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李燕

摘要 2012～2013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总体仍处于不稳定、不确定状况中，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总体放缓，社会动荡仍在持续，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策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全球治理论”和“权力转移论”等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与深入研讨，反映了新形势下人们对国际关系体系及其理论的反思。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入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增强，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必要性与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 世界经济 国际关系 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指导我们要根据新形势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特征。

一 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社会动荡仍在持续

2012年是世界经济整体放缓的一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增长放缓。在发达经济体中，增长趋势出现分化。美日经济低速增长，但以欧元区为代表的多数发达经济体出现急速萎缩，这不仅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也成为影响其他经济体经济复苏的负面因素。第二，发达国家失业率仍处高位。2012年失业问题仍是摆在西方发达经济体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之一。第三，全球通货膨胀总体水平低迷。2012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总体上较2011年明显回落，发达经济体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同步走低。第四，贸易增速明显下滑，贸易争端频繁。第五，发达经济体债务问题久拖不决。缓慢的经济增长、持续的预算赤字以及人口老龄化和金融部门风险犹存所带来的高额负债，极大地侵蚀了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发达经济体由此面临维持短期经济增长以及通过彻底的经济、财政与金融的结构性改革挤出债务泡沫的两难境地。

在经济低迷的形势下，大规模社会动荡不断。从2009年春天的希腊罢工、2010年秋开始的持续时间漫长的法国反对养老金改革运动、意大利和英国的大学生抗议运动，到2011年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政治动荡，即“阿拉伯之春”“伦敦之夏”“华尔街之秋”“莫斯科之冬”等，反资本主义情绪席卷全球各地。2012年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出现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是全球各界对整个资本主义权贵阶层的责难，一些国家民众对政府救助措施的不满，对少数人不公平地占有社会财富的愤怒，依然还在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出来。除西方国家出现的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外，以“阿拉伯觉醒”为特征的抗议运动还在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蔓延，在伊拉克、利比亚、埃及等国家的抗议活动，以及叙利亚内战这样久拖不决的社会动荡，也给这些地区带来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亚洲国家之间因领土争端以及伊朗、朝核问题，也不时出现紧张局势。而在这些社会动荡中，以西方国家为主要力量的外部势力的插手更加剧了局势的复杂化。同时，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合作、竞争、博弈的背后围绕能源、粮食、金融、互联网乃至领土、海域等各方面的较量也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局面。总体看，世界仍处于动荡之中。

二 欧美资本主义陷入体制困境，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出现新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从金融、经济领域蔓延到社会、政治领域，导致欧美国家陷入多重困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低迷，复苏艰难，因摆脱危机措施乏力导致一些国家政权出现信任危机，民心焦虑，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切表现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资产阶级价值观、西方传统体制在当今时代出现了“机能故障”和“功能失调”，整体暴露了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经济低迷，政治失灵，信任危机，社会动荡成为欧美资本主义陷于体制困境的主要表现。过去那个自信和向世界开放的欧洲，今天却显得狭隘，包容和开放的价值观受到怀疑并逐渐被放弃，社会心态呈现出少有的焦虑、封闭和保守态势。以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为特征的极右思潮上升，对外来移民、外来文化的宽容度明显下降。欧美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困境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三 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有学者总结，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国家间的外交出现新的趋势，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外交决策过程由单纯的国家和政府间的接触，向更加广泛和普遍参与的“大外交”转变；外交较量过程由主权国家间的单向度的实力政治博弈，转向综合实力的较量和多层面宽领域的沟通；以协商与协调为主导的外交民主化新趋向与多数国家内部的民主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形成全方位、多形式、立体交叉的多边外交新格局，反映出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不错，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关系发生深刻转变，国际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主要包括国际关系的制度化日益加强，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并存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日益政治化，国际政治关系日益经济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相关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外交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展，外交的民主化趋向日益加强，世界格局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与转变。

国际关系理论有了一些新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国际力量平衡、国际关系格局均出现新的变化。在探究如何认识这种新变化的努力中，西方左翼学者对西方舆论界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全球治理论”和“权力转移论”三大国际关系思潮进行了深入反思。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用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以新兴大国的崛起等事实，有力地批判了“文明冲突论”所鼓吹的“西方文明优势论”。对于不同文明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与战争的观点也提出了质疑。相反，他们认为，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冲突的根源，而只会使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对话、交流以及相互尊重和借鉴。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最早提出全球治理概念。其主要观点是“国家无能论”，即民族主权国家对那些跨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失去了解决能力，必须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性组织来加以协调处理。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这种论调又演变为“市场万能”的神话。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与机制的弱点与弊病暴露无遗。西方许多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机制乃至西方主流的全球治理理论的不信任增强了。他们认为，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不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危机等全球性议题带来的各种新挑战，正面临困境。2008年的危机并非仅仅是一场深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也是世界管理体系的危机、全球发展基础理论的危机、国际体制的危机。在他们看来，要摆脱这场体制性危机，需要展开新一轮的改革，建立新的国际体制，打造新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体系，形成新的世界发展哲学。“权力转移论”认为，国际体系等级并非静态，而是随国家权力与增长率的此消彼长而发生变化。该理论认为，均势、超越和不满的共同作用往往导致战争。一旦发生权力转移所需具备的人口因素以及经济与政治条件充足，外部行为者很难对权力转移进程有重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力量平衡发生显著变化的事实，使“权力转移论”在西方主流舆论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很快又流行起来。有法国学者指出，随着“作为今日一股势力和未来世界其余部分的模式”的西方势力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加速下滑，世界开启了“从单极世界转向多极世界……历史的火炬似乎正在从西方传给东方”的进程。“最确定无疑的，就是金融和经济危机加速了权力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进程。”布热津斯基在其新著《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中也提出了全球权力转移的问题，并对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提出建议。这些理论的提出与发展，证实了当今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与新形势、新问题的不可忽略性。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崛起，既给旧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挑战，又极大地丰富了当今的国际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