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辞书的原型论

3.2.1 原型论

原型论（prototype theory），是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典范畴理论的革新。经典范畴理论是用事物固有的、共有的、充分的特征（features）定义事物，确定概念。而原型理论则用典型事物的属性（含心理认知）为中心描述事物。这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罗斯（E.Rosch）等人在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等人家族相似性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的认知理论，到了80年代在语言学中的发展更为成功，90年代被引入中国。

原型理论认为“我们的许多心理概念实际上都是原型”，“指被（多数人）认为是某一类或一组的典型的人或物”。（Jack C. Richards，2000：374）也可以指一个范例、典型性较高的成员、认知参照点或一个范畴的概念中心。范畴成员分中心、次中心、边缘。所有成员都共有部分属性，显出家族相似性，不同层次成员具有属性多少不等。属性也分中心的、边缘的不同等次。因为认知的目的不同，属性及其数量的选择也可以不同。《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年版）较明显地体现了原型理论。

原型理论对语文辞书的认识和编纂有多方面推进作用。

3.2.2 中型语文辞书位于文化成果中心

在原型论视角下，文化成果或精神产品也应该分别出中心、次中心、一般、边缘等层次。其中心成果之一就是辞书。辞书的中心是最常用的中小型语文辞书，例如《简明牛津词典》、《小罗贝尔法语词典》、《俄语词典》（奥热果夫）、《现代汉语词典》。次中心成果是次常用的各种类型语文辞书（例如《常用词词典》《成语词典》）、中小型百科辞书（例如《辞海》）、普及的专科辞书（例如《语文知识词典》《语法修辞词典》《哲学辞典》等）。一般成果是大型语文辞书（例如《汉语大词典》《牛津词典》）、大型百科全书（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大百科全书》）、高级专科辞书（例如《哲学大辞典》《中华实用法学大辞典》）。边缘成果是不常用的有各种专门用途的辞书（例如《唐五代语言词典》《通鉴大辞典》）。这些等次的划分，主要有三条标准：它们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有中心以至边缘的区别，它们在获得文化知识过程中的作用有早晚之别、主次之分，它们在获得文化知识过程中的使用频率有高低或多少的不同。

3.2.3 推进词项系统的整体构建

一部中型语文辞书，是该民族共同语词汇整体的缩影。在原型论视角下，这个整体的成员也应该分别出中心、次中心、一般、边缘等层次。其中心成员就是根词，1943年I.A.Richads（理查兹）在Basic English and its Use（《基础英语及其用法》）中，提出850个词，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M.Swadesh（斯瓦德士）在语言年代学观点下，提出200个词，还有提出100、500个词的。也许500个词更合适些。500个根词是词汇的中心成员，占《现汉》总收词量的0.76%。次中心成员，即围绕根词的是基本词汇（许多人认为相当核心词），针对历史比较语言学、语文教学论、语言结构论和词典学提出2000到4000个词，也许3000个词（含根词）更切合实际些，该数占《现汉》总收词量的4.61%。一般成员，即一般词汇，《现汉》收了25000多条，占《现汉》总收词量的38.46%。边缘成员，即词汇主流之外的“口、书、术、方、外、古、旧、新”各个支流系统，以其在《现汉》中的数量和比例大小排列如下：术语（含科技和哲社）15660条，占24.09%；新词语3500多条，占5.38 %；书面语（含公文和书信）3360多条，占5.16 %；方言词2000多条，占3.07 %；旧词语1100多条，占1.69 %；古词语（含早期白话）990多条，占1.52%（严格说，这个比例数，不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而是《现汉》词项系统的，因为《现汉》根据备查目的才收入的这些古词语）；口语词750多条，占1.15%；外来词680多条，占1.04 %。总之，在原型论视角下，《现汉》的词项系统是以3000条根词和基本词汇为中心，以25000多条一般词汇为主体，以8个支流近30000条词语为边缘构建的整体。

3.2.4 推进词场内的词项选择

中型以上的词典编纂，最好“横编竖排”，即按语义场的次序分工，成稿后按音序、形序或义序编排。在原型论视角下，在一个语义场内应该按中心成员、次中心成员、一般成员和边缘成员次序选择词条。例如在书信场中的“来信、回信”小场成员共有30多个，其梯次按频度排列如下：

中心成员：来信、回信。

次中心成员：来函、复信、回音。

一般成员：来书、来鸿、华翰、玉音、手谕。

边缘成员：大函、大札、鼎札、惠函、来翰、芳翰、尊翰、台翰、玉翰、瑶函、琅函、芳缄、芳信、芳札、朵云、钧谕、手教、诲存、还翰、嗣音、裁答。

汉语中型词典应该收录上列中心、次中心和一般成员，最好再选收几个边缘成员。大型词典当然应该收录上列全部成员。可惜，《汉语大词典》并未全部收录。

3.2.5 推进对词项内部多义项关系的新认识

索绪尔认为，语言单位有聚合和组合两种关系。语义单位除了有聚合和组合两种关系以外，还有第三种关系：联想派生关系。（Mocka:Hayka,1973）索绪尔的高足巴利称之为联想场。

一个词的原始义靠着隐喻等多种联想，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等多次编码，于是形成了多义词，即词典的多个义项。对辐射型和链条型的多义项，都可以运用原型理论找出中心义项、次中心义项和边缘义项及其间的相似性，也就是以共同义素为表征的语义桥（semantic bridge），其间的语义桥或相似性呈现出梯度。场论有三个基本量，一个是旋度，一个是散度，而最重要的是梯度，后者指场内连续量或程度的级差和差值。多义场内梯度有7种梯度模型：

（1） 多义项场内呈现出认知层次梯度：本义或基本义处于中心，是最先被认知的；引申义或比喻义等转义处于次中心以至于边缘，是稍后被认知的。

（2） 多义项场内呈现出相似梯度：从中心义项到边缘义项，义项之间的共同义素渐次减少。例如“窗口”依次有5个义项：①人们在墙等处造出的，用来通气、透光、看东西的框形空间。②窗口跟前（站在窗口远望）。③用作售票、挂号、传达的窗口。④比喻可以观察事物全局的有代表性的局部地方（如：特区是中国的窗口|眼睛是心灵的窗口）。⑤指计算机的文档窗口、对话框等应用程序。义项①和②之间的共同义素有5个：a.人们在墙等处造出的，b.用来通气，c.透光，d.看东西，e.框形空间。义项 ②和③之间的共同义素有2个：a.人们在墙等处造出的，b.框形空间。义项③、④、⑤之间的共同义素有1个：局部地方。

（3） 多义项场内呈现出认知时间梯度——符号和主次义位之间认知反应速度渐次加长：

从tóu（头）想到“头部”义，是直义或第一性意义反应，假设需要0.1秒，那么想到各引申义是转义或第二性意义的反应，需要的时间可能分别为①“头发及其样式”0.2秒，②“物体的顶端或末梢”0.3秒，③“事情的起点或重点”0.4秒，④“物品的残余部分”（铅笔头儿）0.5秒，⑤“头目”0.6秒，等等。

（4） 多义项场内呈现出认知细节梯度，从中心义项到边缘义项，义位的细节成分由少到多。如“嘴”的中心义项有4个语义成分：a.〔人或动物〕，b. 〔进饮食〕，c.〔有时用来发声〕，d.〔器官〕；引申义“别多嘴”的“嘴”还得在“嘴”的4个语义成分之上再加2个语义成分——〔说的〕〔话〕；引申义“瓶嘴儿”的“嘴”还得在“嘴”的4个语义成分之上再加3个语义成分——〔形状或作用〕〔像〕〔东西〕。语义学把这种现象叫义位的义值丰度渐次加大。

（5） 多义项场内义位句法组合自由度渐次变小。从中心义项到边缘义项，就是从自由义位到非自由义位，其句法组合能力或习用范围由大变小，由强变弱。例如“看”的中心义位“使视线接触人或物”的后接成分多达9类：名宾（含受事、工具、处所），动宾，小句宾，动时量，动介，了着过，动结宾，结补，趋补。“看”的次中心义位“观察”的后接成分只有7类：名宾（含受事），动宾，小句宾，动时量，了着过，结补，趋补。“看”的边缘义位“看望”的后接成分只有4类：名宾（含受事），了着过，结补，趋补。（孟琮等，1987）

（6） 多义项场内义位词法组合能力渐次变小。从中心义项到边缘义项，从词法角度观察，就是从强势语素义到弱势语素义，其词法组合能力由大变小，由强变弱。例如用“书”的中心义项“装订成册的著作”为语素义构成70个词语（义位）；用“书”的次中心义项“书信”为语素义构成17个词语（义位）；用“书”的边缘义项“文件”、“写字”“字体”为语素义分别构成8个、7个、7个词语（义位）。（周士琦，1986）

（7） 多义项场内义位对语境依赖性渐次加大。从中心义项到边缘义项，从词的形式认知其意义，越来越依赖语境。例如听到“xian”（线）这一读音，看到“线”这个字，几乎不必依靠语境就能想到“细长的、随意弯曲的东西”，即线绳的“线”，这是它的中心义项。次中心义项“几何学上指点移动的图形”，则依靠一定的小语境认知：“直线”“曲线”“斜线”“面是线移动形成的图形”。次中心义项“交通路线”，也至少依靠下列小语境认知：“干线”“飞机航线”“大巴走南线”。边缘义项“比喻细微”（量词，多用于抽象事物，常说“一线”）必须依靠下列语境：“一线希望”“一线光明”“一线生机”“一线红光”。

3.2.6 推动义项排列法的发展

已有的义项排列法分历史（时间）序列、频率序列、逻辑序列、词性序列（实→虚，主→次）等。根据原型理论，又演绎出认知原型序列。一词有许多义项的，从中选一个或几个认知原型义项。确定这个义项的条件或标准，是认知中具有突显地位的意义：较早认知的并有引导、代表作用的，处于认知的中心、主要位置，处于认知的基本层次，是常用、常见的意义。排在后面的义项认知较晚并无引导、代表作用，处于认知的外围、次要位置，处于认知的非基本层次，是不常用、不常见的意义。这样可以建构词项的新的多义结构体。进行这种新探索的词典有：《柯林斯合作英语词典》（2001）、《朗文当代英语词典》（2004）、《简明牛津英语词典》（2004，以下简称《牛津》）等。请看下列两组例子：

【杏】①杏树，落叶乔木，叶子宽卵形，花白色或粉红色，果实近球形，成熟时一般黄色，味酸甜。②（～儿）这种植物的果实。（《现代汉语词典》）

【Apricot】1.an orange-yellow soft fruit, resembling small peach./橘黄色的软果，像小桃子。2. the tree bearing this fruit.／结有这种水果的树。（《牛津》）

【萝卜】①二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羽状分裂，花白色或淡紫色。主根肥大，圆柱形或近球形，皮的颜色因品种不同而异，是常见蔬菜。②这种植物的主根。（《现代汉语词典》）

【Radish】1.a pungent-tasting edible root, typically small, spherical and red, and eaten raw.／一种具有刺激味道的可食用的根，典型的radish很小，红色，可生吃。2. the plant of the cabbage family which yields radishes.／长有这种根的植物。（《牛津》）

《现代汉语词典》比起《国语辞典》等较早的语文辞书，其长足进步之一，就是对其所收录的400多条有“植物”母体及其“子实”关系的义项，绝大多数都遵照植物生长的时间序列，第一义项描写母体（杏树），第二义项指明子实（杏儿），个别情况下把一二义项合并为一个义项的两个子义项，总之建构了“母子模型”。以此作为该类典型群的类名，把“萝卜及其根茎”、“植物及其种子”、“植物及其花、茎”等也归入其中。

《牛津》等新版词典则新建构了“子母模型”。它们不是遵照植物生长的时间序列，而是遵照大多数人的认知序列：大多数人较早认识或只认识杏儿这种果实、萝卜这种蔬菜，较晚或根本不认识杏树、萝卜这种植物。这样编排义项，便于读者从“凸显”认知“隐晦”，从熟悉认知陌生，从已知认识未知。尤其是对第二语言习得者，更为方便。

3.2.7 推动义项语义特征提取法的进展

辞书义项中的内容选择是个较复杂的问题。这里以“萝卜”的释义为例，观察一下古今中外的变化和异同。

A.《尔雅·释草》晋·郭璞注“蘆菔”、“紫花大根”。宋·邢昺疏：“今谓之萝卜是也。”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引《唐本》云：“味辛甘温，捣汁主消渴，其嫩叶为生菜食之，大叶熟啖，消食和中。”

B.　蔬类植物，茎高尺余，叶作羽状分裂，花色淡紫或白，根长，色白多肉，可食；别有红萝卜，皮红肉白，亦可食。（《国语辞典》）

C.　十字花科。一二年生草本。肉质直根呈圆锥、圆球、长圆锥、扁圆等形，肥厚多肉，白、绿、红或紫色等……（省略号的内容有：叶、花、性能、产地、类型、功用）。（《辞海》）

D.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见前文）。

E.　《牛津》（释义见前文）。

对“萝卜”的释义，A类囿于古代，仅管见所及，郭璞只言及部分形态，王念孙只引述了部分性能。B类已有近代语文观念，释出较多状态。C类已有现代百科理念，详尽给出客观物体的类别、形态、性能、产地、类型、功用。D类已有现代语文词典理念，选择并给出词语的必要语义特征，即义征，而不是物性。吕叔湘先生认为，“外界事物呈现无穷的细节”，单词意义“保留一部分，放弃一部分”，“一部分显示，一部分暗示”。（吕叔湘，1980）E类已有现代语文词典原型论思想：其一，在多种萝卜中选出典型群；其二，在多种味道中选出“有刺激”；其三，在多种形体中选出“很小”；其四，在多种颜色中选出“红色”；其五，在多种功用中选出“可生吃”；其六，在多种上位范畴中选出认知的基本范畴——植物“根”。这6项就是选出最典型的事物特征作为语义特征，最少量的，必不可少的，最有区别性的，最简明的。这就是原型论在选择义素这一层面上的新进展。它显示了词义（义位／义项）反映了以典型成员为中心的原型范畴，使释义思想从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到认知语言学，从客观主义范式转到非客观主义原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