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天王称号

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首领除了普遍使用过“王”号之外，大多使用过“天王”名号。“天王”在名号层级顺序上基本上处于“王”与“皇帝”之间，可以说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过渡，当然也有的政权将“天王”名号作为相伴始终的选择。对于十六国时期的“天王”称号，学者讨论的比较多，如前所述，新加坡学者古正美，我国台湾学者周伯戡、黎毓雯等，曾以后赵与后秦为个案进行研究，虽然对于“天王”名号具体含义的解释有所不同，但有一点他们基本达成共识，即认为后赵与后秦的“天王”名号皆与佛教有关。

十六国政权中使用“天王”称号的不仅仅是后赵、后秦，前秦、后燕、后凉、夏、北燕也先后使用过，因此不应该以具体的个案为研究对象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应该将“天王”称号置于整个十六国各政权的大背景下分析。要想搞清楚“天王”与佛教是否有关系，必须明确两个问题：首先，十六国中使用过“天王”名号的政权首领是否都信佛。十六国时期最早称“天王”的人是靳准，其人原为刘聪的中护军，太兴元年（318），靳准趁刘聪死后的混乱局势，尽杀刘氏宗室，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置百官，称藩于晋[28]。对于靳准是否奉佛，史书无载，不好判断，对于这一点，持“天王”名号来自佛教观点的学者也表示认同[29]。虽然使用“天王”称号的石勒后期可能信奉佛教，但是在称天王之初对佛教还是极力打压的：“石勒屯兵葛陂，专行杀戮，沙门遇害者甚众”[30]。其次，即使称“天王”的首领信佛，这些首领与佛教的关系是否皆如后秦姚兴一般？有可能信奉佛教的夏国赫连勃勃，据史书记载也是在418年攻克长安之后才开始信奉的，而攻克长安之后，赫连勃勃很快就称帝，因此不可能用佛教的“天王”概念作为解释赫连勃勃称“天王”的缘由。不仅如此，甚至有僧人曾把赫连勃勃当作一个废损佛法的代表：“自佛法东流已来，震旦已三度为诸恶王废损佛法。第一，赫连勃勃，号为夏国，被破长安，遇僧皆杀。”[31]而且后凉的吕光是否信佛或信仰的程度如何也不太好确定，但是从一件事上可以知道，吕光对佛教的兴趣不是很大。苻坚命吕光出征西域前，给吕光一个特殊的任务，即将居于龟兹的西域名僧鸠摩罗什带回中原。后因淝水之战苻坚失利，前秦四分五裂，吕光滞留在凉州，故而罗什随吕光在凉州一住十八年，但是于佛教竟无建树，这应与吕光对佛教不重视有很大的关系。正如《高僧传》作者评论说：“（罗）什停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32]而且在弘扬佛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姚兴，于隆安三年（399）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33]，两年后即401年才迎鸠摩罗什进入关中，推广佛教的，因此姚兴“天王”称号究竟与佛教有多大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讨，故而不能简单地将“天王”称号与佛教中有关“天王”概念联系在一起，从相关史书看，十六国时期的“天王”来自于中国的传统。

“天王”称号在中国史籍中最早出现在《春秋》[34]，指的是周天子，在汉朝，也经常出现“天王”一词，一般来讲都是指皇帝[35]，《史记》中这样的例子也是俯拾皆是，这说明在两汉时期，“天王”即是“天子”，而天子不过是具有了一些神化色彩而已。史书明确记载，十六国时期的“天王”来自先秦时期：“太兴二年，（石）勒伪称赵王……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36]；石虎“于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称大赵天王”[37]。此外，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北周时期的“天王”也是“依《周礼》称天王”[38]。这些都说明，十六国时期的“天王”概念是来自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其地位及含义相当于殷周旧式的最高领袖。春秋战国时期，凡有军事实力的诸侯国家的统治者，在本地区内多自尊自大地称起王来，如春秋时的吴王、楚王，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国君则几乎个个称王，如燕王、齐王、韩王、赵王、魏王、秦王、楚王等皆是，这是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兴起后在政治上称雄争霸的表现，为了区别于各地的诸王，使名分上不相混，故《春秋》的经文及诸传里为正君臣名分，尊周王为“天王”。顾炎武的《日知录集释》卷四《天王》中有一段议论：“《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也（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无二尊也’是也）”[39]，由此可见，“天王”是高于“王”的一种称号。而且在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的心目中，它也高于一般的“王”号：“（苻）健军师将军贾玄硕等表健为侍中、大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单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轻重，非若等所知’，继而潜使讽玄硕等使上尊号。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40]。从苻健因为有人上表将自己的名号定为“秦王”而怒，后称“天王”可以看出，在苻健的心目中，“天王”的名号明显是高于“王”号的。故而在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名号的层级顺序上，“天王”一般出现在“王”号之后。

尽管“天王”的名号高于“王”号，但由于先秦时期，周天子的权威下降，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再加之自秦始皇起“皇帝”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尊号，因此，“天王”就成为名不正言不顺的最高统治者名号，距离皇帝名号还有一定距离。而且从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首领名号的层级顺序中也可看出，十六国时期的“天王”与先秦时的含义有所不同，先秦时期的“天王”是周天子的意思，是普天之下的最高首领，类似后世的“皇帝”，而十六国时期的“天王”是不同于皇帝的，虽然“天王”的妻子称皇后，似乎天王和皇帝的名号差别不大。从十六国各个政权的“天王”使用名号看，在有些政权首领号天王，但行皇帝事[41]。说明“天王虽然是事实上的皇帝，但还不全是皇帝。比如，石勒的群僚以天王称号‘名位不正’为由劝他称帝。因此可以说，天王是有其实而名不正。所以在有关天王即位的记事中，特意要附带一句‘去皇帝之号’（苻坚、姚兴、慕容盛）”[42]，谷川先生对于十六国时期“天王”性质的分析非常有道理，但是他认为“五胡诸国家的一部分君主避免马上称帝而止于天王之号，其原因极有可能来自于当时的权力结构，即宗室分掌权，对君主既支持，同时也有抑制”[43]，“使用天王这一称号的必然结果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王在多数情况下降爵为公”[44]的研判有待进一步商榷[45]。

咸康元年（335），石虎废后赵皇帝石弘，群臣劝其称尊号，石虎说：“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46]言外之意是石虎认为自己无论是“道”还是“德”方面都担当不起“皇帝”称号。姚兴太元九年（394）以太子身份继皇帝位，但隆安三年（399）又以天变地异为由降称天王[47]，且认为“殷汤、夏禹德冠百王，然犹顺守谦冲，未居崇极，况朕寡昧，安可以处之哉！”[48]赫连勃勃不称“皇帝”，是他自认为“无拨乱之才，不能弘济兆庶，自枕戈寝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遗寇尚炽……皇帝之号，岂薄德所膺！”[49]

从石虎、姚兴及赫连勃勃称“天王”或降称“天王”的原因看来，十六国时期政权首领使用“天王”名号，有出于自卑心理的因素。依据中原传统典籍中政权的正当性原则，这些十六国的君主是没有资格称皇帝的，而且就皇帝的定义而言，十六国都属于地方政权，且德行也不够，达不到“道合乾坤，德协人神”的地步，因此“天王”名号成为内迁民族在政权建立过程中，对称王已经没有太大兴趣，但又没有足够的资本称帝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天王”称号的使用，使十六国政权首领在通往皇帝尊号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