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罗伯特·K．默顿——代序

当北京大学出版社“未名讲坛”的组创人员邀请本书作者加入其中，希望能撰写一本系统介绍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的书时，本人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显然，这不是唐突决定的，也不是应景之作，而是作者长久以来的一个夙愿。因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默顿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已有非常系统的积累，早就有了写一本关于默顿社会学思想的书的想法。

我关注于默顿的研究可以说是大有学术机缘的，自然，本人以前的许多相关研究都与罗伯特·默顿先生的长期激励有一定关系。借用默顿本人常用的称呼，默顿可算是我“远方的大师”（Master at a distance）。因为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曾多次给予我这无名小辈慷慨赐赠其重要的新作及旧作，我们之间通信数十封。我长期以来持续不断地关注着默顿的研究，通过翻译和研究他的著作，得以对他的社会学思想及其本人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因此，能写作这样一本书也算是对大师关怀奖掖后进的一个回报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当时还在读研究生期间，科学社会学在国内刚刚兴起，我就开始接触到了这一新的、比较特殊的文理交叉性专业领域。因为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科学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横跨文理两大门类，这就为人们的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也对研究者的专业知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研究者既要具有自然科学知识，又能熟悉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然而国内的基本现状是，多数热衷于从事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于自然科学技术（自然辩证法）领域，相对缺乏社会学的系统知识（理论与经验方法）。而社会学界又普遍对科学社会学缺少兴趣，因为他们大多对自然科学知识相对陌生。尽管许多人已认识到，作为专门研究科学制度与社会之关系的科学社会学在当代具有重要意义，可实际上它在社会学界至今没有成为主流的分支领域。

当时社会学在国内恢复发展不久，我本人就懵懵懂懂地喜欢上了科学社会学。应该说，我对科学社会学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自科学社会学的首创者罗伯特·K.默顿先生。他作为这个学科的创始人，所提出的理论与方法一直吸引着我。而且一二十年来，我直接从他那里获取了许多极其珍贵的馈赠，既包括文字资料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精神始终是激励我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强大动力。

虽然我对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可谓情有独钟，但实际上对其整个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其社会学理论观点有浓厚的、经久不减的兴趣。自1987年我与默顿先生建立书信联系至他谢世，前后近二十年。期间他给予了我学术上和资料上的大力支持，也包括对其著作的翻译，自始至终他都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帮助。这些都成为支撑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无穷动力。

例如，我最早是1987年下半年，想系统学习研究他的“中层理论”方法论思想，就冒昧给他写信说明了我的想法，并希望他能提供一些第一手的资料。默顿先生很快答复了我看似过分的要求，寄来了他的方法论代表作《论理论社会学》和其他一些重要论文，并在此书扉页题字鼓励（见图0-1）。

此后，我更坚定了系统深入地学习、研究默顿社会学思想的信心。不但关注其经典研究成果，也注意其后期的新的思想发展。期间，除了还不断收到他的一些新成果（如1993年2月10日信中所列目录）及一些传记资料外，我一方面陆续发表了自己关于默顿的一些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开始翻译他的重要著作。

【1993年2月10日】

我亲爱的林聚任

我收到你的来信已有数周，但因故迟至现在才回复。如果我可以更明确知道你想让我提供什么的话，我会很乐意对你当前的研究有所帮助。我也想知道，中国是否还有其他学者在从事我的著作的翻译……

随信寄去我最近发表的三篇文章的单行本，它们讨论的是与我的研究工作相连续的一些主题。

1．Three Fragments from a Sociologists Note-books

2．STS: Foreshadowings of an Evolving Research Program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3．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 Kindred Ideas

致以学安，

罗伯特·金·默顿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首先着手翻译的是他的《社会研究与从事专门职业》（Social Research and the Practicing Professions，中文版译名为《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从一开始，默顿先生就对此书的翻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如在1996年5月29日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同意授权翻译此书，还寄来了他的传略单行本《学术生活》（A Life ofLearning，图0-2）和其他一些论文资料。

【1996年5月29日】

亲爱的林聚任

由于我准备去瑞典参加会议，迟复为歉。

我十分愿意授权翻译我的《社会研究与从事专门职业》一书……

碰巧，我刚发表了一篇传略文《学术生活》，这是“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出版的系列演讲，今送你一单行本。我相信它会对你有用的。

致以学安，

罗伯特·金·默顿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一书的翻译断断续续，前后历时几年。这其中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也包括默顿先生的热情支持，他对我们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给予了回答。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当翻译即将结束时，我提出请他为此书中译本作序时，他不顾近九十岁的高龄和身体欠安，爽快应允（见2000年1月1日回信）。而且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开始说要写一个简短的序言，但最后却写来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相当长的新序言。这足见他对此中译本出版的重视。

【2000年1月1日】

亲爱的聚任

经历了30天严重的支气管炎和并发性流感，我终于开始康复了。恰在其时，我们即将迈入新世纪（C. E. style）。失去的这一个月意味着，我错失了为我的好朋友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的纪念文集撰文的机会，他是《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发明者，引文索引已极大地促进了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工作，也为科学社会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工具。

我写信给你，是因为我得知你们翻译的我的那本书即将完成，应你的请求，我同意为此书写一个（简短）前言。不过看来还要等一段时间，我要先完成加菲尔德纪念文集的文章……

致以世纪末的良好祝愿，

罗伯特·金·默顿

非常有意义的是，我们的这些交流发生在世纪之交。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时间对于一位走过了快一个世纪的老人来说，似乎有特别的意义。实际上，默顿一直关注对时间的社会学研究，曾发表过多篇论文，其中《社会预期的持续时间：社会学中概念形成的案例研究》（1984）就是这方面的一篇经典之作。因此，在此几天，他接连写了几封信（如2000年1月2日来信），都表现出对千禧之年时间上的关注。当然，在这个世纪之交，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也为人们快捷沟通联络提供了极大方便。随之，“时空压缩”效应日益凸显了。

【2000年1月2日】

亲爱的聚任

在进入新世纪之际，打开电子邮箱见到了你的回复，谢谢。我的身体仍在恢复中，尚未痊愈。我相信当我再次全天投入“工作”之时，我就完全康复了。

……

首先致以新世纪的良好祝愿，

再致以新千禧之年的良好祝愿，

罗伯特·金·默顿

期间，我本人跟默顿先生的机缘还通过其他一些事件联系在了一起。20世纪90年代末，我申请了“富布赖特访问学者项目”（The Fulbright Scholars Program）。此项目需要有推荐人，我斗胆向默顿先生提出了请求。因为我告诉他，我计划借这个项目，去美国系统深入地研究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新功能主义观点，并通过对功能主义理论发展的分析，剖析此理论在美国兴衰的学术和社会根源，从而使我们对功能主义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我这项研究试图探讨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功能主义理论于20世纪中叶在西方社会学界盛极一时、而后又衰落了？功能主义理论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各种功能主义者之间有何分歧与争论？新功能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它对功能主义传统的发展有何影响？理论的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有何关系？我们如何借鉴和学习西方的理论观点？

我的基本认识是，我们要研究了解现代西方社会学，首先不能忽视或绕过的就是功能主义理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社会学是以功能主义理论为开端的，它的兴衰发展反映了现代社会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在这一过程中，默顿是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因此我试图运用“社会学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到美国实地收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深入研究相关的问题。并通过系统学习国外最新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掌握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弥补自己在理论认识与方法方面的不足。

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我便斗胆请默顿先生作为我的推荐人之一。结果他同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并极为认真地写了推荐意见信（1999年8月26日），这令我没齿难忘。

【1999年8月26日】

有关人士台鉴：

我写此推荐信支持山东大学的林聚任教授申请“富布赖特访问学者项目”，此项目能使他拓展其社会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对功能分析的研究。尽管我从未与他谋面，但我仍以极大的热情推荐他，原因在于这个年轻的副教授已在这一社会学分析方面显示出突出的、有些是有创建的把握，这可以从他在过去六年期间发表的论文中明显地看出来。

再交代一下我写此推荐的依据。从其发表的成果中可以看出，他最为关注的是西方社会学，特别是注重功能分析。更重要的是，虽然他的主要兴趣显然是身临其境更多地学习美国社会学中最新的理论成果，但是他提出的研究计划还表达出拓展其经验社会研究方法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联到社会调查研究的使用。这种研究应该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正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大国具有特殊的价值。

他除了对这些一般性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感兴趣外，还对“科学社会学”这个专门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一专门研究领域对中国来说也具有直接的意义，因为中国继续体现出内在地支持科学的发展。毫不讳言，我可以说，林聚任教授在功能分析和科学社会学这两方面的兴趣，都与我本人有特别的关系，因为正是我的研究使科学的社会学这一专门领域于半个多世纪之前建立起来，而且是从功能理论观点去建立的。

我于1960年代作为“富布赖特教授”曾在【日本】京都大学任职，因此懂得富布赖特资助项目所倡导的既对访问学者又对接受院校的互惠性。我相信您若为林聚任教授提供此机会，将会实至名归。

致意，

罗伯特·金·默顿

哥伦比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虽然最终结果未遂人愿，我申请“富布赖特访问学者项目”没有成功，有负默顿先生的期望，但后来成功地争取到了2001—2002学年到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研究的机会，也总算有了一个交代。

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的课题仍是“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在美国的发展”。哈佛大学是默顿的母校，也曾是现代功能主义理论的大本营。因此，我试图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去实地研究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探寻此理论在美国兴起和衰落的学术和社会根源，从而使国内对功能主义理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想系统了解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观点。新功能主义既是对传统功能主义的继承，又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值得引起关注。

哈佛的社会学相对于哈佛大学的历史来说显得很年轻。哈佛大学始建于1636年，是美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但哈佛的社会学创建于1930年，不仅晚于欧洲的社会学，在美国本土来说也算是后起的（1892年芝加哥大学创办的社会学系是全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但是，哈佛毕竟是哈佛，由于这里是学术文化的重镇，因此哈佛社会学系创办不久，即成为北美社会学的一个研究中心，也开创了世界社会学发展的新阶段。甚至有人这么说：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社会学开始了她的“启蒙运动”，这一启蒙运动的发祥地就是哈佛社会学系。而这些与当时的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大师的成就是分不开的。这其中包括俄裔著名社会学家、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皮季里姆·索罗金（P. A. Sorokin），以及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帕森斯接任哈佛社会学系主任之职后，开创了哈佛社会学发展的辉煌时期。以他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的出现，也标志着现代社会学的开端。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帕森斯就与社会学系的一批有才干的研究生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些人包括默顿、戴维斯（K. Davis）、约翰·赖利（John Riley）、维廉斯（R. M. Williams）、穆尔（W. E. Moore）等。这就是所谓的“哈佛圈”（Harvard Circle）。他们以帕森斯和默顿为核心，共同讨论功能主义理论问题。经过他们的努力，功能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学的第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流派出现了。而且影响迅速扩大，以至在20世纪50—60年代，功能分析方法被视为社会学的唯一方法，功能论观点成为美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从此他们开创了美国社会学的“黄金时代”，建立了所谓的“标准的美国社会学”（standard American sociology）。

因此，在现代社会学，特别是在功能主义学派中，帕森斯和默顿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默顿虽然于1939年离开了哈佛，但他与哈佛学派有不解之缘。当然，默顿虽然也是功能主义理论的巨擘，但他的功能主义观点与帕森斯之间有明显分歧。特别是他后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之后，走的是一条经验主义的功能分析之路。所以，默顿本人不喜欢“功能主义”这个术语。

例如，默顿在自己的著作中，一般把自己的理论方法称为“功能分析”。在跟我的通信中，他也曾几次纠正我对“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术语的使用（见2001年7月9日通信）。

【2001年7月9日】

亲爱的林

……你选择这个课题去哈佛做研究很有意义。但请不要用“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社会学这个术语。我甚至努力去说服塔尔科特·帕森斯认识到，“……主义”和“……主义者”这些后缀往往含有崇尚、社会运动等方面的意味，而中性的“社会学的功能分析”要好于“功能主义”和“功能主义者”。塔尔科特·帕森斯也曾书面赞同这一点。

致以热情的问候，

罗伯特·金·默顿

哥伦比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我2001年秋季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原计划是要去纽约拜访默顿先生的，他当时也欣然应允了。原本希望到美国后能向他当面请教一些问题，见他一面也是我去美访学的心愿之一。因此，我到了哈佛后即跟默顿先生联系拜访之事，可很不巧，他2001年9月24日回信说，他身体不适，刚做完了一次手术，而且10月份还有一次手术，因此近期不能见我，但他特意用“你的老朋友”（your ancient friend）落款，说欢迎我到美利坚合众国来，在方便之时可以见面（见2001年9月24日通信）。这样，我一边做自己的事情，一边等待他的消息。

【2001年9月24日】

亲爱的？

（因为不知道你喜欢我怎样称呼你？也许该用长者的口吻？）。

欢迎来到美利坚合众国！很高兴得知你已经到了哈佛，我期待着在方便时见到你。不过，我应让你知道的是，我现在还处于手术后的恢复期，而且10月4日将再次进行手术。请把你的工作进程及时告诉我。

……

再次表示欢迎。

你的老朋友，

罗伯特·金·默顿【rkm】

其实，当时我手头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也与默顿直接相关。当时我已与鲁旭东先生合作开始翻译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这一重要著作。我到哈佛后，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也都投入了此书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曾多次向默顿先生请教，他即便在生病期间也都耐心及时地做了答复（见2002年3月15日通信）。

【2002年3月15日】

亲爱的罗伯特

我最近即将完成科学社会学的翻译。但仍有一些问题，希望您给予解答。

1．【问】第13章，其原文的标题是“民主秩序中的科学与技术”，还是“论科学与民主”（p.267）？

【答】这部分是因为我校对不够，致使该脚注存在一些错误。

第一，此文最初实际上是以“论科学与民主”为题发表的，因为刚创刊的《法律与政治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Leg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的主编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希望其标题与该特刊的主题，即专门关注于“民主”的主题相一致。他认为，我的标题“科学界的规范结构”“过于抽象”。我当时表示反对，并建议用另一个标题：“民主秩序中的科学与技术”，但他也没有接受。不过，我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用了这一标题（如你在《科学社会学》注脚中所看到的，跟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理论》中一样，我引注有误，这是另一个校对错误！）。但是当我在《科学社会学》重新收录此文时，我又回头用了最初的标题“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如你所知，此文论述的是科学的制度规范，从其首次发表以来60年的时间里，已引发出了大量的研究文献。

2．【问】在《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论集》中“Bridgewater”是指什么（p.249）？

【答】《布里奇沃特论集》【第三辑，Astronomy and general physics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Natural Theology】由杰出的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所著。他当时获得了总数高达8000英镑的丰厚奖励，该奖由布里奇沃特的第八世伯爵授予，授给那些“盛赞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的力量、智慧和仁慈”论著的作者。【Bridgewater是英格兰地名】

3．【问】第463页第12行，其时间是不是1664年3月1日—1665年？

【答】是的，十分正确。这依据的是“旧”儒略历（由尤利乌斯·恺撒于公元前46年所制定），它于1582年在大多数天主教国家由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做了修改，但英格兰直到1752年才采用新历，在从1582年到1752年这段时期，这两种日历之间不是在一年、而是在连续两年的时间内有11天的差异。你其实不用管这些，只管用我给出的日期即可。

到2002年春，我又去信告诉默顿先生，我们的《科学社会学》翻译工作即将结束，一方面是想请他为中译本写一个新序言，另一方面还是表达去纽约拜见他的愿望。但是默顿回信说，他的身体恢复最快也得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原想，等到春暖花开之后，他的身体会好起来的。其实，这时默顿的身体已非常差了，据说他患有六种不同的癌症，毕竟年事已高。他说自上年来先后已做了数次手术，如2002年4月17日他回信说，近期又要做一个“小手术”，而且接下来5月8日还有一次手术，那不再是小手术了。默顿说他近期感到每次手术都不小，术后他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恢复。

在这期间，我曾于2002年4月下旬去纽约办事，尽管因默顿的身体原因没能约见上，但我还是抽时间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其目的一方面是把我之前翻译出版的默顿的《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一书送去，请人转交；另一方面是想实地探访我一直向往的哥大晨区高岗校区（Morningside Heights）和默顿所居住的河滨大道（Riverside Drive）。

那日我曾在哥大校园及哈德逊河边公园小憩，猜想着这里都曾留下默顿的身影。但后来直到是年7月我回国也未能见上他一面。不曾想，来年2月默顿先生就仙逝了，这便成了我永久的遗憾。

回想起来，默顿先生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都及时回复了我的信件和问题（见2002年5月20日回信）。

【2002年5月20日】

亲爱的聚任

今写信告诉你，你送的那册译著（《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刚刚收到，感谢你。非常明晰的风格（当然，尽管我不懂中文），总的设计也很漂亮，不只是封面。按照出版合同，出版社是不是什么时候也给我另外寄来几册书？我想把它们送给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至少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我最近又做了一次手术，我相信这将是六次手术中的最后一次，所以我现在仍然状况不好。（因此，我将无法参加明天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彼得·布劳的纪念会）……

暂且写到此。

致意，

罗伯特

我于2002年7月回国，继续《科学社会学》翻译的收尾工作。这期间仍有通信联系，2002年10月27日我又去信告诉默顿先生，我们翻译的《科学社会学》即将出版了。他收到信后非常高兴，并回答了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封2002年10月28日的回信，也成了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来信。

【2002年10月28日】

亲爱的聚任

很高兴得知其中文本即将出版。

英语中解释得很清楚，“Nobelstiftelsen”（p. 442）是授予诺贝尔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刊名。如果将它做更简单的翻译，你可以把这整个句子翻译为：“授予诺贝尔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官方刊物。”

致以最良好的问候，

罗伯特

当我最后得知这位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于2003年2月23日在纽约不幸去世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悲痛。回想几个月前他还在耐心地解答我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现在却永远离开我们了。而我们所翻译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他再也看不到了。我给默顿的遗孀哈丽雅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女士发去了慰唁信，并表达了遗憾之情。她及时回信表示感谢和继续支持我关于默顿的研究与翻译工作（见2003年3月18日信）。

【2003年3月18日】

亲爱的林聚任

非常感谢你写信慰问我丈夫的去世。我知道他的著作在中国发表，使中国学术界见到他的著作，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极为欣慰的是，这项工作会持续下去。

是的，我也知道，《科学社会学》中文版即将面世，你说得对，鲍勃【罗伯特】在天之灵若能见到此书的话，他会非常高兴的。我希望你送给我一套作为他的个人收藏。

若有事请直言。必要时，我很乐意跟你商谈有关翻译【默顿】其他著作的事情。

诚挚的问候，

哈丽雅特·朱克曼

总之，正是由于默顿本人以及哈丽雅特·朱克曼多年来的热心支持，才使我坚持不懈地从事有关默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当然，这其中除了有某些学术机缘外，也还有某种学术观念的亲和性（affinity）和选择性。

默顿本人曾指出，阅读经典著作，就是跟经典人物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可以把我们的研究跟前人的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默顿说：“每个学术领域中经典作家的著作都可用充分的时间反复阅读，因为每次重新阅读都会重新获得更多的观点和启示。”当然，我们喜欢读谁的书，我们喜欢接受或引证哪些思想和观点，实际上是有选择性的。用默顿的话说就是：“（对经典之）引证表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我们先辈的思想之间的亲和之处。”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我们总是有选择地阅读与自己的研究兴趣密切相关的一些著作。我们做研究时重视或选择了某些人物或著作，必然意味着忽视了其他人物或著作。关于这种选择性，默顿用“伯克定理”（Burke Theorem）作了概括：“有所见则有所忽视——对对象A的关注就是对对象B的忽略。”这也可能是知识传播或传承的一个规律吧。

另外，我们跟前人之间的思想联系，还可以用默顿所说的“溯及效应”（the retroactive effect）来说明。它指的是：新知识，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在帮助我们认识存在于早期著作中的预想和暗示时具有溯及效应”。即存在于早期著作中的这些东西以前未被发现，通过重读此著作，我们才重新认识到了其重要性。默顿对此有如下具体解释：

读者之所以去引证经典著作，是因为他自己头脑中已有了一些想法，并发现早期著作中的观点正是他已有的想法。一个还未被其他读者所认识到的思想，之所以引起你的注意，就是由于它跟你自己形成的观点产生了共鸣。常有人认为，引证早期的文献必定意味着所引述的思想或发现是当（引述者）读到它时才第一次呈现在头脑之中的。然而事实常常表明，人们之所以注意到早期的观点，原因在于它跟读者已经形成的自己的想法相吻合。这里我们发现了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种死人与活人之间的对话。但这跟当代科学家之间的对话没有更多的不同之处，在这里，当人们发现他人对曾经是无人问津的观点，甚至曾是被怀疑的观点表示赞同时，彼此都欣喜愉悦。当一个思想被他人不管是以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形式独立地反映出来的时候，这一思想便具有新的效用。阅读的一个益处就在于使人们知道，著作或文章与一个人自己原有的相同的观念之间的勾连并非是无意的。

由此说来，那种认为默顿的观点已过时了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国内的一个学术流弊，就是跟潮流太快。人们最热心于追随一个个的所谓新观点、新思潮，而对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吸纳。默顿的某些学说的确不新潮了，但他深邃的思想宝库中仍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挖掘。

因此，我们跟前辈及其经典著作的历史距离感是相对的。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包括人物及其思想），不管它们离我们多远，我们都感到没有距离；而对于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即便它们近在咫尺，我们也会感到陌生。这似乎可以称为“距离效应”。

本书是按照历史与逻辑关系脉络展开的，试图比较全面地阐述默顿社会学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贡献。

因此，在内容结构上，本书遵循这样一个逻辑顺序：第一讲首先概要介绍默顿的生平贡献和主要成就，帮助读者了解其社会和学术背景。第二至第五讲分别介绍默顿在社会学研究的几个重要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其中，第二讲主要说明他对科学社会学的创建与贡献；第三讲说明其基本的社会学理论观点，特别是其中层理论观点；第四讲是关于他的功能分析观点；第五讲是其结构分析观点。最后作为总结性的一章，主要概括默顿留给我们的重要学术遗产及其影响。

本书得以写成，首先得益于默顿本人的重要著作和成果。默顿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有创造性的成果：包括独立发表的十多部著作、主编与合作发表的近二十部著作和各类学术论文二百篇。这些都是默顿七十多年学术创造的记录和体现。

这些成果就是我们学习研究默顿观点的主要素材，用默顿本人的术语来说，它们就是“战略研究资料（SRM）”。“所谓SRM，是指这样一些经验研究资料，它可以展现那些需要去说明或解释的现象，其优势和可能的结果是，它能够对以前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探究，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新问题。”当然，本书在利用这些成果观点时虽然是有选择性的，但力争忠实于原著，寻找其思想内核。

其次，本书得以写成，也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默顿的学生和其他著名社会学家的支持。特别是默顿夫人和科学社会学家哈丽雅特·朱克曼教授的有力支持。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即跟朱克曼教授有了书信联系，不但曾就科学社会学问题向她请教，而且后来有关默顿的学术问题，也直接求助于她。默顿先生去世后，所有有关默顿著作的翻译和版权等问题，更是由朱克曼女士代理了。

我的研究工作还极大地受益于默顿的学生、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和乔纳森·科尔兄弟，从他们那里也曾获得过学术资料和研究上的支持。

此外，我还得益于其他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波兰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所著的《默顿学术思想评传》。他曾跟默顿及美国社会学界的学者有密切联系。在此书中，他以社会学家的视角对默顿的学术思想做了系统全面的评析，它是西方有关默顿思想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尽管此书发表时默顿本人仍健在，有些观点尚未得出定论，作者的有些论述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此书为我们全面深入了解默顿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和重要启示。我通过主译该书，也厘清了许多问题。

本书还参考了大量其他有关默顿的研究成果，恕不一一列出。比较重要的著作包括：L. A．科塞编：《社会结构思想：R.K．默顿纪念文集》（L. A. Coser, ed. The Idea ofSocial Structure: Papers in Honor ofRobert K. Merton.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5）、查尔斯·克罗瑟斯：《罗伯特·K．默顿：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Charles Crothers.Robert K. Merton: A Key Sociologist.London &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7）、托马斯·吉伦编：《科学与社会结构：R.K．默顿纪念文集》（Thomas F. Gieryn, ed.Science and Social Structure: A Festschrift for Robert K. Merton.New York: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80）、J．克拉克编：《罗伯特· K．默顿：共识与争鸣》（Jon Clark, ed. Robert K. Merton: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London and Philadelphia: The Falmer Press, Taylor and Francis. 1990）、科恩编：《清教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兴起：默顿论题》（I. Bernard Cohen, ed.Puritanism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The Merton Thesis.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