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利益包容

一 推动国家间利益公平公正分配

由于全球经济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且中国在不同领域的比较优势也不同，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该选取优先领域，重点从贸易、投资、能源、金融等方面入题着手。第一，秉承自由开放精神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国和贡献国，一直站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前沿。国际贸易战略应促进“开放型经济”深化发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框架下的国际贸易新战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强调对内与对外开放的结合，以开放促进改革。面对西方的“逆全球化”潮流，中国应继续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大力推进国际投资开放流动，完善全球贸易投资治理。这就要求中国努力做到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和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整合、加快培育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制定，适应国际贸易规则从边界规则向边界内规则（behind the border barriers）扩展的趋势。边界内规则主要规范对象涉及一国的国内政策，如国有企业行为、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等。借助自由贸易区谈判、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开放促改革，放松市场准入限制，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行为，加强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条款倒逼国内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促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自由市场体系。

第二，以新能源领域为先导，推动能源领域综合治理整体受益。能源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以及军事国防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各国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并把能源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当今世界，能源问题是全球性、战略性问题，能源领域的新情况可能会对各国际行为体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化石能源领域的趋势是石油价格走低，并可能在未来数年持续。这其中有三个因素比较重要：一是新兴经济体的需求下降，特别是中国原油消费的增长速度正在趋缓；二是美国页岩气等新型化石能源的继续发展；三是最近沙特作为OPEC中的“机动国”，由于其他OPEC国家没有按照约定随着油价的下跌而减产，因此也没有实施减产，这进一步提高了国际石油供给，压低了价格。其中，美国页岩气以及加拿大油砂是带有长期性、全局性的变化，可能带来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后果。这主要表现在，如果页岩气发展顺利，可能会成为美国加速从中东撤离和重返亚太的推动因素；可能为被俄罗斯威胁“断气”的欧盟和乌克兰提供支持，从而逐步改变俄欧关系的天平，使之更利于欧盟；可能会协助日本（核能发展受阻）改变能源进口结构；在亚太能源方面，对中国的石油航路以及南海问题产生影响。

美国页岩气的发展也面临一些如产量是否稳定之类的变数。目前来看，页岩气和油砂的产量都增势未减。能源出口的管制虽然显现松动迹象，但最终是否会松动仍需观察。另外，伊朗如果继续与西方的和解趋势使出口增加，那么国际石油的供给可能会再度扩大，对油价会产生进一步抑制。同时，随着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在减排方面有新的进展，那么将有可能继续强化油价走低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有若干G20议题可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能源议题、减排议题，以及某些和能源有关的金融议题。因此，中国应将新能源行业作为配套政策扶持和机制优先支持的重点技术创新方向。鉴于该项产业具有与其他技术深度融合，与上、下游产业结合更加紧密的特点，能够形成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横向扩散和互相包融的发展态势，有利于促进相关产业呈现资源集聚和系统整合的趋势。通过从财政、税收等方面对上述四个产业板块作为重点培育对象给予制度倾斜和政策关照，积极为上述领域的科技创新构建良好的“软件”环境，鼓励它们率先取得技术创新和行业突破。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上述任何一个领域的重大工程技术突破，都可能为世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引发新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由此可见，新能源领域是攻关科技革命的物质基础，除本身就是一种高新技术外，又是现代高新技术和产业的基础和先导。新能源与现代科学技术深度融合，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也是制约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瓶颈。新能源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朝阳产业”和先导领域。

第三，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抓手，加快国际金融业态良性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三十年中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但中国不是经济强国，更不是金融强国。人民币在国际货币总量中占比不大，进入SDR篮子不会对现行体系造成大的冲击，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持积极稳妥推进的态度，联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拉住欧洲国家，说服美国，继续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有利于资本平衡流动，抑制跨境资金套利，促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有效运行。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各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内容。推动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促进大宗商品贸易、投资的人民币业务，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标志。我国拥有大额外汇储备，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影响最大。人民币国际化是提升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位置的重要途径，但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遵循渐进、稳步和可控的原则，逐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推动人民币成为可以直接用于对外支付的交易媒介。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要求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的监管，敦促发达国家加强自身风险控制。

此外，加快以香港和上海等离岸金融市场建设。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走出去的关键“节点”。要推动香港离岸金融市场制度创新，包括人民币债券市场和汇率市场建设。2010年以来，香港人民币债券发行额逐年增加，这反映出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进程在加快。当前，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债主体多元化，除了中国大陆财政部、金融机构和香港企业外，2011年就有28家跨国企业以及海外金融机构相继利用香港平台，成功发行人民币债券。这既有利于香港建设成为离岸人民币汇率主市场，也有利于内地外汇市场机制完善，为金融机构管理汇率风险开辟新渠道。上海离岸市场金融职能与香港大同小异，上海在人民币债券市场和汇率市场建设上可能更具优势。推进香港、上海离岸中心同步快速发展，对人民币区域化、促进区域治理改革将产生重要助推力。

二 通过内外治理相互协调来促进国内利益弥补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至关重要，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事务，政府工作不仅要求效率高，而且要求效果好，这就需要科学周密决策、统筹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保持国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是全球治理研究的中心课题，全球治理并非取代国家治理，而是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国内治理本身就具有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治理。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治理好本身就是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可以把国内治理的成功做法和经验输出给世界，向国际组织与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国家提供借鉴与参考。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球治理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是中国官方对于全球治理问题的最新理论概括和战略判断，此举表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推动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关键的一条是，到2020年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建设。这一战略目标为中国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和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将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推动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融通互鉴。

党管外交和外事无小事历来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原则，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均在对外开放中建立起了复杂的联系网络，非外交部门的外交职能也在迅速成长。如何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充分调动和释放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确立一盘棋的体制机制，确保中央对外战略意图得到贯彻和实现，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后，中央加强了外事领导体制和机制，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着眼于建立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统筹实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涉外各部门牢固树立外交一盘棋意识，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有力改进和加强了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2013年11月，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任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把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和三部、总政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糅并在一起的固定常设机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有对内职能，也有对外职能，与国家的外部安全休戚相关，具有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整合对内对外事务的内外兼顾特点。

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要建立适应国际化、具有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又了解中国国情的技术官员和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中国当前需要加大步伐改革现行体制，尽快建立全球性人才和领导培养机制，特别是能够作为国际组织领导人的人才。以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这两个重量级国际组织领导层构成依然有不成文的惯例规定，美国人垄断世界银行行长职位，欧洲人世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一职。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欧美国家的“世袭制”开始受到挑战。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选举见证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展中国家挑战欧美国家对该组织领导人职位的垄断。同样，最近世行行长虽然还是由美国人接任，但选举期间新兴经济体的动作也备受关注。这其中中国的立场尤为引人注目。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近年来尽管已有中国人先后任职两大机构，如林毅夫任世行副行长、朱民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但中国人距离亲自掌舵两大机构还有较长一段路。这里有历史和客观的原因，本身人才的缺乏也是个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