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角度看“新文学传统”

现代文坛的论争特别多。这也是由于处在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学观念的变革之中，各种文学思潮都要显露身手，彼此的较量竞存势不可免。考察现代文学传统的源流变迁，是许多文学史家都很看重的研究，也是梳理新传统的常见方式。在思潮研究这个领域，不应当忘记李何林。这位参加过北伐和八一“南昌起义”的“老革命”，历来被尊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元老之一，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很早就特别关注新文学思潮的衍变，关注“五四”新文学传统，并致力于这方面材料的收集整理与评论。李何林的论著中被学界引用最多的就是《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标明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出版，实际出版时间为1940年春，因此可以归入40年代这一时段）。这本书出版之前，李何林已经出过一本《鲁迅论》和一本《中国文艺论战》（两书均由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出版），都是有关论争的文章汇集。后一本书显然是受到1925年出版的《苏俄文艺论战》（任国桢译）的启发（连书名都在仿照），试图为新文学发生以来的历次论争保存一些资料，并使读者能借以对文坛的历史与动向有所了解。《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比《中国文艺论战》规模更大，编法也有不同：不再采用论文选编归类的方法，而是采用“资料长编”法，即以原始资料为主，以潮流的本身表现为主，将近20年文艺思潮的变迁分为不同的几个阶段，给每一阶段作简扼的评述，然后分章节将各种文学派系、社团所体现的不同文学倾向以及彼此间发生的各种论争加以勾勒，并将各种不同观点的文论多多摘引。如编者所言，编这部书时他正流亡在四川江津的偏僻小镇，找参考书籍很困难，所以“取材不周，论述未免失当”；但这部书毕竟编得比较及时，加上采取的是“资料长编”的办法，大量引用文学论争中的原文，较好地保存了文坛纷争的本来面目和趋势。

从2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人在关心并收集各次文学论争的材料，有的还汇集出版。但多数都还只是应时收集文坛论争引起的“热点”的材料，可能还主要是谋求出版的效益。很少有人像李何林这样，明确地以“思潮史”为架构和“资料长编”的形式，系统地收集、整理屡次文学论争以及各种代表性创作观念等方面的材料，由此还原与返观历史。李何林这本资料性的书能够产生长久的大的影响，跟他采取的这种文学史叙写方式也是分不开的。

该书论评的范围自1917年至1937年。著者显然信服和运用“文学运动为政治和社会变革所决定”这一思维模式，因此很重视时代背景，以20年间三个较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文学思潮发展三个段落的标界，即“五四”（1919年）、“五卅”（1925年）和“九一八”（1931年），每一段起止时间约六七年，全书也就依三段分为三编。全书每一编开始都有“绪论”一章，讲述该时段文艺思潮发展的轮廓。这三编的“概论”可以看做是“文艺思潮略史”，而更详细的评述则在各编下面的其他章节引用组织资料时穿插进行。编者革命的倾向性不言而喻，主要体现在概论的评说和材料的组织当中，摘引资料也力求完整体现其意愿，但同时还力求展示文学史家的襟怀，尽可能将各种不同立场观点的文论都保留下来。今人重读此书，可能会格外关注其中各种不同声音的交响，这也是吸引人的地方，保持了历史语境中“对话”的状态。“资料长编”不失为一种有利于还原历史的有效的方法，也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学术价值所在。

但李何林这部书更引人注目的，还是用阶级分析眼光考察文学历史现象、归纳分析新文学传统的写法。这种写法居然使得一本资料性的著作也显出特有的明快色调。著者将新文学发生以后近20年纷繁的文学潮流归结为两种不同阶级的思想支配物，简洁地认定1917年至1927年属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较多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还只是萌芽的时期，而1927年至1937年则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发展的时期。著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如提倡民主、科学、怀疑精神、个人主义、废孔孟、铲伦常等等内容，它的社会意义，就是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思想。这也是理解新文学传统的重要内涵。作为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新文学运动，在文学思想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进化论和人道主义，并以反对“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念为主要目标。书中认为，“五四”新文学受到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分别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代表的“为人生”与“为艺术”两派，展开了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和辩论，但究其性质，两者均属于“中国贫弱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创作方法论”。

值得注意的是，李何林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性质的论断，以及对新文学传统的理解，在当时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论点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1930年前后，文化界讨论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当时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思想领导和以资产阶级思想为主的运动。新文学传统也离不开这一基本认识。这种几乎成为“共识”的观点，到40年代就受到质疑，并为另一种权威的观点所取替。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论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性质，肯定了无产阶级思想对这一运动的主导作用，并从这个角度给新文学传统性质定下调子。此后，许多论者才用这一观点说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性质，突出马克思主义所起过的思想领导作用。毛泽东的论断无疑是权威的，此后几乎覆盖了多数学者的理论视野，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大都从毛泽东论述的原点生发开去。所以考察40年代以降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研究，不能不特别关注《新民主主义论》的决定性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之下的学术思想变迁。不过1939年李何林编写《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尚未发表，李何林对“五四”新文学性质的理解以及对新文学传统的描述，还没有受到毛泽东权威论断的指导和影响。所以《思潮论》的基本立论，虽然是革命的、激进的，但又是不大符合后来革命阵营“正统”观点的。到了50年代，《思潮论》这本曾经被当年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的著作，其中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性质的论断就显得不合时宜，受到钱俊瑞、何干之、范文澜等学界名流的质疑和批评。这些批评与其说是学者个人的意见，不如说是都在用“权威的”论断去衡量一切。在50年代，这些行为很难说不是有些真诚的。李何林受到学界的批评，也心悦诚服地作了一篇“自评”，承认他那本书的缺点是把“五四”时代的领导思想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没看到本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把新旧民主主义的界限模糊了。

现代文学学科史上常有这种情况：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在变化，学术思潮的流向随之变化，对有些基本问题的“普遍看法”也在不断变化。有时这种变化简直是戏剧性的。到了改革开放启动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文学界重新讨论五四新文学运动性质问题，有些学者反过来认为李何林当初在《思潮论》中提出的有关见解“现在看来有道理”。然而，李何林已经不为所动，还是坚持当年他的“自评”中检讨的观点，认为原先自己对“五四”新文学性质的判断以及对新文学传统的理解是错的，是《思潮论》一大缺点。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及新文学传统的性质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当然还是需要深入讨论的课题。不过李何林《思潮论》中最初提出观点、后来对这种观点的批判和“平反”，以及李何林反过来坚持接受批判，这过程本身应视为一种学术思潮变迁，背后蕴含有“文学史生产”以及对新传统阐释为时代所制约的机制。文学史家“塑造”新文学的“传统”，不同时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想象力，他们对“传统”的理解与描述可能受制于时代，观点上的调整与变化是常有的事。在这一点上，李何林及其《思潮论》所显现的“现象”有其代表性，值得从学科史的角度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