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渺小主体的命运
由于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已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凡是当新的重大技术出现时,人们都禁不住要问：它对人类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任何重要的思想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具体而言,这些立场通常可以分为乐观与悲观两派,而每一派中又有人本中心和技术中心两种不同倾向,可归纳如下：
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乐观的技术中心论的一种形态。
《黑客帝国》中的尼奥从对游戏的沉迷中被唤醒,从盲目走向怀疑其身处的现实,进而反抗虚拟网络霸权。由此,整部影片的叙事内核可以看作以乐观的人本中心论为出发点的一次尝试。但在影片中,人与技术关系的多种可能性都得到了展示,例如,A.I.(人工智能)似乎“感染”了人性之恶,救世主从疯狂的A.I.手中拯救了人类,人类通过与机器谈判得到和平,等等。从人与技术(机器)的关系角度,影片在乐观中启程,在审慎悲观中结束。
作为具有批判精神的好莱坞文化工业产品,《黑客帝国》最大的局限性或许在于它最终不得不服从其商品属性,尽管如此,其抗争的题设和超级英雄的气概,在“微观政治”的时代不无超越性。Alexander Galloway认为,“游戏”的概念曾是浪漫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利器,但当游戏成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成为整个体系设计的动态平衡的一部分时,他要做的就是拒绝和它(资本主义体系)这样玩！[2]获得了整体性的诊断,Galoway却无意以新的整体取而代之,似乎要做自觉的独行侠,去倡导美学上的和政治上的离散(incoherence)。
小说《小时代》是一部关于21世纪初的个体“微茫感”的作品。在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中有这样一段独白：
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你并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突然改变方向,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你被失望拖进深渊,你被疾病拉近坟墓,你被挫折践踏得体无完肤,你被嘲笑、被讽刺、被讨厌、被怨恨、被放弃。但是我们却总是在内心里保留着希望,保留着不甘心放弃的跳动的心。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辰。[3]
这段话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以个体的“渺小感”开篇,却落脚于“渺小”的“我们”的强大的自我平衡能力：“希望”,“不甘心放弃的跳动的心”,“我们都是小小的星辰”。
“渺小感”被泛化并自然化为源自存在本身,对它的承受成为生存之必要,同时在被动坚忍中注入自我耽溺——通过一种美学化的转换,《小时代》消解了“渺小感”的焦虑,并以此向生产“渺小感”的社会场景回馈“正能量”。郭敬明在一次访谈中说：“我遇到任何一个问题我都不会把它想得很负面。我都是遇到这个问题就立刻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就算了,我不会为这个事情纠结,也不会去抱怨,不会觉得不平衡或者愤怒。我很难产生负面的情绪——你看我微博也知道,我从来不传递负能量的东西……看到不好的东西也会生气。如果发生在我身上,第一时间我会去想能不能改变它,如果不能改变我愤怒也没用,如果能改变我就立刻去做,而不只是抱怨,抱怨是没有用的。如果我明白一个下情我改变不了,比如说中国是个社会特权,那我就不纠结这个事。我能改变的是什么？我能让我的公司的员工们加薪,这是我做得到的。”[4]
面对自己不能改变的世界,渺小的主体只能安于微观的世界。老板的身份让郭敬明更加服从社会的游戏规则：“以前自己是个文艺作家的性格,处理各种事情都很感性,成立公司之后,很多时候就变得很理性,而且责任感更强了,不只是对自己,而是对公司所有的人。我第一次意识到大家都是靠着我在生活,他们是仗着我在发薪水。我不能再像以前当作家那样不想写就不写了。我可以一年以后再写,反正饿不死,但他们不行。我不能说公司我突然丢掉不管了,因为人家也是拿整个青春在跟你奋斗,人家的职业规划是放在我的公司里面的。”[5]
文学触觉、企业责任感、理性、实际、正能量,这种种品质正是当今社会理性的缩影。在这个意义上,郭敬明的“成功”正是社会对他的“正能量”的回馈。但随着这些个人层面上的平衡机制日益深度卷入系统的动态平衡,郭敬明原本“颇有时代感和社会洞察力”的文学作品,成了一个“浅薄而俗套的商业片系列”[6]。通过维持社会的再生产,《小时代》自己也参与生产“大大的绝望”和“小小的星辰”,并维持它们之间千钧一发的微妙平衡和循环往复。
[1]谷李,西南政法大学讲师。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西方数字人文前沿》项目(XZRCXM2014-02)成果。
[2]Alexander Galoway,The interface effect.Polity Press,2012.
[3]郭敬明：《小时代1.0 折纸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4]马钺：《“小时代”会越来越残酷》,《中国企业家》2013年第14期。
[5]马钺：《〈小时代〉商业考：大数据镀金下的成功样本》,《中国企业家》2013年第14期。
[6]杨玲：《愤世、媚俗与自我规训：〈小时代〉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比较》,《福建艺术》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