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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特性鲜明、生存困难的社会群体，残疾人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过程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之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社会公正和社会文明的程度。本章主要对为什么要选取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的这个议题，其价值和意义在哪里，选题的依据又有哪些等问题进行系统性的阐明。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作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残疾人因其身体缺陷以及功能障碍的制约，与四肢健全、身体健康的人相比，在社会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其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困境。因长期二元体制的深远影响，我国农村残疾人可谓是各类群体里“弱势”中的“弱势”者，有不少农村残疾人至今仍然无法真正融入社会，其生活十分艰难，更有少数者甚至处于无人照料的凄凉境地。因此，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新时代，非常有必要加强对农村残疾人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农村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相关研究。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时也提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将进一步发展残疾人事业，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以及扶贫工作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探索历程，已初步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的道路，为我国残疾人事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8月颁布的《“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国发〔2016〕 47号）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残疾人的民生改善，推动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十二五”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残疾人生存、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十二五”时期，588万农村贫困残疾人脱贫，950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得到生活补贴或护理补贴。残疾人就业稳中向好，收入增长较快。1000多万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持续提高，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不断拓展，无障碍环境建设过程推进加快。人道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扶残助残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残疾人社会参与日益广泛，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残疾人自强自立、自强不息的典型，越来越多的残疾人的人生和事业梦想得以实现。

目前，我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残疾人、近200万城镇残疾人生活十分困难，残疾人就业还不够充分，城乡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与社会平均水平差距仍然较大。康复、教育、托养等基本公共服务还不能满足残疾人的需求，残疾人事业城乡区域发展还很不平衡，基层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非常薄弱，专业服务人才相当匮乏。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还面临不少现实困难与障碍。整体上看，残疾人群体仍然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中之难、困中之困，也是重中之重。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残疾人既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受益者，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没有残疾人的小康，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十三五”时期，必须补上残疾人事业的“短板”，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尽快缩小残疾人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让残疾人和全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曾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都是一种风险社会。随着工业化发展，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人类社会逐渐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后，过去依靠家庭、地方性社区、慈善组织以及教会提供社会救助、分担风险的模式的存在空间日益压缩甚至开始瓦解。于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成型的现代民族国家便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风险控制、风险管理的重任，这当然也可以视为现代性的一种体现。以民族国家为边界所进行的空前而积极的社会动员对于传统社会救济、风险救助领域的影响，便是因为行政技术和监控技术的发展，使得对于社会弱者和经济贫困者进行照顾的义务和责任，逐渐从家庭、亲属单元及其所在社区转向集中化组织的福利国家，由此导致了广泛的整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医疗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和人口管理制度的产生。于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社会风险管理、控制机制逐渐形成并日益发展。应该说，经济发达的西方许多国家都为残疾人保障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并且伴随着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国家也为残疾人的出行、日常生活以及残疾人的康复、就业、教育、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比较好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

而我国对于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近十几年才有所提升，但学界依然对残疾人没有进行具体划分，研究大多是一概而论，而不同地区的残疾人具有不同的特质，因此，对于中国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研究，必将对国内残疾人的理论体系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本书以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时代背景，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时间窗口，以数据统计为基础，系统梳理近5年来中国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之处，并以乡村振兴的三阶段为参照，就农村残疾人的出行、日常生活及就业、教育、康复、发展等提出其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阶段目标，然后从政府、社会、家庭等多维视角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中国的医疗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和人口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具有理论指导价值。

（二）现实意义

近些年来，特别是21世纪开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以人为本执政理念推进的深化，各项残疾人事业，当然也包括农村残疾人事业随之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也正在变得日益完善。然而，因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限，农村残疾人在基本生活、养老、医疗、教育、康复、就业、观念等问题缺失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其社会保障项目依然不全面、覆盖面仍然比较窄、保障水平也比较低，导致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亟须完善。因而，本书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农村残疾人发展。尽管残疾人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日益改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残疾人事业发展在城乡、区域之间还不平衡，数量众多的农村残疾人生活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农村贫困残疾人，他们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社会上最无助、最困难的群体，亟须全社会的关心与关爱。本书旨在通过社会保障的完善，为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加快农村残疾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步伐，提高其生活水平，从而促进农村残疾人发展。

第二，指导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本书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系统梳理近5年来中国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之处，并以乡村振兴的三阶段为参照，就农村残疾人的出行、日常生活及就业、教育、康复、发展等提出其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阶段目标，然后从政府、社会、家庭等多维视角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有利于社会各界认清当前我国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现实并把握未来建设的方向，进而指导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第三，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人力资本。众所周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破解乡村人才“瓶颈”的严重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农村残疾人通过康复、教育、职业培训等途径，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同样能在相应的岗位上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人力资本。

第二节文献综述

自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之后，国内众多学者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了对残疾人相关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在“十二五”时期，国内残疾人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深度的不断推进、研究广度的不断拓展，还表现在研究视角的不断创新方面。这种可喜的研究局面为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的理论体系建设和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重要借鉴，对推动中国残疾人事业大发展、改善残疾人生存状况、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等具有重要意义。总体上看，国内外学者对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展开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部分，即残疾人总体发展态势、我国农村残疾人特殊性问题和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残疾人总体发展态势的研究又包括我国残疾人的研究和国外残疾人研究两方面的内容。残疾人社会保障研究又涉及诸多社会保障具体内容的研究，如残疾人社会保障的供需研究、残疾人医疗保障、残疾人康复服务保障、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教育保障、残疾人职业培训保障、残疾人养老保障以及残疾人出行保障等。

一残疾人总体发展态势研究

对残疾人总体发展态势特征的研究，是确定残疾人口现状、分析不同残疾人群以及制定残疾人事业发展政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据。国内对残疾人总体发展态势特征的研究主要围绕第一次、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而展开，既有人口学理论框架之下的残疾人口的发展状况、残疾人口数量的预测，也有残疾人口理论的建言立说。

（一）中国残疾人口的研究

俞立飏（2018）指出，我国残疾人人口规模相当庞大、数量众多，目前总共约有9511万人；其中约有2507万各类残疾人在城镇生活和工作，在残疾人总人口中占比约为26.4%；还有约7004万残疾人在农村地区生活和工作，占比约为73.6%。这是对我国城乡残疾人口数量比较新的预测。[1]

以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王瑞梓等（1990）对中国残疾人口的现状与主要特点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总结概述：一是中国人口的残疾率为4.9%，比例并不是很大。二是残疾人口在地区分布上具有不平衡性，特别是城乡残疾率具有显著的差异，农村明显高于城市。三是尽管残疾人的性别比方面基本保持了平衡，总的残疾率方面男女大体差不多，但如果具体到不同类型的残疾人，则在性别方面存在非常悬殊的差异。四是从年龄上看，残疾人的年龄构成整体方面已经具有老年型特征。五是残疾人群体具有文化程度低、就业率低、未婚率低而离婚率高、生活水平低下、居住条件艰苦、被歧视现象严重等特征。[2]

王金营等（2009）利用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有关数据对分年龄的残疾发生风险率和累计残疾发生概率以及残疾发生的年龄规律进行了估算，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在中国人口中，残疾发生风险率在婴幼儿时期比较高，在6—59岁年龄段的残疾发生风险率相对较低，但从60岁开始风险大幅增加。第二，在婴幼儿时期累计残疾发生概率增长较快，但从7 岁以后累计残疾发生概率开始缓慢增长，到20岁时累计残疾发生概率为49.33‰（此时尚低于平均水平），到50岁达到86.79‰（略微超过平均水平），但在50岁以后，累计残疾发生概率直线上升、大幅增加，80 岁时已经达576‰，也就是80 岁的人有超过半数者可能会致残。第三，按照当时的出生预期寿命计算（人均73.48岁），残疾人平均有7.79 年是在残疾状态下度过的，这个状态占73.48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10.6%。第四，与各方面都健全的人相比较，残疾人的平均寿命普遍相对较短。第五，残疾余年越长，残疾人的照料需求就越大，不能自主生活而需要照料的时间也就越长。[3]

田宝等（2007）通过对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比较与分析得出的结论为：与1987 年全国第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相比较，第二次全国抽样调查中我国残疾人口总量增加，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肢体残疾人数大幅增加，而智力残疾人数相对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肢体残疾者为2412万人，占比高达29.07%；智力残疾者为554万人，占比为6.68%。[4]

对此，孟鑫（2008）提出，残疾人口数的变化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具有内在关系。1987 年时我国60 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为8.5%，而2005年时该比例已经达到11%，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残疾人口尤其是老年残疾人口必然会持续增长；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残疾人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老年残疾人口的增长上；2006年60岁及以上的残疾人口约为4416 万人，绝对数量上比1987年增加了2365万人，占比超过新增残疾人总数的3/4，其主要原因还是人口总数在此时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从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老龄化对残疾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毕竟老年人的致残风险明显大于年轻人；从两次抽样调查老年残疾人口的对比可知，老年残疾人口占残疾人口的比例从1987年的39.72%上升到了2006年的52.80%，增幅高达13.08%，这实际上表明农村人口的致残风险明显要高于城镇人口。[5]

张钧（2013）基于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中的持证残疾人以及基于该库开展的全国残疾人康复需求调查和农村贫困残疾人状况摸底调查数据对我国残疾人的各类分布进行了分析，其结论表明：持证残疾人中以劳动年龄段的人口为主要组成，男性、中轻度、肢体残疾人各占到六成，农业户口者占比约为75%，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在康复需求方面，31.9%的残疾人具有康复医疗的需求，30.9%具有功能训练的需求，91.9%的残疾人具有辅助器具的需求。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中有82.4%的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贫困标准，33.3%为老、残一体，还有7.1%的比例更为严重，即一户多残。50.3%的农村贫困残疾人是因病致贫，其中又有很大部分是因贫而难以康复。41.1%的农村贫困残疾人已经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畴，最基本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保障。33.6%的农村贫困残疾人接受过生活救助，14.2%接受过医疗救助，26.1%接受了其他方面的救助，接受过救助的残疾人比例虽然不是很大，但毕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6]

（二）国外残疾人口的研究

因不同国家制定的残疾标准存在差异，不同的国家残疾人口统计的标准也就并不相同，这也正是发达国家的残疾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所在，因为发达国家的残疾标准比发展中国家要宽泛得多。有研究指出，目前全球大约有6.5亿残疾人，该数量是世界总人口的1/10，但残疾人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情况存在严重不均衡，在发展中国家贫穷人口中，残疾人口比例甚至超过20%，也就是5个人中就有1个以上是残疾人。

Stein（2000）指出，美国约有4970 万人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或者身体残疾（当然，美国对于残疾的定义要比中国广泛），其中大约有2150万人处在工作年龄段（反过来看，那时美国残疾人的老龄化特征并不是特别明显），而且这些数字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其原因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帮助那些在早年就患有残疾的人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他们将陆续进入工作年龄段。[7]

Catherine等（2005）对美国50 个州的103 个大城市的2001 年BRFSS（Behavioral Risk Factor Surveillance System,2001）数据进行分层分析后提出，美国的州残疾率在10.5%—25.9%，大城市的残疾率在10.2%—27.1%，在美国，东北部、中西部以及南部地区的残疾率大体一致，但西部地区的残疾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8]，这实际上表明，美国的残疾人口在地区上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目前大约有1000万残疾人，其中750万为严重残疾者。尽管如此，德国仍有约150万残疾人活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约占总劳动力的5%，且比例还在逐年上升。法国目前拥有约6386万人口，残疾人约占总人口的11%。英国现有各类残疾人约980万，其中约有700万人处在就业年龄段。根据英国统计部门的数据，英国的残疾人中只有3%是先天性残疾，大部分残疾人都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致残的。印度政府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印度有超过2100万的人口为残疾人，约占其总人口比例的2.1%。俄罗斯有将近1000万残疾人，约占其总人口的11%。

总体上看，因为缺少一个国际公认的标准，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统计口径不一致甚至差别很大，残疾人口的数量可比性不强。但有一点是比较具有一致性的，那就是国内外的研究对残疾人口发展趋势及其社会关注具有一致性，即残疾人口的增长以及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执政者必须想办法解决残疾人及其衍生问题。

二我国农村残疾人异质性研究

2017年12月2日至3日，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复旦大学共同主办、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第十一届残疾人事业发展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这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首次举办的残疾人事业发展高级别论坛，论坛上有诸多国内专家对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会议上，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会长程凯回顾和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其内容主要有：一是党和国家肯定了残疾人的价值以及对待残疾人应有的态度；二是对残疾人事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地位予以了明确；三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重点工作目标进行了突出强调；四是对残疾人自强不息以及社会各界助残的时代价值予以了充分肯定和赞扬；五是肯定了残疾人平等权益保障、残疾人融合发展促进的国际共识与国际一致行动；六是要求残联发扬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优良传统，把注意力多放在困难群众身上，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的重要体现，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为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活，增进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为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理论与实践研究指明了方向。[9]

在中国，因阶级特色极其鲜明的户籍制度的深远影响，农民长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属于农民群体中的农村残疾人，因身体的缺陷就更具有了双重的弱势，于是，农村残疾人家庭承受力就变得极端脆弱性，社会网络资源也就极其稀缺。农村残疾人的收入通常比较低，经济来源非常有限，但其必需的支出却比较大。有统计数据表明，超过70%的残疾人在经济上感觉困难或者特别困难，只有26.2%的残疾人感觉大体够用。在残疾人及其家庭的日常支出中，食物、看病、穿衣依次排在前三位，这三项显然是人的生存中最基本的支出。与此同时，在医疗支出方面，残疾人家庭的支出却比正常家庭要高出3—5倍；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政府就更加有必要在农村残疾人的社会支持体系中扮演主导力量的角色，发挥主导作用，优化制度供给，强化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包括教育、康复和扶贫在内的扶残助残工作[10]，合力促进农村残疾人事业发展。

即使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农村残疾人仍有可能受到报销金额的限制而害怕治疗，“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成为了部分农村残疾人对待疾病的真实写照，既令人心酸又让人感到无奈。当然，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农村残疾人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之外，看病治疗又增加了另外一道保险，这对深陷贫困陷阱之中且不幸患上了大病的农村残疾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让其重新看到了生存的希望。[11]

和城市地区的残疾人相比，中国农村残疾人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通常比较少，就业率也相对低下，因而，农村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城镇。理论上讲，达到退休年龄的农村残疾人可能会有退休金、保险收入、财产性收入、家庭与其他成员供养以及社会救助等其他收入来源。然而，真实情况是，在农村有88.09%的残疾人是依靠家庭和其他成员供养，仅有11.01%的比例是靠其他方式获取收入以维持基本生活。而在城市地区，有接近1/2 的老龄残疾人可以领取不同形式的退休金，经济来源比较稳定，而大多数农村残疾人则根本不具备领取退休金的起码资格。[12]

因我国农村残疾人数量庞大、残疾类型结构复杂、受教育程度偏低且普遍缺乏技能，尽管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想方设法扶持农村残疾人，帮助其尽快摆脱贫困，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目前农村残疾人仍是我国贫困人口中贫困程度最深的群体。[13]

三残疾人社会保障研究

因农村残疾人的双重弱势性，有关农村残疾人的研究首先就自然会围绕其社会保障而展开。总体上看，有关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研究，主要包括社会保障供给与需求的研究、医疗保障与康复服务的研究、养老保障的研究、教育保障的研究、就业保障的研究等。

（一）残疾人总体社会保障的研究

范会芳（2011）提出，农村残疾人群体具有不同于正常人群的“双重身份”，因而应根据其特点建构“普惠 +特惠”型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因为新农合、新农保等“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因残疾人的弱势特征或者说是深度贫困而对其实际保障功能显得杯水车薪，而专门针对农村残疾人群体的“特惠”型保障制度却又因缺乏实质性内容或者说是保障力度过小、保障面过窄而对其保障作用也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依然既依赖于“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普及，同时也有赖于具有可操作性、力度较大、覆盖面较广的“特惠”措施的及时出台。[14]

许琳等（2011）认为，我国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仍然存在供给与需求矛盾突出、保障覆盖面比较窄、城乡差距非常大、保障水平相当低、一些特殊需求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特殊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等突出问题。制度上的缺漏导致了我国农村残疾人及其家庭生活水平与质量显著地落后于全国水平。这些问题不仅反映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同时也彰显了城乡居民在享受基本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客观事实。在经济不断增长和经济总量不断扩张的环境下，因对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理念的忽视，中国农民阶层在社会地位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同样是因为对“平等、参与、共享”理念的忽略，农村残疾人更是处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最不利的位置上。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社会保障的不均等，实际上直接损害了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一种严重制约。[15]

张超等（2014）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养老保险方面，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残疾人的年龄和家庭人均收入，然后是家庭残疾人口数，其可能的原因是年龄越大的残疾人因面临养老问题迫在眉睫、近在眼前，也就越想参加养老保险，为晚年生活提供保障。家庭人均收入较高的残疾人，因为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同时也希望参加养老保险以增加晚年生活的安全系数，其参保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家庭残疾人口数越多，家庭无疑就更加困难，靠家庭的力量根本无法养老，从而越有可能参加养老保险。就业状况对残疾人工伤保险的影响最为显著，只有残疾人处在就业状态下，才可能会有参加工伤保险的需求，因为在残疾人看来，没有工作也就不会存在“工伤”这一说法；残疾人的性别与残疾等级对其社会保障需求的影响均不显著。[16]

有研究指出，截至2016 年年底，中国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已经达到 2370.6 万，残疾人的整体参保率为79.0%，其中有269.4万非重度残疾人享受了全额或部分代缴养老保险费的优惠政策。总体上看，我国城乡社会养老保险所覆盖的农村残疾人群体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绝大部分城乡残疾人得到了一定的社会保障。与此同时，我国残疾人托养服务事业也在逐步发展，有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的数量已经达到6740 个，较同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些机构共为20.4 万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数量达到了83.8万人。[17]

为保障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方面应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支持。特别是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和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践行，随着城乡发展差距的日益缩小，城乡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也应纳入城乡统筹的进程之中。不仅如此，还要从管理机制入手，改变残疾人社会保障运行中的烦琐程序，在不破坏体系正常运作的前提下，将其简单化、明了化。同时，还有必要加强对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监督机制的建设，这不仅要求监管部门加强对社会保障制度执行部门的监督力度，强化体制内监督，同时也要求非政府组织、各类媒体、其他社会公众发挥监督的职能，强化体制外监督，通过凝聚体制内外的监督力量，将不透明、不合规甚至违法违规的行为一律扼杀在萌芽之中。[18]

劳伦·格里菲斯（Lauren Griffiths）（2010）提出，政府要通过公共财政支出加大对公立高校财政支持，为其针对残疾人设计个性化的培养计划提供保障（保障不只是针对残疾人本身，也包括为残疾人提供教育的教师），他还提出了残疾人人力资源发展计划的“六阶段三方伙伴协作模式”，并以如何培养残疾护士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19] 总体上看，其“六阶段三方伙伴协作模式”尽管在现实中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但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二）残疾人医疗保障与康复服务的研究

有关残疾人医疗保障与康复服务的研究，必然会涉及残疾人的残疾情况。严妮（2015）的4360 个样本的调查结果表明：残疾人以男性居多，约占调查样本总数的65%；年龄层次上0—14岁所占比例较少，中年占比为59.7%，老年占比为25.4%；残疾类别以肢体残疾者最多，其占比超过调查样本总数的65%（该数值相对大多数的其他研究者的调查结果来说偏高不少），且“一人多残”和“一户多残”的情况较为严重；重度残疾（也就是一级残疾和二级残疾）占调查样本总数的35.2%；同时有7.8%的残疾人的残疾级别没有经过权威部门鉴定（未持证）；农村残疾人致残原因排前三位的是先天性致残（其占比为36%）、非传染性疾病致残（其占比为29.4%）以及车祸引起的残疾（其占比为10.9%）。[20]

有研究指出，中国残疾人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很多。以2010 年为例，该年城镇残疾人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1333.9 元，该金额是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1.56 倍；同期，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602元，该金额是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2.09倍。城镇残疾人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比重的20.3%，比城镇居民平均水平高出13.3%；同期，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14.9%，比农村居民平均水平高出7.7%。[21] 从上述数据不难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均医疗保健负担均要远远高于正常家庭的负担，不少农村残疾人家庭也许一辈子都在为医疗保健支出努力。

关于医疗保险的参与问题，有研究指出，2013年我国有93.7%的16岁及以上的城镇残疾人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97.1%的农村残疾人加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者的参保率都是比较高的；但从城乡对比的角度来看，农村残疾人的医疗保险参保率要低于城市，低3.4个百分点；从不同区域的角度看，欠发达地区农村残疾人的参保率明显比发达地区要低，且依然有一部分残疾人未参加任何类型的基本医疗保险，而这一部分残疾人通常都是深度贫困者；而且，农村残疾人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也普遍不高，主要表现在提供的保障项目较少，离残疾人的实际需求有比较大的差别等方面。[22]

残疾人因为有残疾的特征与局限，在医疗保障方面就必然有着与正常人不同的需求，如康复需求、器具配备需求、精神病防治的长期需求等。要满足这些特殊的医疗与康复需求，就需要残疾人医疗保障制度兼具普惠与特惠相结合的特征，也就是要将一般性制度安排与残疾人医疗保障的专项制度安排有效结合起来，基于差异原则以达成制度的最终目标。然而，从表面上看，同普通人一样，残疾人也拥有医疗保障的权利，看起来机会似乎是均等的。但在城镇中，残疾人得到的医疗保障通常和就业与否以及就业单位效益密切相关，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残疾人就业率本来就很低，因而能享受医疗保障的残疾人也就极其有限了。至于农村残疾人，通常因为贫困而没有资金参加新农合，即使参加了，也因为新农合旨在解决大病统筹问题，这一制度目标也使残疾人无法从中获得更多的支持与保障。统计数据显示，尽管近年来我国残疾人康复服务覆盖率在不断上升，2013 年、2014 年分别有746.8万和751.5万残疾人借助重点康复工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康复，但重点康复工程的受益者毕竟只有少数，目前，我国的康复服务整体水平还远远无法满足残疾人的实际需求，有杯水车薪之感。[23]

朱奎安等（2017）对乌鲁木齐县195名农村残疾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3.8%的调查样本对县级医疗的救助政策感到满意，11.8%的调查样本则认为医疗救助政策一般，分别有19.9%和14.0%的调查样本对医疗救助政策感到比较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调查样本对现行的医疗救助内容表示满意的仅有29.6%，有36.0%的调查样本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大病救援持一般态度，超过30%的调查样本对医疗救助的内容感到非常不满意，有43.0%的调查样本对医疗救助方式表示满意，其原因是在生病就医时能享受到保障性的医疗救助；23.7%的调查样本对医疗救助方式持中立态度；有22.6%的调查样本对医疗救助方式感到非常不满意，其原因大致有“救助金额少”“资金到位慢”“大病报销次数被限制”“部分疾病不能报销”；被调查者对医疗救助执行力的满意度算是比较高的，接近60%，尽管有超过1/4的被调查者对医疗救助执行力持中立态度，但选择非常不满意的也仅有1人，占比仅为0.5%。[24]

至于残疾人医疗保障与康复服务的解决对策，周沛（2015）指出：第一，要突出残疾人医疗保障制度的“特惠性”，也就是医疗保障要有适应残疾人群体特殊需要的“特惠性”特征，如医疗保险参保的“低门槛”、获保的“高标准”以及残疾人医疗康复一体化等方面的内容；第二，要在市场化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尽快改变“政府中心主义”的一元社会治理模式，尝试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非公共资源投向残疾人医疗保障领域，尤其是医疗与康复服务领域，毕竟单靠政府的资源投入是远远不够的；第三，要均衡残疾人医疗保障的责任负担，厘清央地、劳资等多对矛盾关系及其责任边界，保证财政性残疾人医疗保障投入适度的刚性增长，以逐步弥补以前投入的不足；第四，要避免残疾人医疗保障制度的管理与运行中政出多门、多龙治水、责任推诿的尴尬局面，增强残疾人医疗保障制度与其他福利制度之间的衔接性，强化制度优化的系统性与协同性。[25]

Vie等（2017）针对有关在领取伤残抚恤金之前、期间和之后，健康状况都发生了变化的新闻报道，使用Logistic回归来评估从领取伤残抚恤金到自评健康、失眠、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时间相关性，比较分析了挪威1990年和2000年领取伤残抚恤金的人在伤残退休前后的健康状况，其结论表明：2000年与1990年相比，并没有发现健康自评选择与伤残抚恤金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有力证据；但同时也发现2000年与1990年相比，在领取伤残抚恤金前后，抑郁症症状确实有所减少。[26]

Hutton等（2017）的研究发现，父母或者残疾人护理员对政府的健康预算持谨慎态度，其原因是他们认为英国目前提供的医疗服务减少了其收益。[27]

（三）残疾人养老保障的研究

因人口基数大，我国残疾人口规模庞大且异质性特征明显，残疾人是一个需要特别呵护和特别帮助的特殊社会性困难群体。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残疾人口比例有逐步增加的趋势，2020—2035年，每5年老年残疾人口的增加量将超过1300 万人。全社会的残疾风险，特别是老年人的残疾风险问题将日益严重，老龄残疾化速度明显加快，老年残疾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这将给社会养老服务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但因为兼具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双重弱势特征，老年残疾人的养老服务问题就相对难以解决。[28]

较长时期以来，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家庭成员为残疾人提供经济来源、生活照顾以及精神慰藉，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交换的反哺式养老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对农村残疾老人而言，家庭不仅为其提供养老方面的经济保障，也要为其提供养老的居住住所，然而，社会发展到现在，残疾人家庭养老方式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冲击，其社会根基在开始裂变。因出生人口减少、家庭规模的日益小型化，上大下小、头重脚轻的“四二一”式家庭结构，使残疾人的家庭养老越来越难以为继。而且，家庭养老依靠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厚感情和道德教化，制度化的程度比较低，其养老的稳定性和长期性随着农村空心化的加剧，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影响。[29]

从形式上看，残疾人养老问题是一个特殊群体的晚年生活如何安排的问题，而在实质上则折射了整个国家社会发达的程度和文明的程度。因而，姚远等（2013）提出，因为自身残障，残疾人养老具有一般老年人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以全社会的合力来解决残疾人养老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同时，解决残疾人的养老问题，既体现了老年人服务和残疾人“两个体系”建设的重要精神，也从落实“以人为本”理念的角度推动了残疾老年人保障和服务的建设，这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家庭和谐的实现、残疾人心理压力的减轻等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且，如果老年人养老服务不能满足残疾老年人的特殊养老服务需求，将直接影响该群体生活质量，因而解决残疾人养老问题，无疑是提升其生活质量的关键。[30]

吴言婷（2013）的调查发现，我国农村残疾人的养老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是农村残疾老人的经济收入非常稀少，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残疾人主要依赖于农村低保和国家基本养老金维持基本生活，这无疑削弱了其养老的经济基础；二是农村残疾老人的社会交往非常窄、封闭特征很明显，娱乐生活极其单一，因而精神生活相当匮乏；三是农村残疾老人的身体普遍较差，行动不方便，还有部分老人特别需要从心理方面进行慰藉；四是农村残疾老人的部分公民权利被严重忽视，甚至在法律层面上就被排斥了；五是农村女性残疾老人比男性残疾老人承受了更多的社会歧视，面临的生活条件更为艰苦，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更大；六是部分农村老年残疾人要同时面对家庭与社会的双重排斥，在家里被家人瞧不起，在外面被其他人歧视，其心理方面承受的压力，不是常人能想象的。[31]

关于养老护理服务问题，尹璐（2017）提出，因不同年龄段的残疾老年人特点不同，要针对残疾老年人的特点考虑阶段性的养老护理服务；要向具有一定支付能力、倾向于配偶同住养老机构的残疾老人家庭设计家庭式套餐服务；要对收入水平较低、希望得到护理服务的老年残疾人，实行以家庭护理及短期机构疗养相结合的方式，家庭护理具有温馨感，短期机构疗养能提供专业服务；从专业养老机构角度来看，要引入商业意外保险服务和设立专人医生提供特色专业服务；要促进养护机构功能的多样化，提高资产使用率，降低养护机构运营成本，适度增加经营收益，自力更生、自主经营才是养护机构长期发展的基础。[32]

Grushka等（2003）对10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残疾养老金安排进行了分析，以促进这些国家养老金系统的改革，尽管该研究仅限于残疾养恤金的分析，没有评估其他有关残疾人养老的内容，但研究发现，残疾养恤金功能的释放，高度依赖于现有的基础设施，如残疾准入（坡道、盲目提示）、医疗和护理支持、家庭护理等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确实是有限的，并不能满足残疾人的实际需求。[33]

Galaasen等（2012）根据边缘化的概念，研究了挪威残疾人在接受和拒绝养老养恤金之间的“灰色地带”，他们从1998年18岁至66岁的挪威总人口中，统计了1998年至2004年间所有首次申请养恤金的人数，然后在控制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量和医学诊断的条件下对应用率和应用结果进行了逻辑回归，结果表明，医学诊断对申请结果的影响最大，且与申请人的年龄有关；从前接受过社会援助的人，因为尝到了甜头，会经常向开发计划署提出申请，但经常会被拒绝，申请成功的概率越来越小；挪威的开发计划署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医疗为导向的，不仅在司法上是这样，而且在实践中同样如此，然而，非医疗因素对应用率和应用结果同样具有影响；可见控制系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最边缘化的申请者，从而可能导致本已处于劣势的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34]

（四）残疾人就业保障的研究

我国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本质上就是要实现包括广大残疾人，特别是农村残疾人在内的所有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作为残疾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就业是其维持生存、解决生计与改善生活、平等参与社会、共享物质文化成果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有关残疾人的就业保障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围绕残疾人就业困境、就业渠道、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等角度而展开。

关于残疾人的就业，不同学者对残疾人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在分析残疾人就业的影响因子上，赖德胜等（2008）在指出了我国残疾人与非残疾人之间的就业率存在明显差距后，认为生理心理缺陷、文化素质普遍过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用人单位拒绝等是导致残疾人就业非常低的重要因素，并且该研究还通过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后指出，在残疾人就业率方面，从表面上看城市低于农村，其原因是有关农村残疾人的就业统计方式存在明显的漏洞且城市与农村的就业保障状况也存在显著的差异。[35]

高理想等（2014）采用多层分段抽样的方法，在安徽省内回收了373份农村残疾人就业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然后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已就业的农村残疾人仅为残疾总体的26.4%；残疾特征是影响农村残疾人就业状态最显著的因素，个体特征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力次之，认知因素的影响力度最小；在个体特征因素中，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均对其就业状态具有影响；与男性相比较，女性残疾人更容易失业；年龄对农村残疾人的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年龄越大，农村残疾人失业的可能性越大；已婚农村残疾人就业的概率要高于未婚农村残疾人，其原因是前者具有家庭压力和动力；文化程度对农村残疾人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就是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村残疾人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劳动能力对其就业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正常劳动能力者的就业概率分别为无劳动能力者、低劳动能力者及部分劳动能力者的166.7 倍、10.9 倍和2.62 倍；残疾等级对农村残疾人就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等级为四级的农村残疾人的就业概率是二级的2.35倍，残疾等级越高，残疾程度越轻，当然越容易就业；农村残疾人就业还受上年度家庭纯收入因素的正向影响，随着农村残疾人上年度家庭纯收入的增加，农村残疾人就业的概率也随之提高；同时，对工作的满意度也是影响农村残疾人就业的显著性因素，工作越满意，残疾人越感觉自身价值得到了认同，越有就业欲望。[36]

如果把整个社会看作一个“木桶”，那么残疾人毫无疑问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那块“短板”。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以人为本”理念并促进乡村振兴，政府和社会应该运用所掌握的一切资源进行权衡分配，为残疾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促进残疾人就业、改善就业状况，从而保障残疾人的劳动就业权利，推动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持续发展。具体来说，政府要通过落实残疾人的就业保护政策、完善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等途径，突出其在残疾人就业中的主导地位，要想方设法提升残疾人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通过残疾人人力资本的提升，奠定其就业的基础，要通过庇护性工场设立、网络就业平台开拓等方式，有效开发残疾人就业渠道。[37]

对此，陈方正等（2008）则提出，促进我国残疾人就业的对策主要有：因不可能将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完全推向市场去参与市场竞争，政府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就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政府需要建立完备的责任体系，并努力营造出有利于残疾人就业的舆论环境，消除社会偏见，确定就业的工作目标，建立奖励、补偿机制，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力实施，保障残疾人就业工作能落到实处；要健全教育和培训制度，加强残疾人能力建设；要巩固现有的残疾人就业渠道，并努力开创多样化的新型就业方式；地方政府就业保障金的使用要向农村适当倾斜，统筹规划，利用乡村振兴的时机创办残疾人扶贫基地，发挥财政对残疾人扶贫开发的示范效应，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加大农村残疾人的就业开发力度；要扎实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险工作，保障残疾人就业；要实施更多的优惠政策，把残疾人参保情况作为企业年检的一项必检指标，强化企业责任；对于就业残疾人的参保，政府除适度给予补贴外，还应采取适当降低保费标准和收费比的办法推动其参保，减轻用人单位和残疾人自身的负担；特别是要帮助残疾人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使其走出自卑和封闭的心理阴影，建立起自尊、自强、自立的自我保障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38]

残疾人人力资源开发是为了促进残疾人就业、提高残疾人物质保障，通过培训与教育、职业康复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残疾人提高劳动能力，使残疾人同正常人一样参与正常生活。科特·兰道（Kurt Landau,2000）指出，表面上看，残疾人只有几种类型的工作可供选择，如清洁工、送信以及涉及包装或排序的工作；人们通常认为残疾人是不能做所有种类的正常工作，得到所谓的软工作即可；其实，残疾人通常只是缺少人体的某一个特定功能，但仍然能够胜任许许多多的工作。这意味着，如何识别残疾人的能力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为其拓展就业渠道、提供合适就业岗位，才是残疾人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39]

Jones等（2006）以2002年的英国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为基础，对非残疾人和残疾人的就业概率以性别为分组标准展开了探讨，其最终结果显示，相对非残疾人来说，尽管教育对非残疾人的就业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在残疾人就业中的促进作用更大。也就是说，残疾人能否就业，教育是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在按残疾类别的分类就业比较中，精神类残疾人最难就业，几乎没有此类残疾人能长期就业，毕竟此类残疾人反复无常，难以管理，对企业来说，不仅不会产生效益，反而会带来更多损失。[40]

Agovino等（2018）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对为残疾人设计的就业促进措施对劳动市场参与的影响评价表明，旨在规范和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并于1999 年3 月12 日通过的意大利法律第68 条，对残疾人参与劳动市场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影响力度很小。[41]

Agovino等（2017）考察了日本就业配额制度对残疾人就业的影响，他们通过使用来自日本的行政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日本就业配额制度中的一项征税计划增加了残疾人在制造业中的就业机会，促进了残疾人就业；同时，还发现小型公司在增加公司规模时有雇用残疾工人的现象，尽管其并没有义务缴纳相关税款；他们还在用配额制度分配的残疾工人人数作为工具变量来评估残疾就业对公司利润率的影响时意外发现，残疾工人数量的增加，与公司利润的减少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残疾工人对公司的贡献并不一定比正常人低。[42]

（五）有关对残疾人扶贫的研究

因“先天缺陷、后天失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残疾人很容易陷入贫困陷阱而无法自拔，因而残疾人扶贫同样是其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内容。

杨宜勇等（2017）指出，目前我国既有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残疾人，也有近200万的城镇残疾人的生活还非常困难，甚至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作为扶贫工作中的“顽疾”，残疾人贫困问题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帮助残疾人及其家庭尽快摆脱恶性循环、尽快走出困境。因此，各级政府必须聚焦农村贫困地区和重度贫困的农村残疾人，综合考察该群体的特殊需求，以增加其家庭收入、提升其生活水平、缓解并逐步消除其绝对贫困等为主要目标，通过多方合力使精准扶贫观念、制度、政策、服务等无障碍地惠及每一位农村贫困残疾人，帮助其打破社会排斥壁垒，使其真正融入社会，最终实现残疾人像健全人一样在无障碍的社会中生活、工作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无障碍扶贫目标。[43]

吴敏（2016）在总结我国残疾人扶贫政策变迁的特征和趋势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残疾人扶贫历程经历了几个特征鲜明的阶段，从每个阶段残疾人扶贫政策的特征来看，其演变具有如下几个趋势：从救济式非正式扶贫向专业扶贫开发发展；从局部扶贫向全面扶贫发展；从单一要素扶贫向综合要素扶贫发展；从粗略扶贫向精准扶贫发展；扶贫目标从短期实现向长远规划、从解决生存问题向生存与发展兼顾发展；扶贫主体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扶贫措施从简单向多样、从非专业向专业化发展。[44]

至于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豆红玉（2017）将其总结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农村贫困残疾人养老问题缺乏有效保障、农村贫困残疾人康复与医疗服务资源普遍紧张、农村贫困残疾人知识技能水平不高且就业困难、农村贫困残疾人参与扶贫开发程度较低以及农村残疾人公共服务缺乏六个方面，并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政策实施过程中没有体现特惠性、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立法滞后、扶贫力量不集中导致残疾人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人力资源开发不足造成吸纳就业能力不足、农村残疾人扶贫专项资金短缺以及扶贫开发监督考核体系有待健全，针对这些原因，其提出的对策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提高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加大人力资本开发力度，多途径促进农村贫困残疾人就业；引导农村贫困残疾人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主动参与扶贫开发；整合扶贫开发力量，提高农村贫困残疾人服务水平；积极拓展资金筹集来源渠道，保障农村贫困残疾人扶贫资金投入；转变理念，走积极的农村残疾人扶贫道路。[45]

四文献评述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国内外有关农村残疾人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优秀硕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读秀网等国内外重要数据库资源，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文献考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残疾人总体发展态势研究、我国农村残疾人异质性问题研究以及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文献的基本状况来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内的专题研究尚比较少。从已有文献看，有关农村残疾人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有关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研究文献则显得更为稀少了。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属于农村社会保障和残疾人社会保障两个领域的重叠部分，国内以往相关的主题对此缺乏系统性的深入研究，通常仅仅专注于残疾人保障问题，对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等更加细微的领域关注得比较少。而且我国残疾人保障研究的开展整体上比西方要晚。相应地，理论界的关注还在起步、摸索阶段。因此，目前有关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研究尚处于探索期。国外针对残疾人保障的研究较为丰富，以残疾人作为保障对象的研究起步较早，尤其是医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治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促进了残疾人的社会保障研究的深化，但是有关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的专题研究大都被湮没在老年人保障以及残疾人保障的整体研究之中。

第二，相关研究尚有待进一步集中。从研究内容来看，尚鲜有全面、系统地反映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的专项研究，大多数的研究多以分散的形式出现。从国内已有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研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基本上由该群体的人口状况、发展规模、人口老龄化等研究一同构成了国内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主流组成部分。同时，有关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研究，主要散见于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康复照料以及社会支持的研究内容之中。国外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研究涉及面较为广泛，但主要集中在老年残疾人口的康复照料、经济保障、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等方面。而在生活照料、医疗保障、精准扶贫等领域，相关的研究相对集中于老年残疾人。在精神慰藉方面，国外的研究一般是从老年残疾人对生活的体验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中的精神慰藉或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角度来探寻老年残疾人的心理变化，当然，这是比较有深度的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并没有对农村残疾人的精神慰藉进行聚焦。

第三，在强化理论自信的新时代，我们应清晰地感受到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相关研究领域明显存在理论创新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种理论创新的任务并不是单纯在更深层次上、更加全面地分析几个因素的影响那么简单，而是涉及更为基础层面的理论建构与理论创新，也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社会保障理论框架下分析包括与制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内的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为中国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建设提供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支撑。

第三节理论基础

理论是人们把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经验加以总结、概括与提炼后形成的关于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其作用在于指导实践以及预见未来。作为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在本书展开之前，有必要对与本领域相关的理论进行梳理，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指导或启示。

本书涉及的理论主要有残疾相关理论和社会保障相关理论，而残疾相关理论主要有功能取向的WHO模式、疾病取向的公共卫生模型、残疾人标签理论、残疾人社会排斥理论等。社会保障相关理论主要有凯恩斯的社会保障思想、公平正义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人道主义与我国的劳动福利型政策。

一残疾的相关理论

随着工业社会中的各类致残风险的增加以及现代社会人口寿命的延长，社会中残疾人的数量正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因此，现代的残疾人概念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终身残疾的群体，按照当前的态势来看，未来的残疾人群将以老年人口为主，但年轻人遭遇残疾的风险同样存在。概括起来，对残疾及残疾人的分类主要有四种形式。第一，WHO模型。该分类方式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导，将残疾分为残损、残疾和残障三种，并以此为基础对残疾经验的功能取向展开分析。第二，疾病取向的分类方式。此分类主要从公共卫生预防角度出发，突出了疾病取向，特别强调残疾是由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的损失，并认为不同疾病导致的残疾比率是不同的，可以根据这些估计对某些可能导致人口产生各种残疾的因素进行提前干预及预防，以降低残疾发生率。第三，残疾人标签理论。此理论认为，残疾人在社会中通常会被贴上“残废者”与“无能者”等类似的标签，从而使其在就业、社会交往、社会事务参与以及社会保障中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第四，残疾人社会排斥理论。该理论指出，农村残疾人遭受的观念排斥、职业排斥、社会保障排斥、社会事务参与排斥等问题极其突出。总体上看，功能取向的WHO模型和疾病取向的公共卫生模型是关于残疾人遭受身体残疾的理论分类和理论模型，而残疾人标签理论和残疾人社会排斥理论是残疾人遭受社会疏离的理论模型，模型建构的逻辑起点是不同的。

（一）功能取向的WHO模型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出版的《国际残损、残疾和残障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Disability and Handi-cap,ICIDH）将残疾分为残损、残疾和残障三种类型。[46] 残损或病残（Impairment）是指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人的生理、心理和解剖结构部位受到损害，如智力病损、心理病损、语言病损、听力病损、视力病损、内脏病损以及畸形；等等。残损通常被视为残疾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步，如果处置不当它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失能，甚至导致残障，残损既可能是永久的，也可能是短暂的。残疾或失能（Disabili-ty）是指因为病损或某些疾病导致的人体某些功能的降低从而不能以正常的方式从事正常范围的个人日常生活活动，如行为失能、语言失能、运动失能以及各种活动失能。残疾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残障，如果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幸运者也可能康复。残障（Handicap）是指因为病损或失能而导致个人参与正常社会生活活动的障碍，如识别残障（无法辨别人、物、时间）、躯体残障（无法活动，不能自理，不能穿衣、吃饭）、运动残障（不能跑步）、职业残障（色盲不能驾车）、社交残障（封闭症）、经济自给残障等，残障是残疾发展的不良结局和严重后果。[47] 虽然ICIDH理论模式明显偏重于医疗残疾模式，但它同时也提出，社会、家庭和环境对残障的影响作用是非常大的，良好的社会氛围与家庭支持，系统、合理的康复治疗是可以有效减轻残障程度的。

1996年，WHO 制定了新的残疾分类系统，被称为《国际残损、活动和参与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Activity and Participation,ICF）。ICF模式的出现是因为现代社会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国际残疾活动的广泛开展以及卫生保健事业的不断发展，卫生保健的重点从急性、传染性疾病开始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转移，医疗服务的重点从治疗向保健和康复转移。在这样的背景下，WHO 的ICIDH理论模式显然不能再满足卫生保健与医疗康复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改。[48] ICF模式根据在身体、个体和社会水平的健康状态所发生的功能变化以及出现的异常情况，对健康状态的结果进行分类，为制定残疾预防措施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框架。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个人与环境的关系是残疾预防的社会模式的重要转向。[49] 与ICIDH理论模式明显不同，ICF理论模式引入了活动与参与这两个全新的概念，取代了原有的残障概念，其原因是残障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社会排斥的负面意义，而活动与参与则更为中性且强调了残疾人所具有的活动能力和参与能力的正面意义，同时，ICF理论模式的视角更加全面，强调了外在环境因素对个人能力的影响[50]，这对ICIDH理论模式而言，也是一种突破。

（二）疾病取向的公共卫生模型

公共卫生视野下的残疾预防的研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所推动的重要工作之一。1997年，美国哈佛大学的Murray教授和瑞士的Lopez教授提出的模型是建立在其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基础之上的，这也是由WHO资助与推动的关于残疾问题的研究。该成果从概念上强调了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Years Lost to Disability,YLD），或称为因残疾损失的年数。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健康寿命损失年是在疾病发生率框架下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残疾率的计算方法，该方法特别注重残疾产生时间与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每种残疾程度都在模型中进行赋权，而权数的调整，则主要依据该疾病在医学上的治疗可能性。[51] Murray和 Lopez通过对疾病与残疾之间的长期观察，提出了如下三个著名的结论：第一，从疾病状态与残疾年数角度审视，全世界的残疾发生率大约为8%，且全球每年有5亿左右的人口受到残疾风险的直接或间接威胁，这当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第二，在整体人口的健康状态分布体系之中，尽管残疾人的相对数量远少于健康人的数量，但残疾却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且该问题在公共卫生领域中非常易被忽视，因为死因分类与产生残疾的疾病分类呈现出不同的疾病形态与分布特征。第三，精神疾病是所有疾病类型中最显著的残疾负担疾病，也是最棘手的残疾类型，因为精神残疾人既难以康复，也难以自立，甚至会对家庭和社会产生破坏。[52]

在Murray和Lopez的理论体系中，不同疾病导致的残疾比率显然是不同的，可以依据这些估计对某些可能导致人口产生各种残疾的疾病进行有效、及时干预以及开展相应的预防工作，这也被认为是该模型最主要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该理论还指出，从性别方面看，女性是经历残疾的主要群体，因为女性的平均寿命要比男性长，平均寿命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残疾的风险，因为越老面临的残疾风险越大。该模型的估计是以疾病发生率在各地分布为主，同时考虑了各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人口老化程度与年龄组成等因素。应该说，该模型是继伤残调整寿命年DALE（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Expectan-cy）模型之后，又一个试图估计健康与残疾发生率的疾病预测类模型。

由Sullivan等在1971年提出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E）模型，强调的是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全部健康寿命年包括早死所致的寿命损失年（YLL）以及因疾病所致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YLD）两个部分。DALY是一个用定量的方法以计算因各种疾病造成的早死与残疾对健康寿命年损失的综合性指标，是将因早死（实际死亡年数与低死亡人群中该年龄的预期寿命之差）造成的损失和因伤残造成的健康损失两者结合起来加以测算的。可见，流行病学是从宏观和群体的角度来认识疾病和健康状况的分布及其作用机制，并以此制定防治对策并给出评价效果的。

无论理论上是采取“功能取向”还是“疾病取向”收集残疾人口资料与统计数据，世界各国当前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需要研究和开发可适用的残疾分类与相应的统计指标，这类指标不仅可以筛选出老年人口的残疾现患率，也可以对儿童、青少年、成年组的现患率进行预测，而这对研究残疾的发生与预防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三）残疾人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是在社会学家莱默特（Edwin M.lement）和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工作理论，因该理论独特的分析视角很快就被其他领域的学者借鉴运用，并在运用中得以完善和发展。标签理论认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可能存在“初级越轨”行为，这很正常，但只有被贴上“标签”的“初级越轨”者才可能“再次越轨”，并有可能走上“越轨生涯”，而那些没有被贴上“标签”的“初级越轨”者并不会被外界持续关注，也就不会走上“越轨生涯”。这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其及其行为的定义过程或标定过程密切相关的。[53] 可见，标签理论旨在强调外部因素对个体及其行为的重要影响。

贝克尔在《圈外人》一书中，对标签理论进行了如下论述：“越轨行为是应用规章、法律、道德、教义、世俗等对于一个 ‘冒犯者’所标定的一种结果，尽管这种越轨行为在社会中并不少见”;“所谓有越轨行为者，其实就是被成功贴上了某种标签的个体”。那么，按照贝克尔的上述逻辑，越轨既非天生的人性，也非后天教化的结果，而是一些人将一些“规则”以规章、法律、道德、教义、世俗等形式成功应用于“圈外人”的一种结果，是社会反应、他人定义的一种结果。因为某些“圈外人”被成功贴上了某种标签，于是这些人就成为具有越轨的行为者。同时，贝克尔还尝试将破坏规则和越轨进行有效区分。越轨确实破坏了规则，但越轨局限于那些被成功贴上标签的破坏规则的行为。[54] 正因为这样，于是就涉及正常人向越轨行为者转变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个体是如何被贴上“越轨”标签的。在这方面，莱默特的解释和贝克尔是一致的，即认为“圈外人”是在一个从“初级越轨”到“次级越轨”，再到“习惯性越轨”或“终身越轨”的社会互动过程中被其他人逐步、成功定义为“越轨者”的。在此基础上，贝克尔还进一步提出，有关标签理论的研究，要把越轨理论的分析从越轨行为转移到那些把他人贴上越轨标签的“道德提倡者”们的身上去，最起码也要将越轨视为“被人称为越轨者”和“称人为越轨者”这两部分人互动的结果。[55] 这样一种颠覆性的思路，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并普遍接受的“越轨行为导致社会控制”的逻辑颠倒了过来，进而形成了“社会控制导致了越轨行为”理论逻辑。

本书将标签理论与所探讨对象——农村残疾人问题相结合，将标签理论的逻辑应用于农村残疾人群体，将标签理论的精髓在农村残疾人这个特定群体进行移植和借鉴。本书所探讨的农村残疾人群体，在社会中已经被贴上“呆滞者”“残废者”或者“无能者”等标签，正是因为这种标签的存在导致其在就业、人际交往以及参加社会保障的过程中，通常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也就是所谓的边缘人或者局外人。而这些标签是一种社会低等“烙印”，它无形地把农村残疾人群体与“社会的正常人”隔离了。[56] 而被贴上“标签”的残疾人也通常会在有意或无意中不断地修正“自我形象”，逐渐接受社会对自身的负面评价，并开始认同社会观点，确认自己是呆滞的人、残废的人、无能的人。标签理论强调社会对农村残疾人的反应，如冷漠、厌恶、排斥。这就会迫使农村残疾人群体不能面对社会而封闭于家中。农村残疾人因为在最初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潜意识地按照“呆滞者”“残废者”与“无能者”的标准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将其潜移默化成为自然习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阻断了农村残疾人群体与普通群体的信息交流与情感互动。[57] 于是，农村残疾人群体越陷越深并最终难以自拔，真的成为社会对其标签的“呆滞者”“残废者”与“无能者”。由此可见，社会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农村残疾人群体陷入社会底层。

标签理论在社会学中是一项比较新的研究成果，它可以促进人们重新探讨农村残疾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成因，并将重点由农村残疾人个人转移到社会的反应；它促进人们将关注点由农村残疾人的弱势群体移转到社会民众。标签理论使人们了解到对残疾人身上的“残废”的标签不是偶然的社会案例，而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58]被贴标签之后，“残疾人”成为需要被帮助、需要被服务的弱势群体。一个人一旦被贴上“残疾人”的标签之后，自我形象与自我角色就难免会逐渐发生自身都难以觉察的转变，开始从原先的社会生活环境中被无形地“隔离”开来。[59] 为了寻求精神支持和心灵安慰，“残疾人”只能与其他同病相怜者为伍，远离社会普通群体。于是，“残疾人”的心理难免会产生一种疑问与否定，也就是怀疑和否定正常人的身份，从身体残疾演变为心理残疾，并且由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障碍。而且，在被贴上标签之后，“残疾人”的社会地位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从原来和谐的关系日益转变成为被冷落、被歧视的关系，由此也会产生社会关系上的障碍。可见，在被贴上标签之后，“残疾人”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弱势群体。[60] 因此，本书探讨农村残疾人的社会保障问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重新定义或标定来使部分原来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农村“残疾人”能够“漂白”为“正常人”，进而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来。

（四）残疾人社会排斥理论

近年来，在欧洲一些国家的理论界，“社会排斥”已经成为一个常用概念和惯用词语，社会学家、政策研究者、政府部门越来越倾向于从社会排斥的角度入手以探讨社会问题及其深层次的渊源。“社会排斥”是对学界业已存在诸如社会剥夺、边缘化、歧视等相关概念的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从目前的进展来看，社会排斥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问题的全新视角，同时也为人们解释社会问题并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应该说，社会排斥的概念最初主要出现在有关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之中。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经济的辉煌逐渐消退，在经济消退和重振的过程中，以前人们普遍预期将不复存在的问题——贫困，出乎大众预料却又重新出现了。这种重新出现的贫困并不是由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在工业重建，也就是大规模的经济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于是，西方学者在对这种“新贫困”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最初明确提出该概念的是 Ren Lenior。Ren Lenior在1974年曾指出：“受排斥者”构成了法国人口的10%。这些受排斥者包括精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人以及反社会的人。[61] 发展至今，社会排斥仍然是贫困问题研究领域具有核心地位的一个概念，贫困学说、剥夺学说或者排斥学说，也是从社会排斥视角对贫困进行的定义。如有学者曾尝试从“机会被剥夺”的视角以界定贫困，欧盟也是从“社会排斥”的角度阐述了贫困的含义。

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社会排斥的原意是指大民族完全或者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各种歧视或偏见的情况，这种偏见与歧视通常是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之上，当主导群体掌握了社会权力，又不愿与其他群体分享的情况出现时，社会排斥便自然地出现了。[62] 目前，社会排斥这个概念被各个国家广泛接受，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演化出了适合自己国情的有关社会排斥理论。因各个国家，特别是欧盟的大力推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延展，应用领域日益扩大。在1970 年，社会排斥被开始用来指个体因长期失业而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到了1990 年，该概念的应用领域进一步被拓宽，开始指某些群体部分地或全部出局，享受不到作为人类的基本权利。[63] 而且，国际社会也为社会排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何消除社会排斥方面。在消除贫困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许多社会政策实施的结果并不乐观，与预期相去甚远，因为许多建议总是会遇到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贫困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严重。于是，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了消除“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的呼声。国际社会政策研究界将社会政策的目标从“克服贫困”开始转变到“消除社会排斥”，这一转变就将贫困问题的解决从表象引向了根本[64]; 1995 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及进一步行动”世界峰会将“社会排斥”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要求各国采取措施反对社会排斥。[65] 现在，社会排斥理论已经越来越被社会政策研究、贫困问题研究、弱势群体研究等研究领域所重视，并成为这些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我国学者们也陆续将社会排斥概念引入中国的社会学、人口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之中，用来解释和解决中国出现的失业、贫困、残疾人问题、被征地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城乡差距等社会问题。[66]

本书尝试将所研究的农村残疾人问题与社会排斥理论有机结合，将社会排斥理论运用于特定的农村残疾人群体之中，利用社会排斥理论找到农村残疾人群体社会保障供给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及其成因，农村残疾人因为身体的残疾、功能的缺陷，以及残疾引发的劳动能力弱化，从而导致收入偏低，沦落到社会底层的底层。与此同时，医疗和康复费用的强烈需求，又导致农村残疾人群体的支出偏高、生活压力增大，支出的偏高进一步引发了农村残疾人及其家庭的持续贫困。而贫困家庭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差，社会支付能力也差，只能尽量先满足急迫的生存需求，这又导致了农村残疾人的发展需求被严重限制，农村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也就普遍性偏低，在社会中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也就相应偏低。正因为如此，农村残疾人的话语权也就处于弱势，能够为本群体谋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程度自然而然地偏低，进而导致农村残疾人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这显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愿意看到的结果。而且，农村残疾人在整个残疾人细分群体中，通常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属于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农村残疾人遭受的观念、职业、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等排斥问题在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已经非常突出。基于此，本书将从社会保障供需矛盾的角度来探讨农村残疾人的社会问题，以求弥合差距、减少排斥。根据社会排斥理论的观点，各界应该高度关注有关农村残疾人的社会排斥现象，并努力寻找其根源，然后从公众情绪、媒体舆论、社会政策等多方面入手寻求社会排斥的消除途径，实现社会公正，以促进新时期农村残疾人事业的健康发展，使农村残疾人为乡村振兴做出特殊的贡献。

二社会保障的相关理论

社会保障作为应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福利保障需求的社会制度，因各国、各地区及其不同时期政治制度、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的差异，而在保障的目标、原则、对象、重点、内容、形式、计划、项目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对社会保障概念的界定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和变化。可以说，社会保障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内涵广泛且具有动态性，很难对其做出一个非常固定的定义或描述。[67]

我国社会保障理论直到近年来才有所发展，而西方自德国1883—1889年实施社会保险以来，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理论建树也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只有了解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理论，特别是那些较早实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的社会保障理论，才能发展本土化的社会保障理论。本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凯恩斯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福利经济学理论、社会公正理论、唯物辩证法与合理性理论以及人道主义与我国劳动福利型政策。

（一）凯恩斯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

针对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009）一书中，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家干预思想。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建立了其社会保障经济理论——有效需求理论是凯恩斯经济学说的核心，也被认为是其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所在。

凯恩斯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相等，即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是一个国家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之间关系的变化，决定社会的总就业量。这种合理的供求关系就是有效需求。社会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有效需求的水平，失业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共同造成的，而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是由三个心理法则决定的。这三个心理法则是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这三个心理法则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影响深远，间接地决定着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水平。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指消费增长落后于收入增长，从而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法则指预期利润率偏低的趋势，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因而引起投资需求不足。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从有效需求理论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和大规模失业存在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行“有效需求管理”的对策和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

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中，社会保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凯恩斯主张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等办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也就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再分配，他还提出了消除贫民窟，实行最低工资、限制工时等具有社会保障思想的主张。总体上看，凯恩斯倡导积极国家，反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也就是极力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以弥补价格机制和市场功能的缺陷。应该说，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改变了自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提出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相信的放任的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经济学界一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成为西方国家建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资本主义各国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可谓是影响极其深远。

客观地说，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在市场经济中实现有效的国家干预提供了合理的依据。社会保障理论是探讨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权利与责任之间关系的理论，国家干预主义看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强调社会公正和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为本书对于东北农村残疾人实行社会保障的某些方面的国家付费提供了科学的根据，为本书所倡导的对于残疾人的特殊津贴的社会救助的思想提供了借鉴价值。

（二）福利经济学理论

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不断发展，但国内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却不断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这些矛盾变得更加显性化和尖锐化。在此背景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研究目标的旧福利经济学应运而生，其标志是1920年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福利经济学》一书的问世。此后，旧福利经济学在美、法、瑞典等国得以传播与演绎。旧福利经济学开山之祖庇古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提出了福利的两个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越大。在此基础上，庇古提出了著名的福利措施三准则：不损害资本增值和资本积累；投资福利的收益应大于投资机器的收益；不应实行无条件的补贴。庇古的社会福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通过理性经济政策增进人类福利的愿望。运用“效用序数论”“边际替代率”“无差异曲线”以及“消费可能线”等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莱昂内尔·罗宾斯（Linoel Robbins）、约翰·希克斯（Hicks,John Richard）以及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等对旧福利经济学进行了一系列新拓展，并于20世纪30年代末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流派。该流派的福利思想标志是“补偿原则论”（theory of compensation principle）和“福利函数论”（wel-fare function theory）。以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约翰·希克斯（Hicks John Richard）等为代表的补偿原则论提出：任何经济改革都具有双面影响，它在使部分人获利时也会使其他人产生损失，但这并不可怕，如果能通过特定经济举措使获利者对受损者进行有效补偿，且补偿后还有经济剩余产生，那么此时的社会整体福利就能得以提高，这也说明经济举措是有效率的。[68] 以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函数派则认为，社会福利是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数量，所有资本投入数量等。[69] 总体而言，新福利经济学派认为，最大福利的必要条件是经济效率，充分条件是合理分配，既有经济效率又有合理分配才会实现社会最大福利。而合理分配是市场机制不可能解决的，因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政府必须在社会福利领域有所作为。

20世纪70年代，在对福利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和反省基础之上，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福利观逐渐形成。阿马蒂亚·森以新颖的视角拓展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其进一步发展开拓了新空间。第一，阿马蒂亚·森对福利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福利水平可以通过“一揽子”生产和消费的商品量来进行衡量的观点持否定态度，阿马蒂亚·森认为这是福利主义狭隘性的体现。其原因在于：个人福利完全信息障碍不可能克服，仅通过对收入和财富的比较不可能对社会福利做出准确而全面的评判。第二，阿马蒂亚·森指出，仅用个人效用指标来衡量社会福利同样不够严谨，因为功利主义将会导致“反公平现象”；阿马蒂亚·森主张用“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的效用观；并提出了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取决于个人能力培养与提高的观点。第三，阿马蒂亚·森认为，因福利主义“价值中立”（value free）原则对可资利用的信息进行了不合理预设，使得诸如压榨等一些对社会福利影响非常大的非经济因素被阻挡在社会福利函数体系之外，阿马蒂亚·森因此主张把反压迫、追求自由等任何前提下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基本价值判断”（basic value judgment）引入福利问题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强调，满足基本价值判断的经济福利改善才可视为社会福利的真正改善。第四，传统经济学认为因市场机制和市场竞争所创造的财富必定会使贫困问题得以解决，但阿马蒂亚·森却提出，人均收入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改善，这实际上反映了阿马蒂亚·森对传统西方经济学“财富万能”观点的质疑和否定。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中，阿马蒂亚·森把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定义为发展目标，并认为收入、财富、社会文明与社会现代化等均是为人的福利服务的。同时，阿马蒂亚·森对其提出的“实质自由”（substance freedom）进行了具体描述，认为“实质自由”是一种包括“免受诸如饥饿、营养不良、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有政治权益等的可行能力。[70] 可见，在阿马蒂亚·森看来，福利应包括物质、精神、文化以及政治参与、社会机会和社会交往等人的需要的各个方面，这与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阿马蒂亚·森对实质自由的解释无疑有助于人们提升对福利内涵与外延的理解。

（三）社会公正理论

西方社会学者一直以来比较注重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研究，涌现了许多关于正义的理论著作，形成了诸多的理论流派。接下来重点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公正理论、平均主义的公正理论、哈耶克的“保守”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进行介绍。

第一，古典自由主义的公正理论。古典自由主义认为，社会的公正只是人类的幻想，因为偏好不同，不可能就全社会的评价达成一致的共识，所以唯有“法”定义的正义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作为社会评判标准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由“法”所定义的正义，或者更严格地讲，是程序定义；任何其他试图对社会分配结果进行评判的企图都是非正义的。[71] 显然，古典自由主义的公正理论具有典型的绝对化色彩，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发挥。

第二，平均主义的公正理论。平均主义的公正理论认为，个人应该在权利、财产、机会、教育等方面实现绝对均等化。平均主义的主张符合人类社会最初出现的公正观，即在权利、机会、物质生活资料分配等方面的绝对的平均主义。显然，平均主义的公正理论对原始社会成员、氏族、部落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后来受剥削阶级争取生存权的斗争，起到了一定的激励和鼓舞作用。但该主张显然具有自身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压抑了强者、能者的创造性，磨灭了人类的开创精神，抹杀了劳动报酬方面差别的激励作用，否认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的现实价值。如果真正实行平均主义，人类社会会倒退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化大生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显然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72] 有研究指出，平均主义的思想始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

第三，哈耶克的“保守”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哈耶克等对以休谟、洛克等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正义观进行了当代重述和扩展，因此被称“保守”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该理论的观点主要有：正义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在多种多样的正义价值中，自由是首要的正义；若以正义的名义限制自由，那么所谓的正义，都是不正义的；自由免予强制，但强制不能完全避免，需把“一切强制权限制在实施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之内”,“社会正义”或“分配公正”的施行必然扼杀个人自由，带来政治上的随意专断；旨在推进“社会正义”的干预行为必然造成社会失序与专权；追求“社会正义”目标不可行、无法实现；市场决定报酬或收入的正义性以遵守“公正行为规则”为基本前提，凡是行为主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只要没有涉及盗窃、谋杀、欺骗等非法强制行为，也就是在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下发生的行为，无论造成怎么样的后果，该行为及其结果都是正义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都是市场秩序自发的结果，根本就不存在公平与否的说法，正义观念对此结果是不适应的。[73] 显然，哈耶克的“保守”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是“市场万能论”的另一种表述。

第四，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又被称为自由平等主义正义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等，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罗尔斯同时指出，正义的主题是“通过建立适当的社会基本制度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的安排，以及对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进行合理的分配”。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是两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他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差别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的结合）[74] 罗尔斯理论的出发点是力图对不幸者的命运有所关注——其基本理论的核心，是力图通过制度性安排，把人的自然命运降临的差异所产生的后果尽量驱除或者最小化，同时安排好社会福利和负担的分配框架，以使自然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弱者能够与幸运者分享利益，改善“最不利者”的凄惨处境，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巨大差距。

（四）唯物辩证法与合理性理论

唯物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辩证法思想不断发展演变的高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辩证法以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存在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的有机统一整体；辩证规律是物质世界自身运动呈现出的独特规律；主观辩证法或辩证思维是客观辩证法在人类思维中的具体反映。唯物辩证法包括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个基本规律，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高度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总体特征，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人类分析或者考察事物、问题最基本的准则。唯物辩证法阐述的基本规律及其分析的基本范畴，其最终目标均是从各个角度揭示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规律。[75]

作为哲学范畴，联系或关系包括一切事物、现象、过程之间及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作用以及互相牵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联系是普遍存在的，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指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过程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即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二是指任何事物、现象、过程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之间相互联系、彼此作用。应该说，当代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对联系的普遍性做了进一步的证实。世界中业已存在或者正在发生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处在一个交互作用的整体之中，任何看似独立的事物均与周围的事物和环境处在广泛且普遍的联系中。同时，联系又是客观存在的，客观性强调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就其与人的实践的关系来看，事物的联系可分为两个类别，即自在事物的联系与人为事物的联系。自在事物中的化学、物理、生物等的联系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已经客观地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为事物的联系是人类实践的产物的观点或理论，尽管其体现出了“人化”的特征，但仍然不可能被人的意志所左右。人为事物的联系只有反映了客观的联系才具有真实性，并且要经过实践这一客观的事物活动才能转化为现实性。

现实性强调的是现在的一切事物、现象的实际存在性。从结果维度来看，现实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作为哲学范畴，现实性不是孤立地、凝固地确认个别事实和现象的实际存在，而是对相互联系、彼此影响以及变化发展着的客观事物、现象的综合考量。从纵向角度看，今天的现实是过去现实不断演变与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又是未来现实的原因；从横向角度看，任何个别事物的现实的存在都不是单一或者孤立的，而是同周围事物处在普遍的联系之中。现实性体现着事物联系和发展纵横两方面的整体性质。现实性同规律性或必然性具有内在关联。现实之所以成为现实但又转化为不现实，是决定于其内部的规律性、必然性。从发展角度看，只有合乎规律、遵循必然的事物，才真正是现实的。换言之，一个事物尚未出现时它显然不是现实，但只要它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与自在的必然性，变成现实只是时间早与晚的问题；相反地，一个事物尽管眼前是现实的，但只要其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变成不现实同样也只是时间早与晚的问题。

从哲学角度看，合理性概念具有三重含义，即本体论意义上、认识论意义上和实践论意义上的三个合理性。[76] 然而，自从社会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开始，合理性更多地成为社会学家的研究主题，特别是自从马克斯·韦伯以来，合理性概念成为其分析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概念和重要工具。然而，从根源角度看，合理性来自哲学的理性概念。因此，很多学者在对合理性展开研究时，都将理性视为合理性概念的核心基础。俄罗斯学者盖坚科曾指出：“理性概念是讨论今天的 ‘合理性’ 概念含义的出发点。”[77] 可见，考虑到合理性的根源以及本书内容整体性的需要，有必要将合理性理论引入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中进行阐述，并指导接下来的相关研究。

作为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斯·韦伯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分析工具探讨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第一人。尽管是新康德主义者，但马克斯·韦伯把康德的哲学理性下降为社会学的合理性，这无疑为其以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空间。在社会学层面，马克斯·韦伯认为，合理化的程度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也就是说，马克斯·韦伯以合理性特别是工具合理性的发展作为现代和传统的区分标准。[78] 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以及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西方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就曾直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79]

按照韦伯的观点，合理性可分为两种类型，即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根据目的、手段及其附带后果作为个体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将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考量，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目的合理性又进一步分为两种类型，即选择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韦伯指出，行为的工具合理性是根据运用手段达到既定目的过程中的有效性来加以衡量的，是针对既定目的有效性的使用手段和工具中体现出的合理性。行为的选择合理性是根据准确构想的价值、可利用的手段和限制条件等选择目的之合理性。韦伯还指出，“谁的行为如果不考虑预见到的后果，而只坚持其有关义务、尊严、审美、宗教律令、虔诚或 ‘事实’的正确性的信念，并且不管对他提出的是何种要求，那么，其行为就纯属价值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永远都是一种行为者对自己提出的 ‘要求行为’ 或符合 ‘要求’ 的行为。”[80]

可见，价值合理性关注的是道德责任的履行、道德良心的召唤。受价值合理性支配的行为，不计成败得失和功用效益，以道德命令、政治信念、人生理想为取舍标准。工具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又被韦伯统称为形式合理性，以区别于对决定偏好的基本价值系统的实质评价。[81] 从社会角度看，有关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的问题，无疑需要道德责任与道德良心。

（五）人道主义与我国劳动福利型政策

人道主义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信念，也就是人类为了道德，为了更好的人性而实践仁慈的待遇并向其他人提供支持与帮助。人道主义是在各个领域改善人类的哲学信念，用于描述与人类福利特别相关的活动。同时，也有人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非正式的实践意识形态，是“人民的义务促进人类福利的学说”。[82]

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与尊严。因此，人道主义者致力于推动整个人类的福祉，而“我们与他们”心态是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人道主义者普遍讨厌、憎恶奴役，反对侵犯基本权利，反对基于皮肤颜色、宗教、祖先或者出生地等特征的歧视。人道主义驱使人们在人为或自然灾害中积极拯救生命，减轻受害人的苦难，保护受害人应有的尊严。毫无疑问，人道主义受到了整个政治范围内的运动的人民的欢迎。[83] 非正式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20世纪人道精神划时代伟人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的一句话加以概括：“人道主义就是永远不会牺牲人类的目的。”发展到今天，人道主义主要用于描述人道主义危机应急反应背后的思想与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人道主义主张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特别是人道原则的人道主义反应。[84]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行了社会保障体制的全面改革，但因为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没有能力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纯福利型的社会保障，因此，我国残疾人口的社会保障仍然具有较深的劳动福利型社会保障特色。在我国，对于弱势群体，哪怕是到了今天，劳动福利型模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与单纯福利型有所不同，劳动福利型并不是弱势群体单向地享受政府救济，而是弱势群体在从事力所能及的社会劳动的基本前提下，然后才能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保护。这种保障模式显然改变了单纯救济型的思想，把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与劳动就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彰显着强烈的中国特色。这实际上是将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进行了有机结合，把对弱势群体的劳动创造精神的尊重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无疑有利于释放人的潜能，促进社会、经济协调、持续发展。

作为我国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标志和特色，劳动福利型的残疾人事业在我国具有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劳动福利型意味着我国大多数残疾人不是片面地享受政府救济，而是既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保护，又从事力所能及的社会劳动获得一定的报酬。国家、社会为残疾人提供和创造劳动就业的机会与平台，鼓励残疾人努力成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与奉献者，着眼于为残疾人全面参与社会生活。尽管中国残疾人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残疾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仍然受到社会残疾观念的制约，社会对残疾人的接纳程度与残疾人融入社会的程度高度相关。因而，有必要倡导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真正创造出一种“平等、参与、共享”的理想的社会状态。

中国人道主义思想是邓朴方在我国劳动福利型的国情上所提出来的，劳动福利型是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基本特色。邓朴方认为，“残疾人作为公民，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作为有特殊困难的公民，国家与社会应给予特别扶助”。[85] 所谓人道主义，“就是要显示人，包括残疾人的价值、恢复并维护其尊严，让理性、文明成为生活的主导，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好，尤其是那些处于最困难地位的残疾人”。可见，人道主义是中国残疾人事业的一面旗帜。邓朴方提出，“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不应当再摒弃这一人类文明的成果，相反，要使人道主义成为人际关系的准则，成为维系社会的基础思想之一。做残疾人工作，帮助最困难的群体，就是最现实的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的真正践行者”。[86] 人道主义强调劳动就业，“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是提高残疾人社会地位的关键”;“残疾人要求的是机会平等，没有有效的补偿措施，残疾人将始终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残疾人状况的改善，要靠人们观念的改变，靠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也要看社会物质文化条件的改善；没有扎扎实实的工作，没有无障碍环境的建设与实现，调子唱得再高，人权还是空的”。[87] 人道主义同时也强调，要多方面创造条件使残疾人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也就是就业），为社会做出贡献，形成“劳动福利型”的残疾人事业。邓朴方还曾指出，中国推行“劳动福利型”的政策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和社会要为残疾人提供一定的扶助和救济，以保障其基本生存与基本生活；另一方面要合理配置资源，积极创造条件让残疾人能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按照人道主义的逻辑，我国社会福利结构可以分为国家、集体和家庭三个不同的层次。我国残疾人福利事业以劳动就业型残疾人福利工作为基本特点，以现实主义的高度、人道主义的高度以及公平和效益有机统一的高度为基本特色。各级政府、残疾人社会团体和街道、乡镇、社区、家庭、邻里等多元主体的有机结合，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共同构成了我国残疾人事业的主体框架体系。

第四节基本概念界定

概念是理论推演的基本前提，理论创新往往源于概念突破，理论体系的缺陷也常与概念模糊有关，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相关概念有利于真实思维交集与一致解决方案形成。理论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研究成果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理，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研究结论会不可避免地表面化。[88] 基于上述逻辑，在对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之前，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概念进行解读与甄别，以确定本研究的边界。

一残疾人

1975年联合国大会发布的《残疾人权利宣言》提出，残疾人是指任何因先天性或非先天性的身心缺陷而不能保证自己可以取得正常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上一切或部分必需品的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释义，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等方面，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89] 总体上看，残疾人是由于生理或精神上损伤而对一个人从事日常活动产生了实质性和长期性影响的人。当然，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以下几种情况的人不属于残疾人：第一，各种“瘾君子”，如酗酒、有烟瘾的人，除非其上瘾是因为医疗上的处方用药而造成的；第二，有违法倾向的人，如喜好偷盗的人，或一些具有变态人格的人；第三，暴露狂或窥阴癖者；第四，一些季节性的疾病患者；第五，因为文身等原因而造成的残疾。[90]

我国自2013年5月开始实施的《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把残疾人分为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七大类别。侏儒症患者，也就是身高小于或等于1.3米的成年人，第一次在我国被正式列入残疾范围。《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对于各种残疾人的定义及分类见表1-1。

二残疾人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和相关政策的规定，以国民收入再分配为主要手段，对公民在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出现困难状况时给予物质生活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那么，根据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残疾人社会保障是指国家给予残疾人特别扶助，满足其基本物质需求，以及提供专门针对残疾人的特殊保障的一个特殊制度安排。[91]

表1-1 残疾人的分类及含义

因自身的原因，残疾人通常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面临的风险比较大，更加需要通过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降低其面临的各类风险，因而每一个国家都将残疾人社会保障视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具体来说，残疾人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康复保障、住房救助、社会福利以及残疾人扶贫等方面的内容，当然，保障内容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充实。

第一，残疾人就业保障。从过程来看，残疾人就业保障不仅包括就业前的就业能力评估、技术技能培训、就业信息咨询、就业渠道拓展、就业安置以及就业支持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就业后的效果追踪、可能的法律援助等。[92] 从就业结果来看，残疾人就业保障不仅包括政府举办的福利企业安排的残疾人集中就业，也包括机关、社会团体、乡镇企业等机构按一定的比例安排的残疾人就业，还包括鼓励残疾人创业与扶持农村残疾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等农业相关的生产经营从而实现的就业，这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过残疾人产业扶贫、技术扶贫、资金扶贫等而实现的就业。[93] 应该说，就业既是残疾人实现自身权利和人生价值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和社会责任担当的行为表现。

第二，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是指对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残疾人及其家庭，由政府给予一定的现金或物质资助，以保证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一种保障机制。[94] 国务院于2007 年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自此，包括农村残疾人在内的我国全体公民均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体系范围之内，这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的重大进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地方政府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情况，结合本地的经济实力，采取了“分类施保”做法，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使残疾人受助范围得以较大扩展，切实提高了残疾人的受助水平以及生活水平。

第三，残疾人教育保障。残疾人教育保障是指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类别以及教育接受能力，采取普通教育方式或特殊教育方式为各种类型的残疾人提供的、在其接受能力范围之内的教育保障机制。残疾人教育保障涉及残疾人的学前教育保障、基础教育（义务教育）保障、高等教育保障、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保障，范围与正常人的教育保障是一致的。[95] 可见，残疾人教育保障不仅包括普通教育机构对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人进行的教育，也包括在普通的教育机构内开设特殊教育班或者成立特殊教育机构而开展的残疾人特殊教育，还包括由政府、社会慈善机构、残疾人工伤单位对残疾人进行的技术技能培训、职业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残疾人教育保障也是一种终身教育保障。

第四，残疾人医疗保障。因为残疾人群体的健康状况比正常人群体的健康状况要差，医疗费用支出也通常要大幅高于普通人群，同时，残疾人家庭的平均生活水平较正常家庭却存在较大的差距，一般都低很多，因此医疗救助保障对大部分残疾人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目前的制度安排来看，我国各地针对残疾人的医疗救助主要有：对困难残疾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农村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实行全部或者部分减免；政府设定一定的启动标准，对部分残疾人住院后需要个人付费的部分给予适当财政补助；对贫困精神病人实行免费服药、免费住院等。[96]

第五，残疾人康复保障。残疾人康复保障具体有康复器械、社区康复支持等方式。国家和社会组织采取康复措施帮助残疾人恢复或补偿受损功能，帮助其提高社会活动的参与能力。残疾人康复保障主要采取以残疾人家庭为依托单位，通过地方的康复机构以及社区康复中心开展实用、高效、受益广的康复治疗模式。[97]

第六，残疾人住房救助。残疾人住房救助是指国家对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残疾人家庭、分散供养的残疾人员给予住房方面的帮助，满足其基本住房需求，保证其住有所居，不至于流落他乡。为解决残疾人的住房困难问题，我国各地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尽管政策内容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住房租赁补贴、实施“安居工程”“造福工程”项目以及为贫困残疾人及家庭建造新房或者改造危房等。[98]

第七，残疾人社会福利。一般认为，社会福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全体社会成员在社会福利资源分配过程中，都能享受到的物质型福利或服务型福利，如社会津贴、福利性服务等。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主要是指国家对残疾人实施的一系列公共服务优惠和减免等，如公共交通乘坐优惠以及免费游览公园、免费参观博物馆等。[99]

第八，残疾人扶贫。简言之，残疾人扶贫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解决好残疾人的贫困及因贫困而产生的其他衍生性问题。大家通常所讲的残疾人扶贫，是指各级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针对收入低于国家贫困标准的农村残疾人所实施的扶贫开发的政策与行动的集合。残疾人扶贫的目的是扶持其生产增收，以尽快摆脱贫困状态。[100] 为了实现残疾人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做好新时期残疾人扶贫开发工作，党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对残疾人的民生保障和扶贫开发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提出了具体的任务目标和工作要求。

三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先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广泛热议。毋庸置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但因长期城乡二元分治政策及决策的路径依赖，中国城市与乡村发展失衡局面并没有出现根本逆转，差距依然巨大，甚至在“时空压缩”的当前社会转型中显露了继续扩大趋势。僵化的土地制度对土地流转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掣肘依然存在[101]、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缺问题也还非常严重，加上乡村精英不断流失、乡村传统文化断代失传严重、村民自治组织日益涣散以及不少地区村庄规划凌乱、环境不断恶化[102]，这些因素及叠加效用共同扭曲了乡村社会的自我发展轨迹，加速了中国乡村的衰落。

众所周知，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乡村稳则社会安，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唯有相互包容、彼此支撑，方可同频共振、持续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倒计时的关键时间窗口，中国应着重关注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乡村建设与振兴。

从词义层面看，振兴是振发兴举、增强活力的意思，振兴是相对衰落、衰退而言的。关于中国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阐述主要有：“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由此可见，中国乡村振兴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遵循市场基本规律，以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为抓手，通过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力量，促进乡村全面复苏，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一种发展战略。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乡村振兴均具有十分丰富的科学内涵（见图1-1）。

图1-1 中国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

从图1-1可知，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新的时代背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总结提炼中国乡村发展实践、有效响应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实践。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标志着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乡村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乡村经济社会改革与乡村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则彻底打破了靠城镇发展促进或带动乡村发展传统发展思维，标志着中国乡村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之一，城乡两个空间平等发展之旅正式起航，“村镇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以往乡村发展理念的矫正，意味着乡村全面现代化将替代农业产业现代化。

中国乡村振兴作为乡村全面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指南，其任务必然涉及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内容。结合中国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和乡村发展现实情况，本书认为当前中国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是“两个振兴”和“两个整治”，即振兴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文化以及整治村容村貌、整治乡村基层治理。振兴乡村产业旨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属于根本性任务；振兴乡村文化旨在促进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繁荣，属于灵魂性任务；整治村容村貌旨在促进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属于条件性任务；整治乡村治理旨在促进乡村政治稳定，属于保证性任务（见图1-2）。

图1-2 中国乡村振兴任务

从图1-2可知：第一，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纵深推进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初步形成，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因此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加快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以振兴乡村产业；第二，中国要在坚守乡村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寻找现代工业文明与乡村传统文明的契合点，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其成为指导乡村振兴、适应新形势的新乡村文化；第三，乡村宜居环境建设既是中国乡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条件，也是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因而整治村容村貌、强化宜居环境建设必然是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第四，当前中国的乡村振兴，有必要通过完善乡村基层治理机制，扭转乡村基层治理失序态势，促进乡村社会稳定，从而推动乡村基层治理机制现代化。

第五节本章小结

本章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入手，回应了本书问题的提出。第二部分从残疾人总体发展态势、我国农村残疾人异质性以及残疾人社会保障三个维度进行了文献综述，其中，残疾人社会保障研究具体总结了残疾人总体社会保障的研究、残疾人医疗保障与康复服务的研究、残疾人养老保障的研究、残疾人就业保障的研究以及有关对残疾人扶贫的研究。第三部分阐述了本书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残疾的相关理论和社会保障的相关理论，前者包括功能取向的WHO模型、疾病取向的公共卫生模型、残疾人标签理论以及残疾人社会排斥理论，后者包括凯恩斯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公正理论、唯物辩证法与合理性理论以及人道主义与我国劳动福利型政策。第四部分对本书的残疾人、残疾人社会保障、乡村振兴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确定研究边界。

[1]俞立飏：《残疾人就业困境成因分析》,《就业与保障》2018年第7期。

[2]王瑞梓、姚引妹：《中国残疾人口的现状与对策》,《南方人口》1990年第2期。

[3]王金营、张翀：《中国人口残疾发生风险估计及生命表分析——基于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人口研究》2009年第3期。

[4]田宝、张扬、邱卓英：《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比较与分析》,《中国特殊教育》2007年第8期。

[5]孟鑫：《我国残疾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

[6]张钧：《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数据分析》,《残疾人研究》2013年第3期。

[7]Stein M.A.,“Labor Markets,Rationality,and Workers with Disabilities”,Berkeley Journal of Employment & Labor Law,Vol.21,No.1,2000.

[8]Catherine A.Okoro,Lina S.Balluz,Vincent A.Campbell,James B.Holt,Ali H.,“State and Metropolitan-Area Estimates of Disabl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2001.Mokdad”,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Washington D.C.: Vol.95,No.11,2005.

[9]本刊编辑部：《第十一届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论坛综述》,《残疾人研究》2018年第1期。

[10]王延中：《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版，第202页。

[11]马洪路：《残疾人社会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12]胡煜晗：《农村残疾人的社会保障状况及社会保障需求浅谈》,《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