的异域文化中最戏剧性和最丰富的一面。它同时也让我相信，目前全世界的比较文学发展演进没有比印度（和中国）更充满活力与建设性的地方了”。如果说艾田伯明确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雷马克则通过自己“踏上亚洲大陆”的行动，打破了欧美对东方的忽略和向壁虚构，并对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比较文学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评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雷马克是最早发现和承认亚洲比较文学的西方比较文学家之一。尤为重要的是，在发现亚洲比较文学的过程中，雷马克和韦勒克、艾田伯等一道，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走向科学主义的趋势提出了质疑和否定。雷氏的结论是：“经过客观的分析，任何批评都要历经文化的塑造，即便不是由其决定的话，……我们永远都无法成为一门科学，也不想成为一门科学。”从而为这场比较文学中持久的关于科学主义的论争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