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中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晚、稀、少为基本要求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转变为独生子女政策。20世纪80年代后期，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生育政策出现多元化状态：在城市地区和江苏、四川、重庆的农村地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其他多数农村地区实行第一个是女孩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个别地区，如西藏农牧民没有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1]。在生育政策的强有力的干预下，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实现了快速的人口转变，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的人口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的人口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在改变中国人口的基本结构与发展态势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自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已形成了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据推算，中国累计独生子女人数已达到0.8 亿—1.2亿[2]。城市独生子女作为中国独生子女人口的主体，其家庭不仅是城镇地区家庭的主要形态，也成为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代际关系一直是家庭人口学关注的重点。家庭代际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涉及生活扶助、养老赡养、财产安排与继承等。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包含代际成员之间复杂的生活、生存互助行为和精神需求，包括义务关系、责任关系、权利关系、交换关系和亲情关系[3]。其中，义务关系和权利关系受到法律制约；责任关系受惯习维护，法律对其也有一定约束；交换关系以亲子之间经济、日常生活等需求方面的互助为表现形式；亲情关系以彼此关爱、探视等为特征，多数时期较少受外部制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义务、责任内化后的结果[4]。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受家庭中子女的数量与子女性别构成的影响，多子女家庭中，儿子和女儿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和功能存在明显差异[5]，独生子女家庭中仅有男孩或女孩这一单一性别子女，亲子代际功能关系所表现出的特征，以及受子女性别影响而形成的代际功能关系差异需要深入分析。而自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至今，出生于1980年前后的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已成年，进入社会，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独生子女个人或其小家庭与其父母间发生着多样的代际互动，这些互动为研究独生子女家庭亲子代际功能关系状况及特征提供了可能。
家庭中亲子财富的流动与转移是家庭代际关系的具体体现，亲子财富流转分析是认识家庭代际功能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财富流动理论的产生源于对人口转变模式的研究。中国在20世纪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最终导致人口经济负担从少儿人口转变为老年人口，这也促使国内较多学者关注养老问题，将家庭财富流转用于分析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6]。依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夫妻婚后生育子女，养育未成年子女，随着子女的成年、结婚，直至父母步入老年，亲子两代所拥有的资源、承担的角色、责任与义务会发生转变。相应地，家庭中亲子两代财富流转的方向、数量也会发生改变，仅关注中青年子女与老年父母间的财富流转，难以揭示子女成长过程中亲子财富流转的总体状况，以及相应财富流转对子女、父母，以及家庭产生的结果与影响。由生命历程理论可知，在个体的教育、就业、结婚和生育等重要生命事件中个体的角色地位不同[7]，亲子财富流转的内容和方式也各异。家庭教育资源的分配决策决定着家庭的兴衰，也决定着代际流动[8]。子女成长过程中不同生命事件中亲子的财富流动与转移作为家庭资源在成员中的福利分配，不仅影响着子女的成长与发展，也影响着父母的养老方式、养老资源与养老质量。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系统分析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这一特定群体成长过程中教育、就业、结婚等事件中亲子财富流转的状况及结果，以及老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中的亲子代际往来，将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历程、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状况与预期。同时，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又是城市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城市独生子女家庭亲子财富流转的研究，也将有助于认识和把握城市家庭代际功能的整体状况与发展趋势。
研究表明，在中国，国家政策和社会变迁会改变并塑造个体的生命历程，对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产生持续性的影响[9]。中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教育、就业、住房、户籍、社会养老保障等各项制度的变迁不仅在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在微观层面上影响着家庭结构与家庭财富的获得，进而使民众的生存方式、家庭代际功能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经济方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指引下，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减员增效，雇员数量大幅度减少，工资支付体制日趋市场化，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内部差距扩大；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国有部门的职工工资高于非国有部门[10]。随着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下岗职工在再就业与工资收入上处于明显的劣势[11]。就业市场引致的收入差异也带来了城市家庭间收入的差异，以及相应子女养育、教育等资源的不同。教育方面，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高等学校“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的自费生，学生应缴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1989年国家教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从政策上肯定了高等教育应该实行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制度，并从该年开始，对新入学的本专科学生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1997年开始全面实行收取学费制度；2000年进一步完善了有关政策，调整了收费标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在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支出；但在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后，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压力陡增。在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一改过去“包分配”和“包当干部”的传统模式，经过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等阶段，初步建立起“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毕业生就业新机制。至此，子女的就业也开始成为父母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又一重要事件。另外，1994年城镇开始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1999年开始在全国全面实行住房市场化政策。虽然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大多已依靠福利分房及后续住房货币化改革解决了家庭住房问题，但独生子女购买住房作为其婚嫁安居中的大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独生子女家庭亲子两代的经济负担。另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逐渐扩大，户籍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降低，城镇人口跨区域就业增多，也加快了亲子两代的居住分离；城镇地区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城镇居民在退休或年老后均能取得一定的退休金或养老金收入，为老年城镇居民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这些均无疑会对老年父母与子女间的财富流转的数量与方向产生影响，进而对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与养老意愿产生影响。
自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口学、体育学等学科角度对独生子女问题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归为两种视角：一种视角为把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独生子女的个体特征、社会化、社会适应等问题；另一种视角是把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变量，探讨独生子女现象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12]。虽然不乏有关独生子女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但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关注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父母生命历程中的教育、就业、婚育、养老等重要事件，对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亲子财富流转的系统性研究尚比较缺乏。本书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利用2015年五省（市）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状况调查数据，对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教育、就业、婚嫁、育儿和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等生命事件中的亲子财富流转进行系统分析。本书的研究结果对于认识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丰富家庭人口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虽然2014年1—6月全国各省陆续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早期自愿或遵照计划生育政策仅生育一孩的独生子女家庭、未来自愿生育一孩的少子女家庭还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本书分析独生子女家庭亲子财富流转状况，以及由此给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父母带来的结果及影响，揭示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代际功能关系的现状、特征及发展趋势，也将为应对少子女家庭中子女社会化、老年父母养老等问题，制定促进个体与家庭和谐发展的公共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对促进家庭发展、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