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的语料

我们知道，从事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只能以古代文献所记录的书面语言作为研究材料。书面语本是口语的进一步加工，两者使用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但从历时的角度看，书面语相对于口语而言具有较强的保守性，某些词汇和语法中的创新成分在书面语中的运用总是比同时期的口语略显滞后。从我国古代文献所记录的汉语书面语来看，事实上自东汉以后就开始形成两种不同风格的书面语言，一种是崇尚仿古，模拟先秦汉语并与同时期口语相脱离的书面语言，一般称之为“文言”，以这种书面语言记录的古代文献包括历代史籍、政府文告、帝王敕令、臣子奏章及后来文人模仿先秦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另一种是以同时期的口语为基础，并随时代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书面语言，一般称之为“古白话”，这个书面语系统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来源，它主要运用于不同时代的俗文学作品中，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轶事小说、唐代小说、唐五代变文、宋元话本以及元杂剧、明清小说等。此外，中古时期的汉译佛经及唐宋时期的禅宗语录，汉以后的农学医学等科技著作也基本上是用古白话记录的。就研究语言演变的价值而言，古白话文献自然要高于文言文献。但是，历代文献的书面语是很复杂的，往往是文言成分和古白话成分交织在一起，只存在量上的程度差别，并不可能是绝对的文言作品或古白话作品。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来说，这种文言和古白话交织的特点尤为鲜明。因为此时期刚刚产生这种“言文分离”的现象，即使是崇尚使用口语进行创作的作者，也不可能走得很远，他们的作品中必然有一定的文言成分。因此，我们在选择语料时，将坚持如下原则：以学界普遍认可的体现较多口语成分的古白话文献为主，同时也不完全排斥此时期以文言为主的文献。坚持这样的原则也是与我们的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我们知道，连词是语言中比较纯粹的语法功能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词类，在较长的时期内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不可能像语言中的实词那样迅速变化。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口语中使用的连词也会影响到书面语言，我们看到中古时期产生的史书使用了一些不同于上古汉语的新连词就可证明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是连词的使用与文体有一定的相关性，口语性强的作品连词使用得往往较少，而比较正式的书面语文体连词使用得则较多。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在选择语料时，既要选择口语性较强的古白话文献，并以之为主体，同时也不能对此时期口语成分较少、文言色彩较浓的文献完全置之不理。在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的研究中，我们拟作为重点考察的语料来源文献包括：

（1）史书。考虑到选择的语料要反映这一时期的语言面貌，我们选取史书作者和所记史实都是此时期的正史作为语料来源之一。符合这些条件的史书有《三国志》《宋书》《魏书》和《南齐书》。而《后汉书》和《汉书》作为记录东汉时期史实的语料，也可作为研究此时期连词的参考语料，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东汉时期实际上是中古汉语的早期阶段，一些新生的语法现象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产生。

（2）志怪轶事小说。这一类作品的口语性很强，一些新生连词往往出自其中。但也由于口语性强，因而运用的连词数量并不是很多，凭借这些作品尚不足以反映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的全貌，我们只能将其当成重点考察的语料来源之一。这些作品包括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以及鲁迅辑录的魏晋南北朝小说《古小说钩沉》等。

（3）散文体著作及科技杂著。这些作品的口语性也较强，但程度不一。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及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文言和白话成分夹杂的作品，相对于正史而言，白话成分要多一些，但和志怪小说相比，文言色彩又要浓厚一些。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由于作者著述此书重在实用，所以口语性很强。但是此书引用古文献较多，因此在研究时要把作者引用的不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材料排除在外。另外，据汪维辉（2007）研究，此书还有一些后人掺入的文字，如卷前“杂说”和卷二“青稞麦”条等，卷前“杂说”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唐代汉语的特点，据此大致可以推测“杂说”的写作不会早于唐。因此，在使用其作语料时，我们也应将这部分予以剔除。

（4）汉译佛经。此时期的汉译佛经比起东汉时期更为成熟，口语性极强，可以作为反映此时期语言面貌的重点语料来使用。但由于此时期汉译佛经语言多用四字格，有程式化特点，有的双音节词只是译经者为了凑足四字格而在单音节词上加同义语素组成的，这样的语言成分就并不一定是当时口语的反映了，这是我们要仔细辨别的。我们将选取此时期那些故事性强的本缘部译经作为重点考察的语料，如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南朝齐求那毗地译《百喻经》等。

（5）道教文献。此时期包含一定口语成分的道教文献主要是晋葛洪著的《抱朴子》。

除了上述重点考察的文献外，我们还将旁及此时期文人创作的诗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