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清留学生
——一个新兴文学群体的出现
第一节 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出现的历史背景
留学生是晚清中国学习西方的直接产物。在此之前，中国向以文明之邦自诩，卑视四夷，以为野蛮不被王化，所以只有四夷仰慕中华文化而向中国派遣留学生，而未闻中国向四夷派遣留学生的情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一些有识之士才开始正视西方的文化。龚自珍、林则徐与魏源即是早期放眼世界的佼佼者，他们开启了晚清大规模学习西方的先河。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成为后来洋务派轰轰烈烈改革运动的指导思想。既然要“师夷”，当然不能仅靠转贩与译书，所谓“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1]。这一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是晚清留学生出现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
谈晚清留学生，容闳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而且是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的最早倡导者，其在中国留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正如舒新城所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2]容闳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镇，1841年入马礼逊教会学校，1846年冬主持校务的美国人勃朗（Rev.S.R.Brown）准备归国，欲携诸生一同前往美国深造。“与戊戌维新以后人们视出国留学为‘时髦’之事不同”，此时人们尚把“出国留学当作万不得已的冒险之举”[3]，所以最终只有容闳、黄宽与黄胜等三人响应。1847年1月4日容闳等三人随勃朗夫妇乘船赴美，容闳先是进入马萨诸塞州的蒙森预备学校，后因学习刻苦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夏完成所有必修课程，获得耶鲁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西方正式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
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尤其是大学的最后一年，对比中国与美国国民所受教育的巨大差异，使他一度意志消沉，也因此深深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决心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自己同样的教育。“通过西方教育”，使中国“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4]，成为容闳归国后毕生致力的目标。凭借过人的才华与出色的表现，容闳归国后很快取得了实力派人物曾国藩与丁日昌的赏识与信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于1872年8月11日促成了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成行。虽然因种种原因，留美幼童中途被撤回，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其意义却甚为重大，正如有论者所说“这只是前进中的问题，洋务时期的留学教育开风气之先，具有拓荒期的奠基功用”[5]。
在留美幼童的启发下，1873年12月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向清廷上《奏请分遣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造船驶船折》，后经多方努力，1877年3月31日，第一批由官方正式派遣的留欧学生严宗光（严复）等28人成行，并于1880年三年期满按预定计划先后学成归国。紧接着福建船政学堂又连续派出了两批留欧学生，加上第一批，福建船政学堂前后共派出了81名留欧生。虽然这些留欧生学习的均是军事科技，但他们显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熏陶，归国后有一些人参与了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如严复、陈季同、马建忠、魏瀚、伍光建、陈寿彭、王寿昌等，对晚清文学的转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甲午之战，日本以蕞尔小国令向以天国自许的清朝降尊求和，割地赔款，辱国之甚为开国以来所未有，从而激起“国人普遍痛觉的危亡意识”[6]。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7]痛定思痛后，晚清朝野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将日本的胜利归咎于日本的近代化发展，尤其是教育的近代化，认识到教育在实现国家富强、挽救民族危亡中的重要性，于是，全国上下澎湃着效法日本、学习日本、研究日本的呼声。而东渡扶桑撷其菁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更是被视为其重要途径之一”[8]。当然，留学日本还有其天然的便利条件，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就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9]与以往不同的是，朝廷也已认识到派遣留学生是变法图强的一个重要途径，开始积极倡导并督促地方督抚向域外派遣留学生。1898年8月2日光绪皇帝颁布上谕称：“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或由日本再赴西洋游学，以期考证精确益臻完备。前经总理衙门奏称拟妥定章程，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南北洋两广两湖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报总理衙门，陆续派往。著即拟定章程，妥速具奏，一面咨催各该省迅即选定学生，开具衔名，陆续咨送，并咨询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出具切实考语，一并咨送毋延缓。”[10]除了要求各省督抚妥筹经费以备留学开销外，朝廷还鼓励“有财力之文武各大员及各省富商，各选聪颖子弟，自备资斧报名，由各省咨送总理衙门，一体汇送外洋学堂肄业”[11]。在此种情势下，中国派往域外的留学生人数开始明显增加，截至1900年仅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人数就达161人之多[12]。
义和团事变之后，清廷迫于内外形势开始颁行宪政改革，一时朝野向风，“士大夫惶恐奔走，欲副朝廷需才孔亟之意，莫不言新学、新学”[13]。以往尊尚的“圣贤之书”被认为是“残废不合时宜”[14]，“一切政治习尚，自顾皆成锢陋，方不得不舍此短以从彼长”[15]，国人文化自信心的彻底丧失使得留学成为一时风尚，甚至被看作当下救国的唯一有效途径，《游学译编》发表的《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就称：“中国误于道咸以后购买军器之方针，而有甲午之役；误于戊戌以后摧翻新政之方针，而有庚子之役；今日曰振兴学校，送子弟出洋求学，诚今日方针之所不可再误者也……且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某今又决言曰：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16]一时之间，“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17]，留学人数陡增。据统计，留日学生1901年为274人，1902年为573人，1903年增为1300人左右，1904年为2400余人，1905年激增为8000人，1906年更增至12000余人[18]。
如此众多的留学生，虽然其专业取向如鲁迅所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19]，但与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不同的是，甲午之后留学生学习的重点已由西方的“军兵器械之末”转移到“士人之学、新法之书”[20]上来，从事法政等文科专业的学生亦不在少数，甚至还有像鲁迅这样留学期间因受异域文学风尚的濡染产生了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21]，正是这种“茫漠的希望”使得大批留学生参与到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去。晚清亦曾留学日本的冯自由称：“庚子以后，东京留学生渐濡染自由平等学说，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缤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江苏》各月刊继之，由是留学界有志者与兴中会领袖合冶为一炉。革命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在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苏报案》前后，已渐入于革命书报全盛时期矣。”[22]梁启超亦称：“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23]这些由留日学生创办或直接参与的刊物有不少登载文艺作品，甚至还出现了《新小说》这样专门的小说杂志。日本学者樽本照雄通过统计，发现清末民初的期刊存在着三角形分布的状态，他说：“清末民初的期刊不只在中国大陆创刊。在上海发行的期刊固然多，日本、美国、新加坡、法国等地也有……在上海、北京和日本三地创办的约占总数66％左右。可以说：从清末到民初在上海创刊的还是占多数。1900年代在日本创刊的比较多，而1910年代以后则在北京创刊居多……梁启超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和中国第一本小说专门杂志《新小说》都在日本出版……世界各地都有汉语期刊，但上海、日本和北京这三个地方所起的作用特别大。所以我把它叫做‘杂志三角形’。”[24]日本之所以能成为清末民初期刊三角分布中的最初一角，显然应主要归功于其时大量负笈东渡的留日学生。
第二节 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考述
留学生作为晚清新兴的文学群体，其重要性已为学界所公认，但是到底有多少留学生参与了晚清的文学活动，迄今为止似乎并未得到全面的梳理与统计，即使有也属猜测[25]。如此一来，我们不仅无法在脑海中建立起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的清晰印象，而且留学生对晚清文学变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无从谈起。因此，我们首先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翻检，大致确定了这一文学群体的范围，为清晰起见，现制表如下：
续表[27]
续表[28]
续表[29]
续表[30]
续表[31]
续表[32]
续表[33]
续表[34]
续表[35]
续表[36]
由于资料的匮乏，上表所列87人并不能代表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的全部，可以肯定其时在日本由留学生创办的刊物，其中发表之文学作品大多出自留学生之手，但是这些作品多署笔名，难以考知其人，因此也就不能录入本表。同时对于偶涉文学活动者，为避免琐屑，本表仅视其影响情况酌情录入，一旦录入表明其将为本书论述之对象。同时，对于时人目之为留学生，但证据不够充分的，除非在域外有长期生活经历亦不录入[37]。而留学经历可考但文学活动集中于留学之前或民国时期的则亦不予收录。如晚清重要翻译小说家奚若，论者均称其为留学生[38]，但何时留学于国外并不清楚，这多依据的是贝德士辑录的《中国基督教名录》：“奚伯绶（1880—1915），江苏人，卫理会，奥柏林大学文学硕士，从事教会工作与写作，为商务印书馆编了不少教材，1935年创立青年会青年书局，曾编辑《金甫》（Chin Pu）。”[39]奚若留美确属事实，据《张元济年谱长编》宣统元年十月初四日（1909年11月16日）系载：“奚伯绶赴美，酌送盘费五百元，日后如有为难，仍可量力相助。”[40]奚伯绶190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41]。此次赴美显然是为了留学，刘廷芳在《基督教在中国到底传什么》一文曾说“二十余年前，我赴美留学时”，“同行的伴侣”有奚伯绶先生，并称“他返国后不久，积劳成疾，短命死了”[42]。由此可知，奚伯绶的翻译基本在其留学之前，因此本表亦不从众收入。为全面考察留学生对晚清文学转型的推动作用，本表所列不仅限于有作品传世的作家，同时还包括参与创办编辑登载文学作品期刊及晚清文学变革活动的留学生，他们构成了本书论述的主体。
从本表可以看出，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籍占据绝大多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地处沿海，自易得风气之先，湖南作为晚清早期倡导维新变革的重镇，因此人数亦与其他省份相颉颃。王尔敏说：“中国开放口岸，带使万国前来通商，直接促成洋商来华牟利，间接酝酿到口岸社会变迁，人口日渐复杂，世风日渐浇薄，文风亦随之趋于浅俗。再加上报纸推波助澜，遂使通俗文学得到生机。”[43]由我们的统计可知，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不仅主要来自这些业已开放口岸城市的省份，而且也是晚清提倡文学变革，将文学引向浅俗的主体，恰从侧面验证了王先生的这一判断。同时，这一统计也说明晚清文学转型与其时的维新变法运动存在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就留学国度而言，很明显是日本独占鳌头。这除了日本与中国毗邻，路近费省，留学人数众多外，同时也与日本的文化环境直接相关，这一点后文将专门讨论，此不具述。
从留学年龄来看，留学最晚为蒋智由、吴稚晖37岁，最早为许定一14岁，多数则处于20—30岁之间，这个年龄正是传统士子求取功名而苦读诗书的最佳时期。在这八十几人中，留学之前已取得功名最高的为举人，如蒋智由、吴稚晖，还有很少一部分为秀才，如陈独秀、王国维、杨度、陈去病等。这说明正统士人骨子里仍不齿于由此途进身，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就说“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44]，由此可见去国留学的大多是正途无望之人。这种态度也导致政府虽一面提倡留学，而内里实对留学生相当猜忌，宁调元就曾说：“海外之留学生，一二薰心利禄者，方欲挟其卒业文凭入词林，考博士，以冀侥幸于一日。而政府则转疑为革命党，或新进喜事，迎门而吠之。”[45]这种尴尬对留学生的文学取向影响是很大的，许多留学生归国后不得不重新科考以获得社会认同，如严复归国后就曾三次参加会试。
从年龄上看，这些留学生在留学之前应该都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有些人还经历过多次科举考试。除此之外，这批留学生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较早接触新学，有些人留学之前接受的已经是新式教育，如陈季同、马君武、严复、杨心一等人皆是。从文学活动上看，正如鲁迅当年从事文学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介绍外国文学”[46]一样，上表所列留学生的主要文学活动是介绍外国文学，确切地说是翻译，这与他们精通外语，了解外国文学是存在直接关系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在介绍与翻译外国文学中起步的，那么晚清留学生的作用自是不言而喻。
第三节 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创作基本情况分析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出现能够熟练运用两种文学语言进行创作的文学群体，晚清以前只有蒙元时代，大量西域人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落地生根[47]，他们学习汉语并用汉语写作，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独特的双语文学时代。晚清虽然也出现了运用双语写作的文学群体，但与蒙元时代有所不同，那就是大批留学生走出国门，去学习西方的语言，并尝试着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学创作。这一差别使得蒙元与晚清两个时代在文学表征上存在着显著不同，西域人学习汉语并用汉语写作是向中华文化认同，其文学创作与同时代的汉人并无二致，而晚清留学生则是有意学习西方的语言及其思维方式，其汉语文学创作融会了更多异质的东西，显示出与传统断裂的趋新倾向。
由于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留学时年龄大多在20—30岁之间，所以基本上都接受过较为严格的传统教育，于传统诗文写作皆有一定功底。如王国维幼年时“诗文时艺，皆能成诵”，从邑人庠生陈寿田学，每月必课骈散文及古体诗若干首，晚归其父乃誉先生又“夜课骈散文及古今诗若干首”[48]。杨度早年在伯祖父的教导下，就显示出过人的才情，后随王闿运学，被王视为衣钵传人，文名更甚[49]。邹容10岁十一经即能成诵，“且善属文，里人咸有神童之誉”[50]。其他因接受传统教育而早年即善属文者尚有不少，如陈独秀、吴稚晖、陈天华等。事实上，清政府在选派留学生时不仅要求他们“学有根柢”，而且即使在留学期间，为保证留学生不因接受西式教育而忘记国本，还向留学国派驻监督，其职责之一就是督促留学生按时习学中文。这种传统教育为晚清留学生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使他们在归国甚或留学期间即能自由地进行文学创作，并进而迅速成长为一个具有一定创作实力的新兴文学群体。不过，这种教育背景也使晚清留学生在趋新的同时对传统文学又存在着难以割舍的眷恋，从而使其文学活动表现出新旧杂陈的过渡性质。
除此之外，由于中国本土的文学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留学生要想在归国后立身于士流，仍需继续习学传统文艺。如容闳回忆其归国后重新学习汉文时的情况说：
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开始学习汉文，一面重新拾起因久居美国而已经忘却的广东方言。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又能讲广东话了，尽管还有些结结巴巴；文字方面也逐渐有了进步。我一八四六年出国以前就没有很好的汉语基础，仅仅读过四年书，而要在这四年内完全掌握汉文，一般来说时间是太短了。中国的文字和口语之间的区别很大，远超过英文文字和口语之间的差别。中国的文字既要辞藻华丽，又要遵循传统的规格程式，而且这在全国都是一致的，但是口语的发音却各省各地互不相同。同某些地区的人们谈起话来，如福建、安徽、江苏等省，好像和外国人交谈一样。这是中国文字和口语的特征。[51]
像容闳这样留学之前接受传统文学教育较浅，且留学期间基本不再继续学习汉文，以致归国后不补习连汉语都不会讲的留学生，在晚清并不多见。但是这一案例却说明，异域学习对留学生的汉语掌握与写作是有一定妨碍的，这就使得留学生在传统诗文写作方面与本土士子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若非力学则很难得到文坛耆宿的认可，更不用说与之比肩了。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严复，严璩称其“自欧东归后，见吾国人事事竺旧，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向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当日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52]。为此严复不得不发愤八比时文，归国后的第二年（1880年）即投拜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门下，习学古文，他在写给吴的一封信中说：“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53]由于天资绝高，勤苦问学，不数年严复的古文已渊然有成，吴汝纶赞其：“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54]即便如此，严复与同时专心诗文制艺的本土士子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与之有同乡之谊的郑孝胥就在日记中说“观幼陵文，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55]，明言严复的后天磨砺不足。郑孝胥的话确有先见之明，嗣后严复曾四应科举，结果均名落孙山，严复晚年赋诗有云“谁知不量分，铅刀无一割”[56]，也坦承了自己此方面的不足。
留学以后重新学习汉文写作并卓然成家的，除严复外，还有苏曼殊。苏曼殊出身比较特殊，早年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汉文基础较差，在日本留学时连平仄与押韵都不懂，却酷好学诗，常向陈独秀与章太炎请教，最后竟成一代文坛奇人。不过，苏曼殊诗文的艺术造诣并非力学所得，正如柳亚子所说，他的诗“全靠天才”，是“自然的流露”[57]。
总之，晚清留学生虽然接受了西方的新式教育，在文学观念方面有趋新的倾向，但是为取得本土文坛的认可，归国后仍不得不继续学习传统文艺。从整体上看，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所取得的主要创作成就并不在新文学方面——如小说和戏曲，而是传统诗文。以管林、钟贤培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为例，该书附录作家小传73人，认为“他们是近代诸文体中有一定代表性和成就的作家”[58]，其中是留学生的有陈天华、秋瑾、徐念慈、苏曼殊、严复、高旭、王国维、陈去病、李叔同诸人，从比例上看，毫无疑问留学生不是晚清文学创作的主体，在这9人中除陈天华、徐念慈外，其他7人的主要创作成就体现在传统诗文方面[59]。最为趋新的文学群体尚且如此，晚清文学的整体趋向就可想见了，那种过分拔高晚清文学变革程度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晚清留学生由于大量时间耗费于西文学习，因此除非有过人的天分，在传统诗文的写作方面很难与本土士子相提并论，他们的长处在于精通外语，因而对西方文学有着与汉语文学同样的理解与欣赏水准。樊增祥曾赋诗讥讽西方文学称：“经史外添无限学，欧罗所作是何诗？”[60]留学生是不会存在这样偏见的，因为他们能品出西方文学的“味”，如容闳回忆其学习英语文学时的情况说：
我们进入蒙森学校时的校长是查理·罕蒙教士……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一个很有修养、具有优雅情趣的人。他热忱崇拜莎士比亚，则是他最喜爱的诗人……无论在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方面，他都有感染学生的才能，激起他们对美的追求。每天讲课时，他着重指出一个句子的优美之处和它的结构。他在这方面所付出的精力远胜过讲述那些文法方面的规则、语气和时态。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演说和讲道，既尖锐又极生动……经过他的引导我才懂得阅读爱迪逊、戈德斯密士、狄更斯、史考特、麦考莱和莎士比亚等文豪的作品及《爱丁堡评论》，这些都是我在蒙森学校时读得最多的著作。[61]
由于能够读出西方文学的美，所以晚清留学生不像本土士大夫那样对西方文学不屑一顾，而是以欣赏的态度予以广泛涉猎。不过，虽然接受了西方文学，晚清留学生却未因此而鄙薄中国的传统文学。相反，一些留学生甚至利用其外语专长倾力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以借此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并进而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固有偏见。在西方留学多年，外语精湛连西方人也为之叹服的辜鸿铭，归国后习学中文，“闻塾师讲《论语》、《孟子》有所入”，“笃信孔孟之学，谓理非西方哲人所及”[62]，所以他一生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是“以英文译述儒家经典，著书立说，向西方宣扬儒家文化，为晚清政府辩护，并抨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及其西方文明”[63]，以此时人评其为“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可谓十分准确地概括出了辜鸿铭一生的行事立场与文化取向。
无独有偶，擅长外语写作的陈季同，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与辜鸿铭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李华川先生考证，陈季同现存法文著作8种[64]，除《巴黎印象记》外，其他全是向当时的欧洲人宣传介绍中国的文化，“希图以此纠正他们认为中国‘野蛮’、‘残忍’、‘不人道’的偏见”。陈季同坚信中华文明不输于任何一个西方文明，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始终高扬起头，竭尽全力宣传祖国文化，毅然充当起中国人辩护律师的作者形象”[65]。罗曼·罗兰1889年2月18日的日记曾这样描写陈季同的一次演讲：
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法语联盟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讲演。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透过那些微笑和恭维话，我感受到的却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国公众视作孩童……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66]
罗曼·罗兰所描绘的陈季同形象与其作品所显示的情况是一致的，陈季同面对西方人的那种挥洒自如与高傲不拘的姿态，源于他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高度自信。
由此可见，无论是利用汉语还是外语进行写作，晚清留学生在文学取向上仍然归宗于中国本土文学，甚至认同中国传统文学的写作方式，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中国本土士大夫没有本质差别。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排斥西方文学，并善于发现它们的长处，以借此弥补中国文学之不足，甚至希望在未来通过中西文学的互相推介，达到中西文学的交融互渗，使中国文学最终进入世界文学的范围，这种眼光和魄力是本土士大夫不可能达到的。据陈季同的学生曾朴说，陈季同在留学之前也认为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但进入法国社会后，他却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尴尬，异邦的文学统系里不仅没有中国文学，甚至连日本文学都不如。不过，中国一向鄙弃的小说戏曲，如《玉娇梨》、《赵氏孤儿》等，却很早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赞赏。域外人士对中国文学毫不掩饰的鄙夷态度激起了陈季同的深刻反思，他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实出于两种原因：一是我们太不注意宣传，文学的作品，译出去的很少，译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译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二是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和他们不同，我们只守定诗古文词几种体格，做发抒思想情绪的正鹄，领域很狭，而他们重视的如小说戏曲，我们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误会。”陈季同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勉力做的是：
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过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要免误会，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然要实现这两种主意的总关键，却全在乎多读他们的书。[67]
总之，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虽然仍主要坚持传统文学的写作方式，但已开始有意识地融汇中西，也就是说他们在旧的文学创作里融进了新的东西，已种下了新文学的种子，这个种子能否发芽，要看是否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
[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页。
[2]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3] 张海林：《王韬评传 附容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4] 容闳：《西学东渐记》，王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5] 刘集林等撰：《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6]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7]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页。
[8] 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9]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38页。
[10]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页。
[11]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94页。
[12] 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文史哲》1982年第3期。
[13] 冯自由：《政治学序言》，[德]那特硁：《政治学》，冯自由译，广智书局1902年刊。
[14] 棣（黄世仲）：《小说种类之区别实足移易社会之灵魂》，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15] 世（黄世仲）：《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同上书，第322页。
[16] 《游学译编》第6期（1903年）。
[1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18] 参见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文史哲》1982年第3期。
[19]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鲁迅说的有点绝对，实际上治文学的也有，如后文论述到的陈景韩即是，不过这类留学生极少。
[20] 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83—584页。
[21]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22] 冯自由：《革命初期之宣传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2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24] [日]樽本照雄：《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经日本传到中国的翻译小说》，王宏志主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25] 郭延礼在《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一书中推测“20世纪第一个20年的作家群中，留学生大约有百人左右”。这显然是低估了，后文表中所统计的仅为20世纪第一个10年，其人数已达85人之多，何况这只能算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参见郭延礼《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6] 留学情况参见《西学东渐记》，王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留学情况参见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附录一《辜鸿铭生平大事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67页。
[27] 参见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参见以君《岭南羽衣女士考》，《顺德文史》第3辑，1983年。
[28] 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4—85页。参见李志梅《报人作家陈景韩及其小说研究》的相关论述，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另外，吴稚晖1904年至1905年在伦敦期间亦“常至勃腊海次克赖斯脱学校听课”。参见杨恺龄撰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页。沈寂：《陈独秀留学问题再考》，《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
[29] 参见唐仁郭《广西乡贤马君武》，《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上发表有署名“定一”的《小说丛话》数则，学界一般认为此“定一”为“于定一”，实误。检《新民丛报》第3年第17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发有署名“定一”的文章《论公法为权力关系之规定》，文末识语署“许子附志”，考虑到《新小说》与《新民丛报》的特殊关系，故此二“定一”当为一人，即许定一。据1903年7月《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游学译编》第10期）载，许定一时年14岁，壬寅正月到日本。曾以一人之力，编写了中国女界人物传，题名《中国女界伟人传》及《祖国女界文豪谱》。据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出使日本大臣杨致湖南提学使吴函》（《官报》第4期）载，许定一于是年病故。清末游学生监督处编：《官报》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238页。参见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参见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页。留学情况参见《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游学译编》第10期。
[30] 据《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浙江潮》第3期。参见俞前、殷安如《陈去病年谱简编》，殷安如、刘颖白编：《陈去病诗文集》下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1] 留学情况参见林慰君《记先父林白水烈士》，《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留学情况参见王杰、张金超主编《田桐集·前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参见《欧阳予倩年表简编》，欧阳予倩：《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36—437页。参见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8页。
[32] 参见梁淑安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64页。留学情况参见林逸《清鉴湖女侠秋瑾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4页。参见郭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3] 参见杨天石、曾景忠编《宁调元集·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4] 参见郭长海、郭君兮编《李叔同集·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5] 参见拙作《晚清留学生小说家杨心一生平事迹新考》，《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参见阿英《小说四谈·翻译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时萌：《徐念慈年谱》（《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页）引《常熟地方小掌故》“清末的留学生”条称：“清末，出国留学的风气渐开。本县知识界受到影响，也纷纷出国……以往日本留学者为多，早期有入士官学校习陆军的翁之麟（振伯）兄弟和沈同午（职公）三人，其他习文理法政的为数更多，有殷潜溪、徐念慈、胡君黼……”时萌审慎地说：“迄今为止，尚未查考出谱主留学日本之确切资料，前条姑志之，待考。”晚清自费留学日本者甚众，虽入校习学，未必有明确的档案记载，且上引《常熟地方小掌故》文所提及之留学生，除胡君黼失考外，其他若翁之麟、沈同午、殷潜溪皆可从晚清所编纂之留学生题名录中检到，则并非无据，徐念慈不大可能例外。今人姚永新集辑之《苏州留学生名录（初稿）》（《苏州文史资料》第15辑，1986年，第228页）即录其为清末留日学生，惜未标明出处。参见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7页。
[36] 参见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9页。
[37] 如金天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页）称其为留学生，但杨友仁《金松岑先生行年与著作简谱》对此颇有质疑：“冯所云‘留学生’也者，未知何据？抑因先生所撰之《孽海花》第一、第二两回在日本东京发行之《江苏》杂志（第一期）刊布而误传者耶？”（见金天翮著《女界钟》附录四，陈雁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因此亦不录入本表。另如狄葆贤，郑逸梅《书报话旧》（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4页）说他早年留学日本，但我们迄今没有查考到可靠的资料可以佐证。再如新剧运动的重要人物王钟声，1910年出版之《天津名伶小传》首篇《钟声先生传》称他在上海读书后留学德国8年，但亦缺乏佐证（参见王凤霞《文明戏考论》第七章第一节“王钟声新考”，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因此本表均亦宁阙不录。
[38] 参见邹振环《上海“小说林社”及其翻译群体》，单周尧主编：《明清学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另参见付建舟、朱秀梅《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
[39] 章开沅、马敏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页。1935年当为1915年之误。
[40] 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41] 王国平：《东吴大学简史》附录四《东吴大学及其前身学校毕业、肄业生名录（1887—1935）》，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42] 张西平、卓新平编：《真理与生命：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43] 王尔敏：《口岸流风与小说文运之兴起》，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4页。
[44]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45] 杨天石、曾景忠编：《宁调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页。
[46]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47] 关于此可参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8] 袁英光、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49] 参见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第5—11页。
[50] 章炳麟：《邹容略传》，张梅编注：《邹容集》附录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51] 容闳：《西学东渐记》，王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52]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7页。
[53]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2—523页。
[54] 吴汝纶：《答严幼陵》，《吴汝纶全集》第3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18页。
[55]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页。
[56]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8页。
[57] 柳无忌编：《柳亚子文集·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281、344页。
[58] 管林、钟贤培：《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59] 苏曼殊的小说其时虽很著名，但却是用文言写成的，因此文学史上往往将其归为旧派小说。
[60] 樊增祥：《九叠前韵书感》，《樊山续集》卷二十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1辑《樊山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第2156页。
[61] 容闳：《西学东渐记》，王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62]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70页。
[63]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页。
[64] 李华川：《晚清外交官陈季同法文著作考》，《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6日。
[65] 孟华：《序一》，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段映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66] 同上书，见内封。
[67] 曾朴：《曾先生答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6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