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汉时期东来的中亚人及其活动

（一）东来的中亚各国的质子及使者

《史记·大宛列传》：“是时上（武帝）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50]这些“外国客”有不少是来自西域中亚的各国质子及使者。《后汉书·西域传》亦载：“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班超……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51]可见两汉时期东来的西域中亚诸国使者及质子是相当多的。

张骞通西域后，大批西域中亚的使者及使团来到长安、洛阳，出入于宫廷。《三辅黄图》载：“（汉）武帝穿池得黑土，帝问东方朔，东方朔曰：‘西域胡人知。’乃问胡人，胡人曰：‘劫烧之余灰也。’”[52]成帝时，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宿萯阳宫，赐从官”[53]。《汉书·宣帝纪》载甘露三年（前51）春，宣帝在甘泉宫召见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皆得列观，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54]。可见当时旅居长安蛮夷君长人数之多，而且在宫廷之中有不少西域胡人，其中当有不少中亚诸国质子及使节。

西汉长安城内设有专门接待域外来客的馆舍，称“蛮夷邸”。《三辅黄图》卷六云：“蛮夷邸，在长安城内藳街。”本注：“藳街，街名。蛮夷邸在此街，若今鸿胪馆。”[55]有学者倾向认为藳街指长安城的直城门大街[56]。蛮夷邸内主要安置入京朝贡的四夷，其中应有不少中亚诸国人。这些人或是通聘纳贡，或入朝为质，地位较高。

当时来长安通贡纳聘的中亚诸国主要有大宛、康居、大夏、大月氏、乌孙、安息等。自乌孙通使联姻于汉之后，大宛因饶汉物，频频遣使并“遣子入侍，质于汉”[57]。

康居因所在绝远，“不属都护”，但慑于汉军威望，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成帝时（前32—前6），康居遣子侍汉，贡献。因始终轻侮汉使，西域都护郭舜曾建议和康居断交，然汉出于通贡、“重致远人”的目的，接受了康居侍子。此后康居“终羁縻而未绝”[58]。敦煌悬泉汉简II90DXT0215④：17曾记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1）“送康居王质子乘……如律令”[59]，可知汉成帝时，康居向汉遣送质子，汉则给予质子乘传一类的优待。

大月氏亦频遣使者来汉，如前述《拾遗记》载“（武帝）太初二年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前述悬泉汉简里有不少大月氏遣使及汉送大月氏使节的记载。

随着汉帝国势力的发展，当时来长安的西域中亚上层人士数量相当众多。这些人不但受到汉廷重视，也经常参加朝廷的一些重大活动。例如祭陵，这在当时也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活动。王先谦《续汉志集解》引蔡邕《独断》云：“天子以正月五日毕供，后上原陵，以次周遍，公卿百官皆从……匈奴朝者、西国侍子皆会。[60]”这些西国侍子中应有不少中亚诸国侍子。

东汉时，西域诸国继续遣子入侍。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西域十八国曾遣子入侍，但光武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当这批侍子返抵敦煌时，西域诸国纷纷请求将侍子留居于敦煌，得到光武帝的准许。后来这些侍子因“久留敦煌，愁思，皆亡归”[61]。

和帝永元六年（94），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人及汉吏士贾客一千四百人，再次击破焉耆，斩其王，焉耆、危须、尉犁皆降，“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而且“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附，遣使贡献”[62]。虽有些夸张，但多少反映出西域中亚侍子来华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

大月氏在东汉永元年间兵败班超之后，更是“岁奉贡献”。前述汉长安城发现希腊铭文的铅饼，虽有学者认为是贵霜难民及其后裔留下的，但也不能排除来自贡使之手的可能。

身毒在东汉和帝时，“数遣使来贡献”。汉末由于西域政局动荡，多走海路从日南等地来华贡献。

安息作为丝绸之路西端大国，凭借其强大实力及地理优势，控制并垄断丝绸贸易。其与中国的交往更为主动。自张骞之后，终两汉之世，通使不绝。如前所述，西汉时，安息使者曾随张骞副使一起来长安“观汉地，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东汉章帝、和帝时更是遣使献狮子、符拔及条支大鸟等。

终两汉之世，东来的中亚诸国使者质子人数不少，这些人构成来华中亚人的上层，他们出入宫廷及上流社会，并参与皇帝的巡幸、祭天及校猎等活动。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汉的势力当时远达葱岭以西，汉和西域中亚的官方联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流寓中原的西域中亚贾胡及艺人

《后汉书·西域传》论曰：“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63]这里的“商胡贩客”，当时指来自西域中亚的贾胡。

关于西汉时期流寓中原的贾胡的情况，史载不详，据《汉书·西域传》载：“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64]这里所谓的殊方异物，除了一部分为四夷贡史所进献，也有不少是西域中原商胡冒贡使之名而贩来的。

汉成帝时西域都护郭舜言：“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65]另外成帝时，杜钦也曾向大将军王凤云：罽宾“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66]。可知当时打着“西域使者”旗号来访长安的西域人有许多并不是什么使节，而是一些假借使者名义来长安的西域商胡。

东汉定都洛阳，洛阳也成为西域中亚贾胡的活动场所。《东观汉记》载：光武帝死后，长安城“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京兆）尹车过帐，胡牵车令拜”[67]。看来在东汉初，长安的商胡还为数不少。

《后汉书·南匈奴传》记洛阳有“胡桃宫”，顺帝汉安二年，汉护送新立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归南庭，并“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68]。这里提到的广阳城门外大概是东汉为外商在洛阳活动所提供的场所。另外《后汉书·梁冀传》载梁冀起菟园于河南城西，“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菟。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69]。

大概东汉时期来洛阳的西域中亚胡人甚众，有人专门对他们从相貌上进行分辨。汉末繁钦《三胡赋》云：“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高辅陷□，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猬，顶如持囊，隅目赤眦，洞仰鼻。”[70]看来东汉时中原民众对西域中亚胡人认识程度有了进一步提升。

两汉时期，随同中亚贾胡一起来的，还有一些艺人。汉代流行百戏，除角抵外，还有各种杂技幻术，如戴杆、走索、倒立、扛鼎，寻橦、跳丸、弄剑、吞刀、吐火及鱼龙变化、戏狮搏兽等。《史记·大宛列传》载：“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功。而角抵奇戏，岁增变益盛，益兴，自此始。”[71]这些杂艺的发展与西域杂技魔术的传入有关，也和这些西域杂技艺人的到来有关。大秦幻人有不少来到长安、洛阳，为汉代百戏增添奇异色彩。前引《史记·大宛列传》云汉武帝时，安息国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索隐韦昭注：眩人“变化惑人也”，按《魏略》云：“犁靳（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72]。《汉书·张骞传》颜师古注云眩“即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73]。《通典·边防》亦云：“前汉武帝时，遣使至安息，安息献犁轩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鬓，长四尺五寸。”[74]可以看出他们具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也说明来自西域的杂技魔术及艺人们很受当时人们的欢迎与重视。

汉安帝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头马。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也。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75]。这些大秦幻人显然是经海路来到中国的。其中跳丸也称弄丸、飞丸等，即表演者连续快速抛接若干弹丸，有时也抛接短剑，称弄剑。在汉代的画像石上，就有跳丸、弄剑场面，有一人同时飞四短剑和两丸的。可见这些杂技魔术等亦从宫廷流向民间，在当时社会上大为流行，其始作俑者当然是来自大秦等地的幻人。张衡《西京赋》记述平乐观角抵、百戏的盛况：“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程角抵之妙戏……奇幻攸忽，易貌分形。吞刀取火，云雾杳冥。”[76]所谓的吞刀、吐火，易貌分形，应是出自西域的幻术，不过加其“眩者之工，岁增变益”，显然这种幻术等传到中国已推陈出新了。河南南阳王寨汉画像石的百戏图，有跳丸、弄剑、吐火的[77]；山东微山汉画像石有跳丸图，有的还刻有吐火、弄蛇、戴竿的[78]；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亦有掷丸、顶杆、鱼龙曼衍的[79]。这些杂艺之人并非都来自大秦等地，但肯定是受到宫廷中来自大秦的幻人影响，笔者推测当时来华的贾胡等人中，也存在一些民间艺人。因汉人“加其眩者之功”，从而使得这种杂艺从朝堂走向民间，促进了汉代百戏的发展。

《后汉书·五行志》云：“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这种胡化风气的流行，和两汉时期大量的西域中亚贾胡及艺人的东来有关，虽然史籍所载不详，但可以想见当时盛况。

（三）东汉后期中亚译经僧的东来及活动

佛教自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创立以来，发展很快。到阿育王时代（前268—前232）已成为国教，并向周围进行传播。约公元前2世纪，佛教开始在中亚一带流行。

学界一般认为，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内地当在西汉末年。《魏略》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80]。这里提到的大月氏即贵霜王朝，当时佛教在该地已比较昌盛，伊存就是当时贵霜王丘就却派来的佛教信使。考虑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阿富汗地区陆续发现属公元1世纪早期的佉卢文健陀罗语佛教文献，可知佛教最初应是从西北印度大月氏（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经陆路传入中国[81]。不过，佛教在西汉一代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东汉时，佛教开始在宫廷及上层统治者中流行。东汉初年，楚王刘英信奉佛教，“（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并得到明帝支持。另有记载，永平十一年（68），明帝“夜梦金人，飞入殿庭。乃问群臣”[82]，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

不过，当时多数中国人对佛教并不在意，知道佛教的人，往往也只是把佛教看作当时众多的方术之一，并未予以特别的重视[83]。至桓、灵之际，佛教才得到统治者进一步的提倡。史载：“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84]

东汉末期，随着佛教在中国内地的进一步的发展。大量的西域译经僧来到中国译经传教。汤用彤先生指出：“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85]洛阳成为当时佛教翻译与传播的一个中心。当时除天竺国僧外，也有不少中亚僧侣，他们分别来自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这些人大多以国为姓，与汉地信徒和沙门合作翻译。

东汉后期来华的大月氏人有支娄迦谶、支曜、支谦、支亮等；康居人有康巨、康孟祥等；安国人有安玄、安清（世高）等。

月氏人

支娄迦谶：亦称支谶，“本月氏人”。汉灵帝时，游于洛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又有《阿阇世王》、《宝积》等十余经”。《高僧传》云其译文“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86]，表明其译文忠实于原文，是典型的直译风格。有学者称此为中国翻译文体上的重大进步[87]。

支曜：据《高僧传·支娄迦谶传》云：“又有沙门支曜、康巨、康孟祥等，并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洛。曜译《成具定意经》、《小本起》等。”[88]支曜应该和支娄迦谶一样，为汉灵帝时期来华的月氏人。

支谦：《高僧传·康僧会传》：“先有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氏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谶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汉献末乱，避地东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宜。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又从《无量寿》中本起，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经》等，皆行于世。”[89]

《出三蔵记集卷七·合首楞言经记》云：“又有支越，字恭明，亦月氏人也，其父亦汉灵帝之世来献中国。越在汉生，似不及见谶也。又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故越得授业于亮焉。”[90]此支越即支谦，既然其父于汉灵帝时来中国，可知支谦为汉末三国时人，不过其主要活动在三国时期。《佛祖统纪》云：“黄初五年，月氏国优婆塞支谦来洛阳……后避地归吴。”[91]有学者认为支谦乃是一位博览多才，兼通六国语言的学者。因其“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可知他以多种文本来进行汉译，其中当包括中亚文字译本在内，此与前述诸人专译梵本者不同[92]。

支亮：前引《高僧传·康僧会传》云：“有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93]可知支亮早于支谦，应活动东汉桓、灵间。

康居人

康巨、康孟祥：前引《高僧传·支娄迦谶传》云：“又沙门康巨、康孟祥等，并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洛……巨译《问地狱事经》。并言直理旨，不加闰饰。孟祥译《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祥共竺大力译为汉文。”[94]康居国人来华，大抵以康为姓，此沙门康巨、康孟祥应为中亚康居国人，他们大概于汉灵帝、献帝之时来到洛阳等地。据《开元释教录》载：康巨，西城（域）人，于灵帝中平四年（187）译《问地狱事经》于洛阳；康孟祥，其先康居人，以献帝兴平元年（194）甲戌至建安四年（199）己卯于洛阳译《游四衢》等经六部[95]。

释昙谛先人：《高僧传·释昙谛传》云：“释昙谛姓康，其先康居人”，汉灵帝时移附中国。献帝末乱，移止吴兴。谛父彤，尝为冀州别驾。母黄氏……（谛）至年十岁出家，学不从师，悟自天发………晚入吴虎丘寺，讲《礼》、《易》、《春秋》各七遍，《法华》、《大品》、《维摩》各十五遍……以宋元嘉末卒于山，春秋六十有余[96]。可知释昙谛先人为汉灵帝时来华的康居侨民，其先人或是经商，或是出使，抑或是避难来到中国。他们来华后活动地不详，汉献帝末年，该家族移居吴兴。昙谛卒于宋元嘉末，距其家族移居吴兴始已有两百多年。昙谛之母黄氏显然是汉族妇女，可见这家康居胡人已与汉族通婚，甚至不止一代，其血统、文化、习俗殆均已汉化[97]。

安息国人

安清（世高）：这是东汉时期来华的中亚人中最著名的人物，原是安息王子。《高僧传·安清传》云：“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见称，加又志业聪敏，剋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故隽异之声，早被西域。高虽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厌离形器。行服既毕，遂让国于叔，出家修道。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既而游方宏化，遍历诸国。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其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便达豫章……复到广州……遂达会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著高头，应时殒命……高既王种，西域宾旅，皆呼为安侯，至今犹为号焉。天竺国自称书为天书，语为天语，音训诡蹇，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至谬滥。唯高所出，为群译之首。”[98]可知安世高本是安息国王子，而且在其父安息王死后，已经继承了王位。然而其兴趣在于研究佛学，遂将王位传给其叔叔，出家修道。后游历诸国，约在汉桓帝初年，来到中国洛阳一带，其后半生便在中国度过。因其聪敏好学，来华不久，即通习汉语，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先后所译经论达39部。安世高在汉灵帝末年遍游中国南方，如浔阳（今江西九江）、豫章（今江西南昌）、广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地。后在灵帝中平年间，不幸在会稽闹市中，遭人误打，死于非命。

康僧会《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序》云：“有菩萨名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让国于叔，驰避本土。翔而后集，遂处京师。”[99]《出三藏记集·安世高传》亦记此事，云安世高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游化至中国。后宣译群经，改梵本为汉语，计三十五部[100]。有人说他译经共95部[101]，现存54部。鉴于当时的佛经翻译还属于开创时期，安世高译经的经名和部数，很难有准确而详细的记载。

关于其身世，最初一般认为其为安息国王科斯老（Chosroes，106－103）之子，嗣位后让国于叔父沃拉加色斯二世（VolagasesⅡ）[102]。后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安世高多半是来自与贵霜毗邻的马尔吉亚那（Margiana）地区的译经师，也即安息东界的木鹿的高僧[103]。意大利学者富安敦教授研究认为安世高不仅是一个僧人，而且是安息国的质子，其直系后裔即北魏的安同，唐朝的安兴贵、安修仁一家，甚至安禄山也和这个家族有亲属关系[104]。不过其观点并没有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同[105]。

安世高传译梵典，不需转解，道安对其评价是：“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106]《高僧传》云其经论“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又云当时“先后传译，多至谬滥。唯高所出，为群译之首。安公以为若及面禀，不异见圣。列代明德，咸赞而思焉”，可见对其评价之高。安世高的翻译遍及大小乘诸经典，南朝道安等为之注释。他影响很大，推动了以后两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107]，被认为是东汉最成功的佛教翻译家。

另外，安世高在南方巡游，在广州身亡一事，说明汉代南方广州等地也有安息人的活动[108]。

安玄：《高僧传·支娄迦谶传》云：“时有优婆塞安玄，安息国人……博颂群经，多所通习。亦以汉灵之末，游贾洛阳，以功号曰骑都尉。性虚靖温恭，常以法事为己任，渐解汉言，志宣经典，常与沙门讲论道义，世所谓都尉者也。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109]《出三藏记集》亦记此事。安玄也是汉灵帝时期来华的安息人，当时可能因经商而来，后因功至骑都尉。他精通梵文，在通习汉文之后，与沙门严佛调合作译经。

由上可知，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达到一个高峰，尤以桓灵时期为集中。这其中既有政治因素，也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佛教自创立以后，便致力于向周边发展，迦腻色伽时代，佛教从西北印度和东部阿富汗发展到北面的巴克特里亚和粟特地区。这里文明发达，希腊文化影响深远，在这一地区发现许多早期（2世纪）佛寺遗址，为康居和安息僧最早到达中国提供了解释[110]。在当时的交通地理条件下，文化的传播往往是通过间接、断续的方式进行的，佛教也是如此。因此两汉时期，佛教传播多是经中亚一带辗转而来，这也是当时来华译经传教者多为中亚人的原因。东汉后期，随着大量中亚僧侣前赴后继地到来，当安世高来华时，中国的中亚侨民已为数不少。《高僧传》谓“西域宾旅，皆呼为安侯”。这些人既为佛教在中原的传播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也为汉代中西交通与交往作出了贡献。

总之，两汉时期中亚诸国人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中间既有来华的质子、贡使及官员，亦有不少的中亚贾胡、艺人及传教僧。西汉武帝开通西域，自此不少中亚西域诸国的使节、侍子及官员等来到中国，历经王莽及东汉，绵延不绝。至于西域贾胡等，有相当一部分是冒贡使之名而来，出入宫廷及民间，以朝贡名义进行贸易；另外一部分就是民间贸易胡商，他们活跃在丝绸之路沿线及长安洛阳一带，促进了汉代经济的繁荣。而来华的传教译经僧，则主要集中在东汉中后期，这也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而出现的。这些人的到来不但为汉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交通与交流的发展，为以后西域中亚胡人大规模来华奠定了基础。

（韩香：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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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汉讫五代中亚胡人来华及活动研究”　（项目批准号：06CMZ004）资助。

[2]这里所说的中亚是指葱岭以西，包括波斯地区，一般所谓狭义的“西域”（今新疆地区），不包括在内。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4]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9页。

[5]《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6页。《汉书》卷六一《张骞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89页。

[6]《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注引司马贞《索隐》，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70页。

[7]同上书，第3158页。

[8]同上书，第3169页。

[9]《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3页。

[10]《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3、3170页。

[11]《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72页。

[12]《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第3173页。

[13]《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8页。

[14]《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73页。

[15]（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3页。

[16]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92页。

[17]《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92页。

[18]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傅勤家译，文史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3页。

[19]《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92—3893页。

[20]《梁书》卷一八《康绚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0页。

[21]《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575页。

[22]《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1页。

[23]《拾遗记》卷五，第122页。

[24]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史料考论》，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38页。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25]《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第1579页。

[26]同上书，第1580页。

[27]《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7页。

[28]夏鼐：《外国字铭文的汉代（？）铜饼》，《西安汉城故址出土一批带铭文的铅饼》，《夏鼐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

[29]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7页。

[30]《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1页。

[31]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研究》，邬文玲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44页。

[32]A.Stein，Serindia，3vols，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pp.701－704.

[33]《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2页。

[34]同上。

[35]同上。

[36]《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3页。

[37]《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8页。

[38]《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李贤注引《东观记》，第1584页。（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一六《班超传》，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79页。

[39]《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9—2920页。

[40]同上书，第2918页。

[41]同上书，第2919页。

[42]《三国志》卷三○《乌丸鲜卑列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61页。

[43]《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0页。

[44]《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51页。

[45]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研究》，邬文玲等译，第166页。

[4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3页。

[47]《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88页。

[48]《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8页。

[49]（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一《西都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页。

[50]《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3页。

[51]《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31页。

[52]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卷四“池沼”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96页。

[53]《汉书》卷一○《成帝纪》，第326页。

[54]《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1页。

[55]《三辅黄图校证》卷六“杂录”条，第154页。

[56]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页；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1—172页。王静则认为藳街在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横门之内，见王静《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页。

[57]《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95页。

[58]同上书，第3893页。

[59]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载《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第158页。

[60]王先谦撰：《续汉志集解》卷四《礼仪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16页。

[61]《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4页。

[62]同上书，第2910页。

[63]《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31页。

[64]《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第3928页。

[65]《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92—3893页。

[66]同上书，第3886页。

[67]《东观汉纪校注》卷十《杨正传》，第386页。

[68]《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963页。

[69]《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第1182页。

[70]（清）严可均辑，许振生审订：《全后汉文》卷93，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43页。

[71]《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3页。

[72]《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及注，第3173页。

[73]《汉书》卷六一《张骞传》颜师古注，第2699页。

[74]《通典》卷193《边防九》“大秦”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41页。

[75]《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第2851页。

[76]张衡《西京赋》，见（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六一“居处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0页。

[77]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图版105。《南阳县王寨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第14页。

[78]马汉国主编：《微山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第2003年版，第56页，图版14；第66页，图版19；第192页，图版82；第198页，图版85。

[79]蒋英炬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卷“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图版203。

[80]《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列传》引《魏略·西戎传》，第859页。

[81]荣新江：《陆路还是海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3页。

[82]《后汉书·西域传》云：“始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画图形像焉”，第2922页。

[83]汤用彤：《汉魏南北朝两晋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页。Wu Hung，“Buddhist Elements in Early Chinese Art（2nd and 3nd Centuries A.D.）”，ArtibusA siae，47.3－4，1986，pp.263－352.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12页。

[84]《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2页。

[85]汤用彤：《汉魏南北朝两晋佛教史》上册，第59页。

[86]（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译经》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页。又《佛祖统纪》载：支谶以汉桓帝建和元年至洛阳，译《般舟》等经二十一部。（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五，见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卷史传部一，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版，第330页。

[87]丘进：《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84页。

[88]《高僧传》卷一，第11页。

[89]《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第15页。

[90]（梁）释僧祐撰，苏晋仁等点校：《出三藏记集》卷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0页。

[91]《佛祖统纪》卷三五《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31页。

[92]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第22页。收氏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0页。

[93]《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第15页。

[94]《高僧传》卷一《支娄迦谶传》，第11页。

[95]（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目录部全，第483页。

[96]《高僧传》卷七，第278—279页。

[97]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第25页。

[98]《高僧传》卷一《安清传》，第4—6页。

[99]康僧会：《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5卷，经集部二，第163页。

[100]（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安世高传》，第508页。

[101]《开元释教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第481页。

[102]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第19—21页。

[103]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李铁匠：《安世高身世辨析》，《江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王邦维：《安息僧与早期中国佛教》，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92页。

[104]A.forte，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An Iranian Family in China（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duies O ccasional Papers 6），Kyoto：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1995（富安敦：《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一个伊朗家族在中国》）。

[105]荣新江：《富安敦〈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27—440页。

[106]《出三蔵记集》卷六《大十二门经序第九》，第254页。

[107]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75页。

[108]王邦维：《安息僧与早期中国佛教》，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92页。

[109]《高僧传》卷一《支楼迦谶传》，第10—11页。

[110]荣新江：《陆路还是海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