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林”抑或“南菁”

虽曾随使出访日本及英、法、比、美诸国，参观过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协助撰写“欧美风教，沿途景物，详载靡遗”的《英轺日记》，再加上执掌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达十四年之久，唐文治对西学其实没有多少了解，也缺乏起码的兴趣。故其主持无锡国专，所倚赖的，只能是本土的学术资源。

早年就读清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南菁书院，先后受业于黄以周、王先谦等经学大师；独立办学时，选择的又是有东林书院“光荣传统”的无锡。依常理推测，唐文治办学的主要灵感，应来自这两所同样声名显赫但风格迥异的书院。既然是风格迥异，就很难简单叠加，而必须有所选择。对于东林、南菁的褒贬，涉及无锡国专的发展方向，不可掉以轻心。

主张“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南菁书院，“其自修与研究之精神，实在令人佩服”；至于“明朝太监专政，乃有无锡东林书院学者出而干涉，鼓吹建议，声势极张……前者死后者继，其制造舆论，干涉朝政”，更是令胡适等后世学人感慨不已。顾宪成、高攀龙诸君之讲学，本来自有主张，可后人大都只记得其关心国事，无意中遗忘了其理学方面的思考与著述。从黄宗羲之赞叹“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到张君劢之表彰其“不但讲学，而且论政”，虽然时世迁移，读书人对东林书院的想象没有改变。

既然在无锡讲学，很自然地，人们会以历史上曾名满天下且至今仍有流风余韵的东林书院作为尺度，对之比照衡量。1933年3月14日，章太炎在无锡国专作题为《国学之统宗》的演讲，称“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具体的榜样就是“无锡乡贤，首推顾、高”。同年10月22日，章又再次莅临演讲，这回更是直截了当地强调“无锡本东林学派发源之地”，并叹惜“东林之学，至清中叶而阒焉无闻”。推崇顾、高二君之气节，这与唐文治没有差异；可要说无锡国专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东林书院传统，则非唐先生所能认同。

1920年作《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提及高攀龙的《东林会约》，注重的是“检束身心，砥砺品行”;1930撰《国专学生自治会季刊题辞》，称“惟相与考德问业，砥砺修名，如高景逸之《东林会约》”。再加上1926年出资刻印《高忠宪公别集》,1933年新校舍落成，“布置膳堂，悬王文成、高忠宪、顾亭林、陆桴亭四先生遗像”，应该说唐文治对高攀龙是推崇备至的。可到具体评论时，或称赏“论学精粹处极多”，或表彰高风亮节，就是从不直接提及“东林党人”的政治抗争。

为《国学专修馆十五周年纪念刊》作序，应该说是建立自家学术传统的最佳时机，唐先生还是小心翼翼地回避近在咫尺的东林书院：“则夫开鹿洞、表鹅湖、绍龙场之心传，与夫正人心、救民命之事业，当吾校三十周年纪念，必有发扬光大之者。”为什么？不妨先看看他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中对孟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和顾亭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解说：“谓学者当任天下之重，研究天下之务，非谓干涉天下之事。人人能各安其本分，各勤其职业，斯天下治。”如此立说，与唐先生曾立朝为官有关，即深知此中厉害，不愿引起当局的猜忌。这很容易招来“巴结权贵”、“奴颜媚骨”之类的讥讽。可批评新文化，提倡儒家学说，不见得就是有意附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抵制党化教育，代之以儒家伦理，讲气节，求忠义，也不见得一无是处。

无锡国专的校友津津乐道于唐先生处理危机时之灵活机动，这一点，显然不同于章太炎、马一浮的名士派头：一言不合，拂袖而去。章、马保持了学者的尊严，值得称道；可真要办教育，无法不跟官僚打交道，也不能不有所妥协。“识时务”的唐先生，极力表彰高攀龙的气节，但却不愿意给人追摹东林书院的印象。因为，执政者永远不希望书院成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场所——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当然，还必须考虑南菁书院的传统。世人之称道“清代四大书院”，注重的是其学术上的成就，而不是政治上的抗争。甚至可以这么说，清代办得好的书院，都在抵制科考制艺的同时，刻意回避东林书院的议政传统。作为南菁书院的主讲，黄以周强调“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选编课艺时，看重的是“深训诂、精考据、明义理之作”。而弟子缪荃孙为黄以周撰墓志铭，更是如此着墨：“先生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常语门弟子曰：前代之党祸可鉴也。”

这里所说的“前代之党祸”，指的正是东林党人之“讲学兼议政”。办教育不同于立学说，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不但无法意气用事，有时还不免委曲求全。作为前朝高官，唐文治深知世道艰难；为保存学校而小心翼翼，其实无可厚非。可这么一来，出现一有趣的局面：饭厅里悬挂杨继盛的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但落实到具体的办学方向，无锡国专追摹的，其实是唐先生早年就读的南菁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