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分析框架与报告结构

经济学者忽视研究超经济学，或者更糟，至今还不明白经济计算法的适用性是有限的，那他就可能犯中世纪某些哲学家的同样性质的错误，这些神学家曾试图引用圣经上的话来解释物理学问题。

——舒马赫

古人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以来，现代经济学，逐渐形成比较成熟、规范和系统的方法。尤其是作为现代经济学主流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已提供一套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分析方法：视角（perspective），如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等经济学基本假定；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即为研究真实世界而提供的非真实的高度抽象的经济学模型（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道布鲁定理）；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即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错综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1]但是，需要注意新古典经济学派方法论中所揭示和描绘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所给定的约束条件，以及制度性质、历史境遇和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切莫照搬照套。否则，“囫囵吞枣”的研究方法，在学术上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十分荒谬的。^[2]

不少人认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主要在于其研究成果可以用经验资料去证其真假值或正确性，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客观及科学性”特征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经验社会调查（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的可能性上，并以自然科学研究模式作经验社会调查典范。社会科学研究者亦步亦趋跟随着实证自然科学研究程序和目标——去设计问卷调查（Questuinnaire Survey）、进行定性调查（Qualitative Survey）及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现场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深刻描述（Thick Description），应用“验证程序”（Verification Procedure）、“普遍性”（Generalization）、“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等概念来评估社会研究的结果，结果是：社会调查变成了只是反映一些“普通常识”层次的事实，深刻描述最后变成了可被验证的因果解释模式——这种研究思路不仅影响调查方法的正确性，也影响对社会科学研究本质的理解。^[3]

从社会科学研究视角着眼，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其中一个主要构成是社会规范（Social Norm），没有了规范着人类行为的价值观便没有了社会现象的存在。社会现象的特征是不可穷尽的。烈郭特和韦伯认为，研究者要把社会现象联系着相关的价值理念，才能够掌握其意义。韦伯认为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要把演绎理解与因果分析结合起来，只有演绎理解不作因果分析从事社会科学研究，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势必缺乏客观性，如果没有演绎理解，只是因果分析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那么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必然丧失内在性和创新性。^[4]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社会行为和现象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解释，甚至同一个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个社会行为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理解似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所谓的“客观的理解”是不存在的。^[5]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正是缺乏确定理论和固定模式的研究^[6]。“经济学历来研究的就是，一个大大超出我们的视野或设计能力的甄别和选择的变异过程。”^[7]“其实，不仅在TFP（全生产要素）的实证检验问题上经济学具有局限性，在一切理论问题上，特别是在计量经济学所致力于的经验检验问题上，经济学的验证目前都具有局限性。”^[8]

北京大学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专家王曙光教授指出：社会学的一个优秀的学术传统就是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对所要研究的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实地调研、田野考察应该成为一切社会科学普遍适用的最基础的研究方法之一，经济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在迅速发展它自身的逻辑分析工具和数学描述语言的同时，不应该丢弃这个优秀传统，研究者应该重视直接从现实世界中获得鲜活的灵感、生动事例和真实数据；至少实地调研对相应的仅仅依赖来自统计年鉴的总量数据进行数理经济学的逻辑推理和计量建模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很难想象，一个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制度变迁的学者会对梁漱溟先生和晏阳初先生开创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对农村社会的理念一无所知；也很难想象，可以绕过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富有启发力和持久影响力的著作而得以了解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与特征。现在，应该是经济学向社会学学习的时候了——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范式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来。^[9]“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这种研究也将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