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科的建立与“新文学传统”的全面梳理

《中国新文学史稿》分上下两册，上册写作时新政权刚诞生，对学术界的思想领导还不如后来那么严紧，王瑶的心态也很放松，甚至不时表现出要创建新学科、投入新时代的那种激荡的情怀，学术闯劲与时代热情结合起来了，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就写完了上册，约25万字。1951年9月《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由北京开明书店出版，使许多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有了依据，该书可谓适逢其时，大受欢迎。但下册写作的时间则拖得比较长，大约用了一年半，1952年5月才完稿，1953年8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写下册期间王瑶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草拟工作，“大纲”强化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重点放到文艺思想斗争上。王瑶写下册的思路显然就受到“集体讨论”的某些制约，代表“我们”的、写“正史”的姿态强化了，作为显现个人研究识见的“我”的色彩减少了。不管是否出于自觉，王瑶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大概都意识到文学史回应现实的“话语权力”问题，在考虑如何给现代文学传统合理的解释，并将文学史知识筛选、整合与经典化，相对固定下来，使之成为既能论证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合法性，又有利于化育年轻一代的精神资源。这样的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教科书的撰写，就不能不在学术的个性张扬与社会及政治的要求之间找一些平衡。若要理解那个特定时代对现代文学传统的阐释，就必须了解当时这种学术生产的体制与氛围。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进入50年代，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最突出的变化是，研究者职业化了，学术生产“体制化”了，文学史思维受教学需求和政治的制约也多了，个人的研究都会程度不同地接受意识形态主流声音的询唤，研究中的“我”自觉不自觉地被“我们”所代替。王瑶《史稿》上、下两册写作时间的间隔不过一两年，但这种变化已经明显出现。而王瑶受到批判之后，特别是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史稿》现象”对所有的文学史研究者都会是一种观照与警示，抑制个性的“学术生产体制”加强了，新出的“新文学史”论著大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编写的，“正史”的姿态更突出，以“我们”取替“我”的趋向愈演愈烈，终于构成5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史的重要景观。

尽管如此，《中国新文学史稿》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梳理与阐释还是有它的独创性，达到了它所属时代最高的研究水准。作为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文学史专著，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年）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也是第一次对现代文学传统作了完整的概括，奠基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虽然有非学术因素的制约与干扰，有明显的缺陷，《史稿》的历史叙写线索还是贯通的，诠释文学变迁的视点大致是明晰的，对新的传统的阐释是能自圆其说的，体例也是统一的。这就在整体上超越了此前几乎所有类似的新文学史论著。王瑶的文学史写作不但体现了时代的特征，也保留有较多的学术个性，如果拿后来大量出现的越来越体制化教条化的文学史著作相比，《史稿》显得难能可贵。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学科初建时《史稿》所遭遇的问题，有些是根本性的，或者说是学科自身性质所带来的，王瑶探索解决这些问题时的困扰，在当时和后来也同样困扰着许多新文学史研究者。王瑶的得失不止是他个人的，也具有学术史的意义。

现在重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不管赞同还是怀疑，我们首先都会对这部著作解释现代文学传统的“视点”留下深刻的印象。王瑶用于指导或统领这部文学史的基本观点是政治化的，而在实施这种政治化的文学史写作中，王瑶有矛盾，有非学术的紧张。他的出色之处在于尽可能调和与化解矛盾，并在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写作状态中探讨如何发挥文学史家的才华与史识。

因为现代文学学科创建伊始就被纳入体制，要为教学服务，为新时代服务，文学史家工作的目的和意义非常明确就落实在突出“革命文学”的主流地位，论证现代文学传统的“革命性质”。《史稿》开宗明义，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中国革命的经典论述作为依据和出发点，去说明现代文学的“性质”及其“历史特征”。在绪论中就指出：新文学“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简单点说，‘新文学’一词的意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学”。新文学的历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任务来规定。”这不止是给新文学的性质定位，也是对现代文学传统核心内容的解释。这并非王瑶的发明，把新文学史看做是“革命史”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是当时文学史家解释现代文学传统普遍的思维模式；而《新民主主义论》是解析一切文学史现象的“元理论”，由此衍生政治化的评价视点与研究范式，整个新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包括对这一新的传统的解释，都要在这个视点下得以梳理与整合。以现在来看，政治化的文学史观似乎已经过时，甚至可能认为过于强调政治的角度，于文学史研究根本就是有弊无利的。但有两点应当注意：一是现代文学的发展本来就很政治化，王瑶这种侧重政治的文学史思维，将视野集中到社会政治变革的领域，去寻找文学发生发展的动因，去解释新的传统内涵，有其历史依据，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况且在1949年7月刚刚开过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新民主主义论》被明确为总结新文艺运动的主要思想资源，由此立论确能充分满足那个特定时代的需求，又能有力地促进学科的建构。二是文学运动的发生跟政治的社会的变迁相关，但文学运动又有自身的传承轨迹与衍变动因，不等于政治运动，文学也不是政治的“等价物”，两者是有差异的。看不到这种差异，简单地搬用政治结论去证说文学的性质，并把现代文学传统收缩在政治性的阐释上，会失之笼统，从而忽略文学史的复杂性和文学精神现象的丰富性。当政治判断强行取替文学分析并过分生硬地圈定新传统的意义时，这种政治化的文学史思维会遮蔽一些东西，比如那些非主流的文学现象，以及文体创造、语言媒介、对世界与自我的体验方式，还有其他各种审美的因素。我们发现这两方面的矛盾得失，都存在于《史稿》中。王瑶写这部书，特别是下册，显然陷入了某些难于解脱的紧张。一方面，他鲜明地运用关于“革命性质”的经典论断来建立自己阐释传统的视点，并侧重从政治层面评定新文学传统的“基本性质”，追求的是高屋建瓴的理论架构。另一方面，当进入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判时，下笔又比较谨慎，标准往往也放得较宽一些，不纯粹作政治性的评判划线。我们能感觉到这种矛盾。

王瑶这种写作姿态的选择，以及对新的文学传统的阐释，不能说是被动的、不得已的，而更多是自觉的、诚心诚意的。如王瑶后来所回顾的，《史稿》的基本认识与写法，本来也与其“撰于民主革命获得完全胜利之际”有关，反映了“浸沉于当时的欢乐气氛中”的一个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在那时的观点”，“深深的刻着时代的烙印”。所以，该书不但在对文学运动的背景分析以及对文学性质的整体说明方面应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经典性政治判断，在文学史分期上也直接参照其中对“五四”后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几个阶段性说明，并且极力突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界碑式的历史作用。而这一切，又直接决定了《史稿》的叙史结构。

特定的时代为学者提供了特定的研究氛围与普遍能接受的范式，人们毕竟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演出。就当时知识分子包括学者们普遍的思想企求和认识水平而言，使用权威的经典学说来指导和诠释一门新的学科，是进步和先锋的表现，也是学术生长的一种明快而有效的方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瑶当时多少已经意识到他在解释新文学传统以及建立学科时所必须面对的某些矛盾，他在努力寻找“中介”，寻求调和，他的得失都体现于此。在论述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背景以及新文学的传统时，《史稿》较多直接采用“基本性质”的判断。但进入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定位，作者就比较小心谨慎，评判的标准也放得宽一些，不纯粹以政治态度划线。在后来的论述中，王瑶对文学史评判标准作出一些调整，提出以“人民本位主义”为根本，有意将原来标示的“新民主主义”或“无产阶级革命”这样政治性的标准淡化一些，也“扩容”一些，以更能贴近创作的实际。他还试图以“鲁迅的方向”来代替一般政治性的革命的标准，并以此解释和充实新文学传统，大概也因为鲁迅是毛泽东所高度肯定的，被认为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正好可以从“方向”的意义上把“革命”、“思想”与“文学”统一起来，作为从政治到文学的“中介”。在解析“鲁迅的方向”时，王瑶突出考虑作品是否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情绪”，以及是否实践了“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革命现实主义。这些观点虽然是80年代《史稿》重版时才发表的，但事实上在《史稿》的写作过程中，已经能见到王瑶对文学史评价标准调整的思路与探求。例如，他当时就已经注意到新文学成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指出新文学不等于无产阶级文学，它还包含着一部分具有民族独立思想和反封建内容的资产阶级文学，“包括各民主阶级的成分”。这也是对于整个现代文学传统基本特点的认识。在整体性的“基本性质”的判断之后，王瑶对具体的文学评判还是作过许多“局部微调”的。《史稿》借用“统一战线”的文学这个政治性的概念来说明文学成分的多样与复杂。这种立论也遵循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关论点，但又有所发挥，有适合转向具体文学批评的“弹性”。后来批判王瑶的《史稿》时，有一种意见就认为王瑶使用经典理论是“穿鞋戴帽”。其实细读王瑶的文学史，会发现他的“穿鞋带帽”是一种文学性的调整，是在寻求“中介”，是对当时常见、自己也难免的机械搬用时髦理论的做法保持一点清醒。

总之，王瑶在解释现代文学传统时，是从《新民主主义论》等学说中寻找理论支撑，突出与强化他的文学史观念中的“人民本位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可以说，这正是《史稿》难得的史识。表现为可以操作的写作模式，则是以“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和“文学与普通人民的关系”为考察中心，以文学的现实性或与社会的关系为评价的切入口。如果细心考察，我们会发现《史稿》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反封建”、“现实性”等等。王瑶使用这些概念，所关注的往往就是从政治到文学的“中介”。在评论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时，王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政治判断，“反封建”的意义和“现实性”的强弱就成为他实际操作的标准。例如，《史稿》高度评价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思想强度”，着眼点即在其彻底“反封建”的战斗热情。评价郁达夫作品“性的描写”、“爱情的苦闷”为“打破传统习见”，指出巴金的小说多写热情青年信仰与爱情、理智与感情等各方面的矛盾与冲突，“激动和燃烧了不满现实的青年读者的心”，认为从曹禹《雷雨》所写的“爱与死的纠葛”中可体验到其所作背景的社会性质，等等，都注重其思想性方面的“反封建”意义。自然，这样的评价逻辑仍然有偏颇，有时绕来绕去，终究又跳不出政治评判的藩篱。同样因为强调“反封建”和“联系现实”的思想价值，《史稿》对文体优美然而过于怀旧的沈从文小说则评价偏低；由于认为老舍的作品“和社会背景的联系还嫌过于模糊”，在肯定其艺术才华的同时则又惋惜其“思想性是比较薄弱的”；评说戴望舒诗歌有较高的艺术技巧并适于表现神秘朦胧的诗情，却不满意其有“虚无绝望的色彩”，“成了一些厌恶现实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的逋逃薮”，等等。这种特别注重思想内容评判，并将“反封建”和“联系人民”的标准贯彻到文学史价值定位中去的做法，得失兼半，也很能代表学科初建时一般研究者的思维特征。不过，王瑶在按这些标准描述文学现象时，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努力作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充当“普查作家、作品之政治表现的首席检察官”。从“思想性”评价作家作品，或论说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也并不以人论文，或以人废言。也因为这样，《史稿》的研究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该书重点评价了有影响的大作家，也评价了中小作家；既充分肯定革命作家、民主作家，也给那些对新文学有贡献、却又是所谓政治立场暧昧的作家以一定的地位。全书所论列的作家、批评家、文艺运动组织者等达378人，在迄今出版的所有现代文学史中仍是涉及作家量最多的一部，实属不易。《史稿》之后的文学史则是越写作家越少，大批判的排他性越厉害，视野也就越狭窄。所以《史稿》作为学科的奠基作，在文学史研究范围与视野的拓展上是有功的。

王瑶的《史稿》在编写体例上也很有特色，主要是以文体分章节，先总论，后分论，作家作品论评分散到各章节中。这种文学通史式结构的包容性比较大，有伸张力，可以容纳评述更多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学科初建期，让研究的涉及面尽量开阔一点，为学科以后的发展预留更多的空间，总是比较好的。王瑶文学史的这种体例建构，对后来几十年的现代文学史（特别是教科书）写作有覆盖性的影响，多种文学史都借鉴使用王瑶这种结构，甚至连一些批判王瑶的学者编写自己的文学史著作时，也参照和应用了王瑶的结构模式。

还有一点，就是《史稿》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超出后来许多文学史，对后来的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文革”以后，许多研究者都把王瑶这部新文学史当做必备的参考书，原因之一也是其论涉面宽，介绍作家作品比同时期及后来的许多著作丰富，资料文献几乎包罗万象、一网打尽，正好可以当书目来看，顺藤摸瓜，进入研究领域。

《中国新文学史稿》在现代文学传统的全面梳理及评判方面竖起了一面旗帜。这是一部非常大气的著作，虽然受到特定时代学术生产体制的制约，存在许多不足，但毕竟又有属于自己的学术追求与文学史构想，既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又不是简单地执行意识形态的指令，在试图对自己充满矛盾的历史感受与文学体验进行整合表述的过程中，尽可能体现出历史的多元复杂性。在历史急转弯的阶段，在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因素的学科创建时期，《史稿》的种种纰漏或可议之处，它的明显的时代性的缺陷，与它那些极富才华的可贵的探求一起，昭显着现代文学学科往后发展，以及对新的传统解释的多样途径。《史稿》在学科史上的突出地位，是其他同类著作不可代替的。到1955年，爆发了批判胡风的运动，而王瑶的《史稿》下册对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些作家作品有所肯定与评介，于是也被牵连，招来了一场批判，《史稿》也因此被停止发行。1958年发动所谓“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开展“双反交心运动”，王瑶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典型，《史稿》又一次被当成“拔白旗”的批判靶子。那种为历次政治运动风暴所推动的粗暴的大批判，漠视文学史事实，蔑视学术的尊严，败坏了学风与学者的研究心态，给刚诞生不久的现代文学学科造成伤筋动骨的破坏。历史有时会走向反面。对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简单否定，加上对50年代僵化的“苏联模式”的普遍套用，终于导致后来那种更加政治化也更加单一枯燥的文学史写作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