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

二战之后，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现实主义的理论论述比较适应冷战时期的战略需要。一战之后风行一时的威尔逊理想性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本身的现实中基本失去了说服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在强权政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成为大国的竞赛目标。二战之后，美苏两个对立的势力集团形成，更使人们感到国家安全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意义。这样，国家利益、国家行为、国家实力、国家间冲突和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这些现实主义着力研究的现象就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核心问题，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也就成为人们最关注的国力。二是现实主义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提炼，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但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对象和内容做出了比较明确的界定，而且从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主要行为体、影响行为体行为的主要因素这三大方面，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做出了解释。如果说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兴起，那么，在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中，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思想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摩根索著作的重点是建立一套理论体系，用以解释国际关系中的普遍问题。它不但提出了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也明确指出了国际关系学的宗旨，即发展和建设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与史学和法学等学科的根本分野，也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初步确立。三是现实主义理论自身的不断发展使得这一理论更加适应国际关系学朝着科学化发展的需要，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便利了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现实主义发展的重大里程碑，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它借鉴了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建设方法，力图使现实抽象化，使之成为只包括基本体系和基本体系单位的简单模式。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认为，他们研究的越全面、变量越多、对历史事件的细节越是熟悉，就越可以接近国际关系的现实。而自然科学家则是通过与现实拉开距离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从而发现科学精髓、解释自然规律的。沃尔兹把体系结构作为国家行为的原因，把国家作为体系中的基本单位。他还把国家除国家实力之外的一切特征，诸如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全部排除在研究范畴之外。这样，国家这一基本单位就具备了相同的属性，就可以在体系中进行类比。这无疑为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便利。在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里，许多以科学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重要国际关系著作都是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依据的。

但是，现实主义确实存在重大的缺陷，主要问题是解释能力不足，尤其以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为甚。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末，现实主义未能预测和解释冷战的结束，更是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大辩论中，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受到了来自多种学派的批判。梳理起来，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对国家中心说的批判

首先是对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这一基本假定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一假定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认为新现实主义完全抽象化的国家失去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和其他相关属性，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基本研究单位的原则。国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反映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国家本身也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它是与对立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同时存在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其功能是通过阶级压迫和剥削实现资产阶级利益，通过其他权力手段调节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延续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在资本主义这一整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对内对外政策都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为垄断资产阶级争夺生产原料和海外市场服务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独立的、自在的。国家有不同于任何阶级和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更是超然于任何社会阶级之上。无论什么国家，其国际行为基本是以它在国际体系中根据国力而排定的位置来决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在国内政治中虽然是影响很大的因素，但在国际政治中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变量。这样，国家的阶级属性以及其他属性就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研究范畴之外，研究结果也就会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解决问题”的理论，目的在于维护现有的国际和国内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关系。在研究南北关系方面，现实主义的这一缺陷就暴露无遗。

比较政治学派也对国家中心的假定提出了挑战。比较政治学派认为，现实主义相信，一个国家对外政策不能、也不应该反映国家的国内政治。这样就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完全分割开来，而实际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密切相关的。摩根索关于国家道德原则不能等同于普遍道德原则的论述，基辛格遵循国际交往中没有永久敌友只有永恒利益思想的实践活动，都表现出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对外政策独立于国内政治的一面。沃尔兹以无政府状态作为分水岭，将国际国内两个领域截然区分开来，认为国家的国际行为完全受到国际体系结构支配的思想，更是将国内政治排除于研究范畴之外。比较政治学者指出，国家的国际行为往往受到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这两个层面上因素的制约。在许多情况下，仅仅一方面的影响很难使人对一国的国际行为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客观的了解。以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为例，苏联的解体使得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不复存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无疑会被削弱。这当然是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的国际行为产生的影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美国对华政策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大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国会对政府的制约作用、舆论界在美国对外政策过程中的分量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因此，“要判断今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越来越离不开对美国国内政治制度、政治气候的变化以及外交决策的基本分析”。所以，要比较准确地了解和预测国家的国际行为，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两个方面的制约作用都应当得到重视。尤其是国际-国内、宏观-微观的相互作用，更是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加大力度的重要方面。

2．对“结构选择”说的批判

其次是对新现实主义“结构选择”理论的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强调了国际体系结构，但忽视了国际体系中的进程（processes）。约瑟夫·奈在批判新现实主义时指出，国际体系应该有着两个并存的方面，一是体系中的结构，二是体系中的进程。进程指体系单位相互作用的方式，包括单位在相互作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和相互交往中所遵循的规则。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进程，这种进程又反过来影响单位的行为。也可以说，国际进程是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学习过程，国际行为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多渠道的相互交往中学习如何相互交往。所以，国际进程可以在国际体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许多非结构现象，诸如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准、技术的进步、国际规则和机制的变化等等，都可能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进而，国际社会呈无政府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不等于无序的混乱状态。在某一特定的国际结构中，国际规则就可能约束甚至改变国家行为，调节国家之间的交往。再如，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增减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关系。欧洲国家间频繁的交往和大量的经济活动提高了国家间的合作意识，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促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某些欧洲国家国民的主权意识。如果忽视了国际进程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而只从国际体系结构上面找原因，就无法解释非结构因素导致的国家行为的变化。冷战后经济活动在国际事务中的增加，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现，引发了大量非结构现象，这也是国际体系结构理论很难解释的现象。

从进程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基欧汉提出国际制度选择国家行为。这是与“结构选择”针锋相对的“制度选择”理论。基欧汉的初始问题是，在国际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有时合作，有时冲突。到底是什么结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不同行为？亦即：是什么体系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合作或冲突行为。基欧汉认为，是体系进程因素影响了国家的行为，而体系进程中最具意义的因素是国际制度。基欧汉的分析是从批判现实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开始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机制有助于维持国际秩序，也是影响国家合作行为的重要条件。但是，国际机制的建立和维持主要依靠霸权国的权力。霸权国国力越强盛，国际机制的力量就越大，国际秩序就越趋于稳定，国家合作的可能也越大。反之，当霸权国权力衰退的时候，国际机制也就开始面临危机并随着霸权国国力的下降而最终崩溃。这种对于国际机制的解释基本上是一种机制供应说，即霸权国为国际社会供应了国际机制，一旦霸权国不复存在，国际机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条件，国际合作就会失去保障，国际秩序也会出现混乱。因此，金德尔伯格把大萧条归罪于世界失去了霸权国的领导，吉尔平也认为70年代以来美国国力的衰退可能导致国际秩序的混乱和国际合作的破灭。在这种理论中，国际机制不是自在的因素，而是霸权国权力的附属物。

基欧汉针对国际机制的供应说提出自己的国际机制需求说。虽然他承认国际机制的建立极其困难，往往需要霸权国权力的支持。但是机制建立之后，就有了自在的功能。现实主义的供应说在理论上忽视了国际机制研究的重要一环，这就是国家对于国际机制的需求。正是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国家才更需要国际机制保障其合作。这种需求决定了国际机制的自在性。而一旦国际机制有了自在性，它就成为独立的原因变量，而不再是权力的附属物。这种对自在性的认识，与沃尔兹对体系结构自在性的论述是十分相似的：体系中单位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体系层面的某种特征，而这种特征一旦确立，就成为自在的因素。

基欧汉进而认为，国际机制通过正反两种途径影响国家行为：一是奖励合作行为，二是惩罚不合作行为。如果国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国家应该采取的行动是合作。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国家虽然有着共同利益却并没有达成合作，甚至出现争端。基欧汉借鉴市场失灵的理论，提出合作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交易成本过高，二是可靠信息不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之间合作行为不能不涉及交易成本，过高的交易成本往往使得合作无法实现。同时，利己的理性国家可能为本国利益在与他国的交往中采取欺诈行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无法得到关于他国行为和意图的可靠、充分信息，因而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心理，结果就是市场失灵效应的出现。也就是说，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希望也需要合作，但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合作条件不足。国际机制的根本功能是控制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信息，从而可以解决国际合作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国际机制设定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使得国家在国际机制框架内的交易成本降低，如在关贸总协定安排框架内的交易成本要大大低于在此框架之外的双边交易成本。另外，国际机制要求加入机制的国家必须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并且机制本身对于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行为也有着制约作用。得到这些信息以后，体系成员的不确定心理会得以减轻，这样就使国际合作可能性增强。其次，国际机制具有惩罚功能。国际机制虽然不像国家法律那样具有高度的强制性，但是其惩罚功能也不可忽视。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社会中，机制具有环套特征（nesting），即各个问题领域的机制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联关系。国家的国际交往活动类似多重多次博弈：国家要在一个问题领域和不同问题领域与他国进行交往。如果一个国家为了眼前利益违背了一个问题领域的机制和规则，那么，它就有了违规的不良名声。在这个领域中，该国家在以后的交往中会受到其他机制成员的不合作的惩罚，在其他问题领域中，这个国家同样会面对不合作的惩罚。因此，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国际声誉，国家即使牺牲短期利益，也会遵守国际机制。为了更好的实现自身利益，国家需要可以提供惩罚的国际机制。

从国际机制供应说到需求说的理论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机制的性质。使它从一个从属的变量成为一个自在的变量，从霸权国单方建立和维持的体系变成一个世界各国需求并共同维持和遵守的制度。因此，国际机制就成为一个制约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在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际制度可以约束和改变国家行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变量不仅仅是权力分配。在许多情况下，信息分配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变量。

3．对国际体系无政府逻辑的批判

第三种批判是对现实主义无政府逻辑的批判。对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和结构决定论的批判都没有涉及无政府性这一现实主义的第一推动问题，也都没有从本体论上质疑国际体系的性质和无政府性的逻辑。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则更是首先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理论和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基本假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构主义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并以此对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在沃尔兹那里得到了经典的定义之后，几乎所有主流学派都接受了这一假定，并以此为起点开始自己的研究议程。沃尔兹对无政府性的经典定义接近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强调的是国际体系中没有最高政治权威的状态。无政府性在沃尔兹那里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状态和基本事实，因而也是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新现实主义和其他理性主义学派来说，无政府性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

建构主义首先挑战的正是这一基本假定。如果说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研究的起点，在建构主义那里，无政府性却成为研究的质疑点。建构主义指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换言之，无政府状态不是国际体系固有的东西，而是行动者在互动的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状态。无政府性是文化、是观念的结构、是人为的现象，不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这一论断产生了两种意义。首先，无政府性是可变的。既然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社会性建构，就表明它本身是可以变化的；第二，无政府性既然是人为的现象，是国家造就的状态，那么，无政府状态就不仅只有霍布斯式一种状态。国家在互动中可以有着多种路径、多种方式，无政府状态也就有着多种逻辑。霍布斯式的“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的无政府逻辑只是诸多无政府逻辑的一种。由这一种无政府逻辑衍生出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可能是充分的国际关系理论。

根据无政府性可以呈现多种逻辑的论点，温特提出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逻辑：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每一种逻辑的内涵都大相径庭，每一种逻辑包含的角色身份都不一样，每一种逻辑也都会催生不同的国家行为。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是敌对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对身份是敌人，所以，“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是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洛克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是竞争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对身份是竞争对手，所以，“生存与允许生存”就成为洛克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康德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是友谊关系，国家之间的相对身份是朋友，所以，“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就成为康德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既然无政府逻辑不只一种，无政府性产生的推动力就不一定是国家之间的必然冲突。合作与冲突，利己与利他都可能出现在无政府条件之下。

从更加本质的层面来看，建构主义动摇的是新现实主义无政府性的本体论基础，从而也质疑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关系性质的本体定位。由于无政府性不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一个人为造就的社会建构，所以无政府性本身或是没有意义或是具有多种意义，国家之间的实践活动赋予无政府性具体的意义。正如无政府性是文化现象这一观点所表示的那样，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不仅是物质性结构，而且更是观念性结构。物质性结构本身没有意义，只有在共有观念的结构之中才会产生意义。进而，无政府逻辑是进化的逻辑，很有可能从霍布斯文化，经过洛克文化，朝着康德文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