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本课题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留学生是晚清始出现的一个独特文学群体，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此很早就受到了学界的关注。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及冯自由等人的回忆文字及相关论著对晚清留学生的域外文学活动及其影响均有所涉及，唯零星粗浅不成系统。“五四”以后，晚清留学生的个案研究有较大进展，严复、鲁迅、邹容、陈天华、秋瑾、苏曼殊等知名人士均有较多研究成果问世，但从整体上对此一群体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却不多见。
相对而言，史学领域对留学生予以系统研究起步较早，对文学研究不无借鉴意义。1927年舒新城出版了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留学生的专著《近代中国留学史》，提供了一些参与过晚清文学活动的留学生的生平资料。嗣后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则以大量第一手资料撰成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60年）[1]，该著虽非文学专论，但却保存了不少留日学生的原始资料，对他们的文学活动也有所涉及，如第五章中“文学书籍的翻译”一节、第六章“对中国出版界的贡献”、第七章“现代汉语与日本词汇的摄取”等内容均与文学直接相关。20世纪80年代起留学生群体开始成为中国大陆学界研究的热点，孔凡岭《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齐鲁学刊》1987年第6期）虽为史学论文，但涉及翻译、印刷技术改革、语言改革等与文学转型有关的内容，且有专节论述留学生对近代文学发展的促进，可谓开全面系统研究风气之先。与孔著相比，李喜所的专著《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时间跨度更长，论述也更为全面深入，作为文化内涵之一的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该著论述的重要内容之一。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则辟有专章探讨“留学生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周晓明的《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喜所主编、刘集林等撰写的《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学方面的论述。
继史学之后，文学领域也开始注意到留学生文学群体的重要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就说：“经由大多数留学生之手，或是从事文学的介绍、或是秘密输入文学，乃至作文学上的无形贡献，皆有莫大的意义。这种现象到民国时期仍然持续不衰，始自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以至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全是日本留学生出身。”[2]可惜他仅提出此一问题，未展开论述。周棉的论文《留学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2期）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留学生与近代文学的关系问题，该文虽为纲领式论述，且跨越近现代文学领域，但涉及晚清留学生的内容与以往相比有较大拓展，并对他们的作用与影响有较为中肯的评价。相对而言，20世纪30年代曾留学日本的贾植芳，其《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91年第1期）对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描述更为生动可感，他不仅仔细分析了留欧美与留日学生的差异，而且区分了不同时期留学生对文学的态度与贡献，他将晚清留日学生视为第一代，认为是他们“从日本回国发起了新文学运动”。另外，陈辽的《略论留学生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钟俊昆的《留学生与20世纪中国前期文学思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与《留学生与二十世纪前后的中国散文》（《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等，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20世纪前后留学生与中国文学转型之间的关系。
21世纪以来，留学生文学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涌现出几部有分量的专著，其突出表现则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自觉创新。郑春在其《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导言》中就明确提出其总体思路是：“提出一个概念，梳理一段历史，探讨一种意义”[3]，这个概念即是“留学背景”，以此为视角该著探讨了“留学背景”与现代文学的开创、建设与开放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并阐述了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与现代文学整体建构之间的关系。
李怡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则认为：“今天，虽然存在着文学史观念的若干差异，但在反映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紧密关系这一方面，却有着广泛的共识”，“但是，究竟如何描述和估量留外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所承受外来观念的方式，或者说所谓的外来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他们并通过他们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产生的意义呢”？在他看来，这个“卓有成就并渐趋成熟的一种阐释模式”就是“中外文化交流”，即“考察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接受了哪些外来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寻找与那些外来的相类似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与整个现代文学在‘中外文化交流’之中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李怡承认“这一研究模式的合理性便在于它的确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所背靠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但他同时又指出这一研究模式在实际的文学比较当中，“很容易忽略‘交流’现象本身的诸多细节，或者说是将‘影响研究’简化为异域因素的‘输入’与‘移植’过程”，也就是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文学创作这一精神现象复杂性”。于是李怡提炼出“体验”这一融合了作家情感态度、美学趣味、文学选择的精神性要素作为“留学教育”与文学创造之间的中介，因为“在主体体验的世界里，所有外来的文化观念最终都不可能是其固有形态的原样复制，而是必然经过了主体筛选、过滤甚至改装的‘理解中’的质素。中国作家最后也是在充分调动了包括这一文化交流历程中的种种体验的基础上实现了精神的新创造”。这样，李怡自然就认为“在中国近现代留学生所完成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更应该成为讨论对象的是留学生作家的“异域体验”。[4]
除此之外，留学生文学形象也成为学界研讨的一个热点。20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六卷本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标志着这一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重视。此方面的研究专著有台湾林仪庄的硕士论文《晚清留学生小说之主题研究（1894—1911）》（2002年）、李东芳《从东方到西方：20世纪中国大陆留学生小说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6年版）等。
大致说来，上述关于留学生文学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文学领域，晚清留学生虽有所涉及，但仅限于少数知名人士，与个案研究无异。因史料开掘的不足，大部分晚清留学生作家至今仍游离于研究者视野之外。目前的研究显然不足以反映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的全貌，他们对晚清文学转型的作用与影响也未得到有效揭示，这显然限制了我们对中国新文学发生问题的认识。不过这种研究格局的偏颇近年来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近代小说研究专家潘建国先生就曾撰文呼吁要将留学海外的中国文人纳入近代小说研究的地理范畴（《近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而且从发表的论著来看，相关研究也较以往有所提升，相信随着晚清文学研究与史料开掘的不断深入，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必将成为今后晚清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二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意义
王富仁在《影响21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中称：“20世纪文化就是留学生文化，中国最早派出的国外留学生在中国20世纪文化的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来的发展是在最初的留学生文化的基础上展开的，并且他们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中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5]这虽然说的是文化，对文学而言自然也不会例外。应该说留学生不是最早走出国门，当然也不是最早接触西方文学的中土人士，何以会对中国文学的转型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呢？辜鸿铭曾讲过一个《看画》的故事，称某“土财主时往某行，见美少年终日危坐看书”，因招赘为婿，入门后召之曰：“从此若可将我家一切账目管理，我亦无须再用管账先生。”美少年赧然良久始答曰：“我非看书，我看书中之画耳。”辜氏借此讥讽其时：“中国王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6]这个比喻是相当贴切的，因为当时奉命出国的使臣及其随员，除翻译官外，大都不懂外语，出国考察自然如看书之仅看画耳。钱钟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引用了这个故事的结尾，并说：“语言的困难必然阻碍了对文学的领会，而且也竟抑止了对文学的好奇。”[7]这确为见道之言。早期走出国门的中土人士，如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等，其中不乏诗文名家，但似乎均未对西洋文学产生什么兴趣。光绪初年时任驻英大使的郭嵩焘就说英国：“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8]流亡海外数年的王韬与郭嵩焘的看法几无二致，他说：“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9]
这就使得留学生在晚清的文学转型中必然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他们修的是何种专业，语言是必过的一关，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方的文学作品与观念。而且出于学习的需要，他们也更注重了解对方的文化风情，对方的文学观念也自然比较容易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有些留学生学习外语，就是为了敲开西方文学的大门，如周作人说鲁迅“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10]。而他自己的英文也不过始终是学习英语文学的“居中传话的媒婆而已”[11]。同时，为了更好地掌握外语，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自然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如宋教仁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决心“每日下午读日本小说数页，以熟习日语”[12]。由此可见，留学生对西方语言的学习必然会导致其对西方文学作品的接受。因此，与其他文学群体相比，留学生有着更为强烈的求新求变意识，研究20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他们无疑是最好的参照。近代文学研究专家郭延礼先生就说早期的这批留学生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人生理想、行为方式、知识结构和古代的‘士’均大不相同。创造主体的这种变化对于这时期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极为重要”[13]。
（二）研究思路
中国留学生严格意义上说是在晚清才开始出现的，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容闳、黄胜、黄宽等三人首次留学美国，至宣统三年（1911）清廷灭亡，总共只有60余年的时间。在这短短60余年的时间里，除去早期被中途撤回的留美幼童，第二批由福建船政学堂派出的留欧学生也只有81人，且其专业仅限于西方的军事科技，归国后多从事与之专业相关的行业，参与文学活动者仅寥寥数人而已。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留学始形成风气，人数遂逐年激增，但此时距清亡仅十数年，从事文学活动的留学生虽不乏其人，但多年轻后进，因此在创作上不可能及时地占据主流地位。活跃在文坛上的仍是未曾踏出国门，或没有留学经历的传统文人，如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家李宝嘉、吴趼人、刘鹗、曾朴皆是。
当然，晚清留学生虽不是其时最具创作实绩的文学群体，但其求新求变的强烈意识却代表了未来文学发展的方向，他们文学活动的新尝试成为推动晚清文学转型的主要动力。同时，与现当代的留学生相比，由于史料开掘的不足，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的留学经历多模糊不清，甚至难以确定其留学生的身份，这就使得许多从事过文学活动的留学生仍游离于研究者视野之外，从而限制了对此一文学群体的深入研究。因此，本课题不拟提供一种新的阐释模式，而是以实证为基础全面揭示此一文学群体的基本情况，并对他们的文学贡献予以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其基本研究思路主要表现为：
1.确立研究对象。具有域外留学经历是本课题研究对象的共同特点，也是研究展开的基础，但是由于缺乏史料的有效收集与整理，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的留学经历大多难以确定，因此本课题研究的第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大量史料的钩稽、整理与研究，理清晚清哪些作家有过留学经历，建立资料库，确定研究对象的范围。
2.紧紧抓住留学经历这一关键点。留学生的域外知识接受与生活体验不仅重塑了他们的文学观念，也改变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固有认识，从而使其文学活动表现出与传统士人迥异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学的批判精神与革新意识，对新文学事物的接受与认同，这种积极的开拓精神是晚清文学转型的重要表现。可以说留学背景是晚清留学生作家群体文学创新意识的源泉，因此理清留学背景与晚清留学生文学革新意识之间的关系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所在。
3.注重留学生文学活动的新尝试。留学生是晚清新兴的一个创作群体，其文学活动的新尝试体现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新要求，以此为观察视角可以有效地揭示晚清文学转型的路径与特点。
基于以上研究思路，本课题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留学经历的考索与分析。一方面分析晚清留学生作家群体出现的历史背景，这一背景对留学生专业选择及域外文学接受的影响；另一方面分析留学生在域外的文学接受与生活体验，这一特殊经历对其文学观念重塑及创作理念转变的影响。
2.留学生与晚清文学观念的重构。与本土作家相比，留学生有西方文化知识的系统训练，又直接受到西方文学作品与观念的濡染，因此文学观念与理论革新的意识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群体。此部分内容主要考察留学生域外文学观念的接受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借助域外文学理论资源重构晚清的文学观念。
3.晚清留学生文学活动及创作的新变。留学生在域外创办文学专刊及以新式印刷与装订技术出版文学读本，改变了传统文学的载体。同时，他们在翻译、语体、文体、题材及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变革与新尝试，扭转了传统文学的书写形态与表现形式，有力地推动了晚清文学的转型。本项内容即是从上述两个方面考察留学生文学活动与创作的新变及其对晚清文学转型的促进与影响。
4.留学生与晚清文学转型的历史评价。从晚清留学生文学活动及创作的实绩，以及对未来文学发展的影响这两个不同的侧面对留学生与晚清文学转型的关系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分析与评价。
（三）研究方法
基于本课题的研究实际拟采用的方法主要有：
1.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整体观照揭示晚清留学生作家群体的主要特点，以重要留学生作家的个案剖析深化宏观认识，力求通过晚清留学生作家群体的研究全面客观地揭示晚清文学转型的路径与特点。
2.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相结合。既注重充足的文献依据，又追求富于深度的理论诠释；以丰富翔实的文献奠定理论诠释的坚实基础，以富于深度的理论诠释解析具体问题，揭示研究对象的共同特点及文学活动的深层动机。
3.统计学的方法。通过提供客观、具体的数据统计，以及对研究对象进行合理的分类、归纳获得信实的结论。
此外，还注重吸取传播学、接受美学与比较文学的有益成分，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三 研究对象的界定
“留学生”一词是日本人的创造。远在唐朝，日本政府为吸收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曾多次派遣唐使来到中国，由于遣唐使是外交使节，停留时间有限，不能对中国文化予以系统学习。因此，日本政府从第二次派“遣唐使”时起，便一同派来了“留学生”与“还学生”。“还学生”在“遣唐使”归国时一同回国，“留学生”则继续留在中国学习。千余年来，“留学生”一词在中国一直沿用至今。清末关于“留学生”的称呼有多种，如“游学生”、“游洋生”、“游历生”、“洋学生”等，今天则统称“留学生”。
《汉语大词典》对“留学生”一词的解释是：“留于他国学习的学生。”[14]此种解释首先表明“留学生”隶属于“学生”这一大的范畴，与一般学生不同的特殊属性在于“留学生”是停留于他国进行学习。既然是“学生”，“留学生”自然应有在他国学校进行系统学习的经历。但研究近代留学生的学者大多取其广义，如周棉在《留学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对“留学生”的界定即是“既指那些专门去国外求学者，也指那些‘出洋者’——包括长期在海外居住、游历、考察、工作，同时在海外学习与留学生一样亲眼目睹西方近代文明，在思想上学识上深受影响的人”[15]，这一界定是相当宽泛的，一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皆被囊括进去。周棉对留学生的描述与界定代表了其时大多数学者的取义，如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陈潮《近代留学生》等著作便将王韬视为留学生加以论述[16]。
作为留学教育的发轫期——晚清，时人对留学的认识不像今天这样精确与严格，因此周棉等学者对留学生的解释与界定，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留学情况的基本实际。但范围过宽，不免泯灭了留学生与出国考察或游历之士的差别，王韬虽因避祸在欧洲游历了三年，对西方的物质文化也曾予以有意识的考察了解，但并未进入学校进行系统学习，其对西学的认识不免流于走马观花式的肤浅，很难与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相提并论。因此，为论述之严谨科学，本书对留学生的界定与周棉等学者有所不同，作为留学生必须是留于他国进入学堂进行系统学习的学生，未曾进入学堂的一律不纳入本书考察的范围，即使是梁启超这样流亡日本期间自觉学习外语与西方文化的人士也不例外。但留学学校无法考知的，而时人皆目之为留学生的则仍在本书论述范围之内。确切地说，本书考察的留学生是一批有过域外学堂学习经历的文学群体。在论述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学群体时，本书侧重于其留学期间的文学接受及其以后的文学活动，对于留学以前的文学活动则不作重点考察。
[1] 据谭汝谦、林启彦称，实藤惠秀1939年写成《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交东京日华学会出版（非卖品），后经多次增订改易，于1960年正式出版《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1970年再出增订版。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译序》，谭汝谦、林启彦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2] [日]泽田瑞穗：《晚清小说概观》，谢碧霞译，林明德编：《晚清小说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31页。
[3] 郑春：《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导言》，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4] 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5] 王富仁：《影响21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
[6] 辜鸿铭、陶菊隐：《张文襄幕府纪闻 近代轶闻》，《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1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7] 钱钟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1页。
[8]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19页。
[9]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
[10] 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参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813页。
[11] 周作人：《东京的书店》，参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页。
[12]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9页。
[13] 郭延礼：《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4]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7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3页。
[15] 周棉：《留学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16] 参见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一章第五节之“王韬留学欧洲及其文化思想”、陈潮《近代留学生》（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章“负笈欧罗巴”关于王韬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