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龙朔年间唐伐铁勒之背景

天山一役，发生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薛仁贵领军讨伐的对象，是九姓铁勒[4]。

铁勒是隋唐史籍对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与突厥语言风俗相近的诸多游牧部族之泛称。学界多认为，秦汉时代之丁零、魏晋以降之高车，乃是铁勒之前身[5]。《隋书》叙及其时铁勒各部之分布，言其“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从蒙古高原的土拉河北、贝加尔湖沿岸，到阿尔泰山西南、天山北麓，直至里海一带，皆有“姓氏各别”的铁勒部族存在[6]。

铁勒虽然善于骑射、部族众多，但因“并无君长”，缺乏坚强有力之领导，故突厥民族于6世纪中叶勃兴于阿尔泰山南麓后，铁勒便受其役属。突厥历代可汗“东西征讨，皆资其用”[7]。至6世纪末，突厥汗国因内战而分裂，铁勒亦随之分属东、西突厥。在这一过程中，铁勒各部亦随之迁徙、融合、分化。迄唐高祖武德（618—626）初年，漠北铁勒部落见于史载者有15个，即薛延陀、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其中以薛延陀部最为强盛[8]。

贞观二年（628），铁勒遣使朝唐，首次与唐朝建立了官方往来[9]。此时唐朝正谋划对东突厥用兵，而铁勒各部也已掀起了反抗东突厥统治的起义活动。基于此共同利益，唐太宗采取了扶持铁勒各部反抗突厥统治之政策，而扶持的主要对象便是已经由“金山西南”迁至漠北、在铁勒各部中最为强大的薛延陀[10]。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册封薛延陀酋长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统领漠北铁勒各部。次年，唐军擒获东突厥颉利可汗。在唐与铁勒的双重打击下，东突厥汗国宣告灭亡。

不过，取代东突厥成为漠北草原霸主的薛延陀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双方很快在如何处理突厥降民及向西域扩张势力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11]。贞观十五年（641），唐与薛延陀爆发战争，薛延陀战败后虽向唐主动示好请婚，但双方终究和亲未成。贞观十九年（645），薛延陀可汗夷男病卒，继位的多弥可汗“驭下无恩，多所杀戮”[12]，加剧了汗国内部的矛盾。翌年，铁勒回纥部酋长吐迷度联合仆骨、同罗等部，攻杀多弥可汗，其继任者咄摩支向趁机出兵漠北的唐军投降，薛延陀汗国亦亡。

在贞观年间唐朝先后削平了东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之后，九姓铁勒等漠北各游牧部族纷纷降附。如何对待和管理这些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与汉地大相径庭的“骑马民族”便成了唐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前，在安置东突厥降众之时，唐朝已建立起了羁縻府州制度，此时便依循前例，在漠北各部广置羁縻府州，任各部酋长为刺史、都督。

何谓羁縻？唐人颜师古以为即“系联之意”[13]。唐代的羁縻府州，是中央政府为安置边疆地区内附的少数民族部落而设置的一种特殊行政区划，其本质是州县制度突破“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界限后的一种延伸[14]。一般来说，在设置羁縻府州的地区，各部酋长的都督、刺史之职皆可世袭，管理上“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15]，不需要像内地郡县那样承担较多的经济义务，是一种充分照顾到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改其宜”[16]的良好制度。唐朝在铁勒地区实施羁縻府州制度后，各部“其都督、刺史、候（俟）利发等竞遣使来诣，每元正朝贺，则数百千人，寻常驰使，道路不绝，老幼不惮遐远，悉手持方贡”[17]，漠北草原与内地之间一派和平景象。

在唐朝于铁勒各部设置羁縻府州后的十余年里，从史籍中记载的双方交往情况看来，唐与铁勒之间一直维持着比较亲密的臣属关系。然而到了唐高宗龙朔元年（661），九姓铁勒各部却突然杀敕使反叛，迫使唐朝派出郑仁泰、薛仁贵、萧嗣业等率领两路大军深入漠北征讨，个中缘由不能不令人深思。

铁勒叛唐之原因，史籍无载，然结合其时唐朝的边疆政策与复杂局势，还是能推测出若干情由。

唐太宗即位之初，国家尚未从隋末动乱中恢复元气，其对外政策倾向于消极与保守。贞观四年（630）灭东突厥，主要得益于铁勒各部的起义与东突厥内部的分裂[18]；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军队主力则由归附的突厥、铁勒骑兵构成；贞观十六年（642）更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放弃用兵薛延陀，转而谋求和亲[19]。然而到了贞观后期，随着国力渐复，太宗越来越倾向于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太宗晚年对高丽的三次征伐上[20]。高宗继位伊始，虽然一度以“不欲广地劳人”[21]为由裁弃安西四镇，似乎缺乏对外扩张的兴趣，但很快就转变态度，继承并贯彻了太宗晚年积极开拓的边疆政策。高宗一朝，唐之版图扩张得最快最广，对外征战自然也更为频繁。自永徽二年（651）始，连年用兵西域，先后讨平阿史那贺鲁、思结都曼等叛乱，并与吐蕃争夺安西四镇的控制权；在东方，则持续征辽战役，龙朔三年（663）破百济，总章元年（668）灭高丽；在西南方则与吐蕃角逐于青海。在如此广阔的边境维持如此之多的战事，除了需要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更需要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兵员。而这一点，仅仅依靠府兵及临时募兵远远不够，征调附唐的突厥、铁勒等游牧部族组成蕃兵与府兵共同出征，便成了唐代前期统治者的优先选择。

早在贞观中期，降唐的突厥骑兵便在唐军征讨吐谷浑、灭高昌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宗晚年亲征高丽一役，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所部蕃兵亦立下赫赫战功。以上战事中游牧民族骑兵显示出的战斗力使唐廷在对外远征中更加依赖蕃将与蕃兵，铁勒各部亦不例外。于是，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初唐朝在漠北铁勒部落设置了羁縻府州，当年年底即征调其远征龟兹。此后直至铁勒叛乱的龙朔元年（661），以回纥为首的九姓铁勒各部几乎参与了唐朝每一次的对外征战。史籍记载如下：

贞观二十一年（647）十二月，“发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余万骑”[22]，自漠北越金山（今阿尔泰山）南下，征讨龟兹。战事至二十二年（648）十二月结束，历时一年。

贞观二十三年（649）正月，太宗遣高偘率回纥、仆骨等铁勒部兵北击割据阿尔泰山北麓的突厥车鼻可汗。战事至永徽元年（650）六月结束，历时一年半。

永徽二年（651）七月至次年正月，唐发府兵两万及回纥骑兵五万，西征叛唐之阿史那贺鲁。战事主要在天山北麓展开，为时半年。

显庆二年（657）闰正月，唐再发回纥等部兵自漠北西讨阿史那贺鲁，兵锋直抵碎叶水（今中亚楚河流域），至次年二月战争方告结束。

龙朔元年（661）正月，唐高宗任命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督回纥等蕃兵赴平壤远征高丽。此次征辽战事尚未结束，漠北就爆发了九姓铁勒的叛唐斗争[23]。

传统观点多认为，游牧民族“明以战攻为事”[24]、“以寇抄为生”[25]，似乎仅凭抢掠周边农耕国家便可维持其部族之生存。然而近来的人类学研究表明，以上判断是长久以来农耕民族基于自身文化优越性而产生的误解。在游牧部族的生计中占主要地位的毋庸置疑是畜产的牧养，而狩猎、贸易、掠夺等手段只是为降低游牧生产风险而采取的辅助性生业。游牧生产方式有其不可违背的规律和节奏，对人力、季节、气候、地理条件等都有较高的依赖性。因此，就匈奴、突厥等游牧国家兵牧合一的社会组织方式而言，大规模的、长期的战争反而会对牧民的生产造成损害。如果战争中获得的利益不足以弥补生产上的损失，那对普通牧民而言不啻为一场灾难[26]。

如果以上分析能够成立，那么，从上引唐朝多次征调以回纥为首的铁勒各部远征的情况来看，近则金山、天山，远则中亚、朝鲜，战争既远离铁勒故土，持续时间又多长至逾年，对兼具战士与牧人双重身份的铁勒部民来说，其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此外，铁勒部民们蒙受的损失是否能在战争中得到弥补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唐代前期的对外战争以胜利的为多，且按照当时的惯例参战的军队（尤其是中上级军官）有权分得一定的战利品，不过从史料中透露出的蛛丝马迹来推断，恐怕情况并不乐观。贞观九年（635），唐太宗派铁勒部酋契苾何力与凉州都督李大亮、将军薛万均同讨吐谷浑，其间契苾何力与薛万均在战略上发生意见分歧，契苾何力独领骁骑千余发动袭击，大破吐谷浑。事后论功，薛万均却“排毁何力，自称己功”，气得契苾何力拔刀相向[27]。此事虽是个例，却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蕃兵蕃将受汉将排挤的状况。如果连契苾何力这样的部族首领都难以保证自己的利益，那普通铁勒部民在瓜分战利品时受到排挤与欺凌亦不足为奇。

实际上，唐朝统治者对铁勒各部的不满情绪亦有察觉。早在永徽二年（651），高宗就曾派遣刘仁愿入铁勒“抚慰”，显庆二年（657）刘仁愿再次充使抚慰铁勒各部[28]。这显示出，随着对外征伐的持续进行，铁勒各部与唐廷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另据一则碑志材料，显庆四年（659）之时漠北局势似乎已有动荡，因此年唐朝曾任命了一位“铁勒道行军总管”[29]。但此事别书未见，仅为孤证，姑且存疑。不过至迟到显庆五年（660），铁勒各部已有小规模叛乱发生。此年八月，右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兵讨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落，三战皆捷，追奔百里，斩其首领而还”[30]。从战事进程来看，应是思结等四部入寇，郑仁泰将其击退。若此推断不错，这是自铁勒各部设置羁縻府州以来，首次有入寇的记录。这暗示我们，漠北铁勒各部的游牧生产秩序似乎出了问题，从而迫使他们铤而走险遣兵入寇。然而这一情形并没有引起唐朝统治者的足够重视，次年正月高宗仍旧派遣萧嗣业统回纥等部胡兵向平壤进发，参与征辽战役。恰在同年，回纥部落原首领婆闰去世，其侄比粟毒继位。比粟毒一改回纥往日的亲唐政策，与同罗、仆骨两部联军犯边，漠北九姓铁勒的反唐叛乱就这样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