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西方政治学界的主流理论学派是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从修昔底德开始，这两大流派的势力和影响一直交替上升。二战以后，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现实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占统治地位。从汉斯·摩根索到肯尼思·沃尔兹等一批主张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学者著书立说，逐步建立了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以权力为支点，以国家为核心单位，以国际冲突和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工程。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二战结束伊始发表了《二十年危机》一书，在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未衰之时提出重新重视政治现实主义；摩根索战后发表的巨著《国家间政治》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奠定了战后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基础；而沃尔兹1979年发表的著作《国际政治理论》则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系统化、科学化，使之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中迄今为止最抽象、最简单的理论体系。由于现实主义学者的不断努力，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二战以后比较明显地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明确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确立了国际关系学的目的、方法和研究对象。同时，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界人士在二战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比较普遍地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说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所以政治现实主义不仅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占了绝对的优势，而且对西方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响。

与政治现实主义相左的西方国际关系主流学派是政治自由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被称为理想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一战之后人们对于国际关系中权力政治的厌恶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极力提倡，自由主义一度盛行。二战以及二战以后接踵而至的冷战使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学界和政界失去了市场。但是，自由主义思潮毕竟是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是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所以，尽管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最主要的理论学派，政治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只不过在战后的三十年中被挤至一隅，主要是对于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当时，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为自由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实验室，于是，戴维·密特拉尼、欧内斯特·哈斯等为数不多的国际关系学者以欧洲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欧共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条件、机构、制度等，提出了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等国际关系学理论。这不仅使自由主义研究得以延续，而且为后来自由主义的再度繁荣铺垫了道路。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国力较之50年代和60年代已经表现出衰退现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石油危机等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使西方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界人士认识到，现实主义已经不能充分地表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现象、国家行为和国际事件。于是，政治自由主义重新抬头，并把矛头直指在学理和政策两个方面均占鳌头的政治现实主义。197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发表了《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这一著作可以说是自由主义重振旗鼓的宣言。基欧汉和奈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理论假说，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理论模式，强调了跨国家的关系。之后，虽然结构现实主义的出现使政治现实主义在所谓的第二轮冷战时期有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政治自由主义迅速发展。尤其是到了90年代，冷战的结束似乎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使其发展出六个相互关联的学派，其中，发展较快、理论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

新自由制度主义首先是从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国际机制开始的。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对国际机制的重视已经显而易见。海洋和货币领域的国际机制和制度得到了详细的讨论，成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80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争论日趋激烈，并且，自由主义学派日渐居上风。1982年，美国重要的国际关系杂志《国际组织》发表特辑，专门就国际机制问题展开了讨论。虽然当时争论十分激烈，现实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但是，新自由主义的进攻已经开始直逼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说。至此，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基欧汉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理论基础上再求发展，对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于1984年发表重要著作《霸权之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争斗》。在这部著作中，基欧汉批判了吉尔平等现实主义学者在霸权理论方面提出的基本观点，建立了关于国际制度的功能性理论，认为霸权可以帮助建立国际机制，但是霸权衰退并不一定意味着国际秩序的丧失。业已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在霸权之后仍然可以维持国际合作。《霸权之后》还对国际机制的形成、条件、维持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通过战后能源等领域的状况，对规则理论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并重点突出了冲突与合作这两大国际关系主题之一的国际合作问题。《霸权之后》是系统研究国际机制的第一本有份量的专著，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

继《霸权之后》，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以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为基地，从学理上对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专著。1986年，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思·奥伊主编了论文集《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收入了罗伯特·杰维斯、邓肯·斯奈德尔、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基欧汉等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的论文，集中讨论理性国际行为体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和条件。论文集既收入了专门以学科建设和学理探讨为目的的各种理论文章，也收入了对于新发展起来的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理论进行实证性验证的文章，既讨论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也讨论了包括国际安全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合作。《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标志着新自由制度主义正在超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力图朝着全面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向发展。至此，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影响日益增强。

1985年基欧汉主编了《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这本著作对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说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对修昔底德、摩根索、沃尔兹这三位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现实主义大师的理论体系提出了质疑。基欧汉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出了自由主义的三个主要理论分支，即认为自由贸易促进和平的商业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促进和平的民主自由主义和国际制度促进和平的制度自由主义。在这里，国际制度已经被认为是国家行为的原因之一，对于国际制度的研究也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理论两大流派之一的理想主义中的一个主要分支。1989年，基欧汉的个人论文集《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出版。此书共收集了10篇论文，包括基欧汉在80年代发表的9篇论文以及他专为论文集写的、全面阐述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第一章。在这本书中，基欧汉明确使用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学派名称，界定了该学派研究的对象和基本概念，指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传统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既继承又有着根本不同的关系。同时基欧汉开始把一些分散的、研究国际机制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综合性处理，从理论上探讨了国际合作的条件、国际制度的产生和作用、国家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等根本问题。同时，他以美国的经验为数据，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制度与美国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朝着以国际系统进程为依托、以国际制度为中心的宏大国际关系理论方向努力的明显意图。《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一书的发表，标志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正名，也正式竖起了学派的旗帜。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始从对国际机制的讨论转向发展国际制度理论体系的轨道。1990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阿瑟·斯坦的著作《国家为什么合作：国际关系中的条件与选择》问世。这部著作以博弈论模式为主要推理方法，讨论了国家合作的原因，从理性原则的角度进一步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在这一时期，一批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理论的研究著作问世，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进行了测试和验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西方现实主义的许多观点进一步受到了挑战，这使自由主义学派更加活跃，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日趋成熟。在这一期间，现实主义学者在学术辩论上虽然基本上处于守势，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对政治现实主义的信仰。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认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国际系统的结构，世界两极格局的不复存在很可能意味着世界回到传统的多极权力争夺和世界不稳定状态。但是在学理方面，最激烈的论战是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展开的。90年代以来，连续出版了几部著作，主要内容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论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鲍德温主编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当前的辩论》和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凯格利主编的《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挑战》。

鲍德温主编的论文集收入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名家的学理辩论论文。参加辩论的有美国新现实主义知名学者、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克拉斯纳和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格里科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知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基欧汉、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克塞尔罗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斯坦等。虽然这本论文集的题目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但是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分歧方面，内容包括世界无政府状态及其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合作、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国际制度及国际机制等等。虽然论文集收入了两大流派主要学者的文章，但是全书的自由主义倾向是明显的，论文从数量上和气势上都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占了上风。不过，该书收入了格里科的著名论文《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合作的局限：现实主义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判》。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问世以来现实主义学者对其发起的最重要的反击，分析问题的角度和严谨的逻辑推理使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不得不认真考虑格里科提出的问题。为此，基欧汉撰写了题为《冷战后的制度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的挑战》，专门就格里科提出的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问题进行了辩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既是对两大理论流派的总结，又是就新问题展开的学理辩论，不但明确了两大派的争论焦点，而且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凯格利主编的《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则是从比较广阔的角度，讨论了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分歧。这本论文集不但涉及了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涵盖了新自由主义的其他分支，如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商贸与国际关系、国际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冲突等等。这本论文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凯格利和其他一些学者提出了不仅要讨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也要探讨两大学术流派之间的共同之处以及理论结合和互补的可能。这无疑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议程。

在进行学理讨论的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也不断在实证领域展开研究，力图使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得到充分的论证。1950至1990年间，在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影响较大、科学性较强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采用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使现实主义理论不断向深层发展，方法也越来越趋严谨。这对于现实主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科学性最强的学派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在理论发展方面也遵循相似的道路。1993年，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三位知名教授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和斯坦利·霍夫曼联合主编了《冷战之后：国际制度与欧洲国家的战略》一书，重点是讨论国际制度对于国家利益界定和国家战略形成的影响。参与本书的学者不仅从实证的角度讨论了美、德、法、英等大国和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分析了冷战结束后东欧诸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本论文集既是验证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可信度的实证性研究，又是力图把新自由制度主义用于西方发达国家之外的国际事务实践的著作。

如果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开始出现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苗头，到90年代中期，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与辩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成为对新现实主义最强有力的挑战。就理论本身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建立了一整套结构比较严谨、思辨比较深刻的理论体系；就科学性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没有达到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那种抽象和简单的程度，但是在自由主义诸流派中是最具科学性和系统性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引起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重视和认真讨论，并且已经开始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