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一
一份战略性文件，通常都以对形势的精当判断为其开始。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以下称《建议》）开篇中，我们果然就读到一段对“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的表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入理解这一判断，是全面领会、认真落实“建议”的基础和出发点。
“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作为着眼于历史大进程的判断，最早见诸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我看来，所谓“战略机遇期”，主要指的是，存在三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得以在较长时期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其一，在国内，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施，使我国经历了长达32年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出口、高储备积累、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存且基本自洽的千载难逢的黄金发展期。如今，支撑这种增长格局延续的基本因素依然存在。其二，在国际上，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至少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中，还看不到会发生针对我国或者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动荡。因此，我们可以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其三，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30余年前确定的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早已明确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社会的基本方向；加入WTO以后，中国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之中。虽然此轮全球化依然由发达经济体发动并由其主导，中国仍从中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并逐步提高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如今，这种有利态势依然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
二
2007年3月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其严重程度堪与20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相比。因此，我们的判断是，当今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延续5～10年。
形成这一判断的基本根据是：此次全球经济危机，集中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财政结构等各个层面存在严重扭曲。因此，危机的恢复需以这些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前提。但是，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十分困难，而且短期内难以奏效，其过程亦十分痛苦。此外，近5年来，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有阻止危机在短期内急剧下泻的作用，但亦有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副作用。如今，这些负面影响已开始显露。这无疑使艰难的恢复过程雪上加霜。
危机的根源，深植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方式之中。在那里，消费拉动是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的和持续的动力。但是，消费超出收入水平，便为过度消费。过度消费意味着低储蓄并导致过度借贷。过度借贷持续恶化，形成债务危机。私人债务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并发，便形成全面债务危机。
在美国，次贷危机首先是私债危机。私债危机发生后，为了救助，美联储和财政部先后深度介入，致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数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均创历史新高。于是，私债危机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在欧洲，危机发生的路径有所不同。那里径直发生的是主权债务危机。这集中体现了很多欧洲国家多年来财政赤字高悬并依赖它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扭曲发展方式。由于私人部门借债生产和消费的现象在欧洲也十分普遍，加之政府的主权债务多被私人机构购买并持有，致使主权债务危机迅速向私人部门蔓延，私债危机接踵而来。于是，那里也是主权债务危机和私债危机并发。
债务危机作为普遍的瘟疫，在发达经济体的实体经济领域、金融领域和财政领域中都有表现。
债务危机表现在实体经济领域，便是长期过低的国民储蓄率。因此，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发达经济体必须提高其储蓄率。然而，一方面，在长期崇尚并依赖消费的经济环境中，提高储蓄率绝非一蹴而就；另一方面，提高储蓄率本身，恰正是一个经济紧缩的过程，这会大大延缓经济恢复的步伐。
债务危机表现在金融领域，便是过高的杠杆化。病因在此，发达经济体的全面恢复，显然就以金融部门全面“去杠杆化”为必要条件。但是，“去杠杆化”也是非常痛苦的长期过程。一方面，国民经济作为总体“去杠杆化”，所需的资本只能得自实体经济的储蓄，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去杠杆化”的本质是修复资产负债表，而这个过程将大大降低金融部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能力。例如在今天的美国，虽然美联储和财政部联手投放美元并已达到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的程度，但其国内信贷市场依然不振，流动性依然奇缺。加之，诸如《巴塞尔Ⅲ》之类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的实施，客观上也会对金融部门的放贷能力施以极强的约束。
债务危机表现在政府部门，便是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率和相应的高债务率。因此，平衡预算，构成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的最重要环节。但是，实现这一目标更是困难重重。平衡预算，必须减少支出，增加税收。这意味着要裁减公职人员，减少福利支出，缩减政府投资；同时，需要增加税收，从而增加居民与企业的负担。这一战略举措的宏观效果就是削减需求，增加失业。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恢复，进一步，还会带来无尽的社会动荡，抗议、罢工和社会对抗接踵而来。毋庸置疑，在社会动荡的环境下，经济势难较快恢复，更难稳定发展。
总之，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它们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而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其经济恢复的进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
三
此次危机不仅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严重冲击，而且意味着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化旧格局已渐入迟暮——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广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可望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20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产生了一波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导致全球分工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生产链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重组。形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核心”，发达经济体主要集中于发展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同时致力于“制造”并向其他国家输出各类“规则”、“标准”和“秩序”；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外围”，广大新兴经济体则主要依赖低廉的劳动成本，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从事传统的制造业，并被动地接受各种冠以“国际惯例”、“最佳实践”等基于发达经济体之实践和价值标准之上的规则、标准和秩序。
但是，这种交换在量上是不平衡的。其具体表现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核心国家贸易逆差日益扩大并导致其对外负债愈演愈烈，最终形成难以持续的全球经济失衡。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基于全球经济旧格局之上的全球失衡，在规模上不甚显著，而且保持在稳定且可调整的范围之内。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以中国为首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以及东欧国家普遍抛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国际收支差额日趋扩大，失衡呈恶化之势。为平衡缺口，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日益依赖各种金融服务乃至径直用国际储备货币来与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体的“外围国家”的实体产品相交换。这进一步形成了发达经济体成为债务人、广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成为债权人的畸形格局。
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早已彰显，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它得以持续并有所发展。这主要归因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制度。依托这一秩序和制度，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负担得以向广大新兴经济体转移。这种趋势的恶化，进一步造成了巨额资本跨境流动和汇率的波动不居。在由此造成的国际争端中，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处于被质疑、被教训和被要求调整改革的地位上。更有甚者，高顺差和储备资产快速积累，在新兴市场国家内还引致国内货币供应持续扩张并形成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如今全球经济呈现出发达经济体普遍通货紧缩而新兴市场国家则普遍通货膨胀的不对称恢复格局，正是上述旧的世界经济格局合乎逻辑的恶果。
如今，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的增量贡献继续超过发达经济体，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发展模式已趋式微。
因此，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很可能会成为走向世界经济新格局的一个转折点。如下两个层面的观察支撑了我们的观点：
其一，就实体经济发展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产出的增量贡献中，就一直超过发达经济体。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的长期低迷和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更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在这个此盈彼缩的历史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将逐渐发挥引领全球发展的作用，并持续冲击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全球化模式。
其二，就全球金融结构而论，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式的全球经济危机总有金融危机相伴随，而历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大都少不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危机。因此，危机的恢复便意味着全球性债务重组，而每一次重组，均使得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此次危机完全不同了。如今深陷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着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发达经济体。它们被自己呼唤出的恶魔缠身，非有新兴经济体的援手不能解脱，于是就有了G20之类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的产生。我们认为，此次危机的恢复进程也一定需要进行债务重组，而重组的对象是发达经济体。这样一种重组，其结果无疑有利于广大新兴市场国家。
结论很显然，危机的恢复将全面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使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向着多元化方向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将进一步获得有利的发展地位。这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意味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四
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虽然中国总体上面临着有利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与中国在当前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地位有关。在当今的国际经济事务中，中国的角色特殊且多重。一方面，中国是现行国际经济格局和秩序的受益者，例如，现行的国际分工格局、自由贸易、资本管制的放松、美元地位的稳定等，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这意味着，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事实上正是在对上述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世界经济格局高度依赖的条件下实现的。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诉求在不断增加，我们又是最迫切希望对现行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进行改革的国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克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性，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
由于经济是全球化的，发达经济体的恢复调整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恢复调整，必然密切关联。因此，为了恢复全球经济，世界各国必须密切合作。发达经济体为了恢复经济增长，必须对其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财政状况进行深刻而痛苦的调整；广大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持增长的势头，也须在上述方面进行对应调整。
这样看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还需很长时间，那么，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同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五
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界有很多探讨。这些都十分重要。在笔者看来，如果从危机中吸取教训，着眼于全球发展，立足于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则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发展服务业，实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并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等四个方面最为重要。
其一，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更基础的意义上，任何一次全球性大危机都与科技发展的周期有关。此次危机亦不例外。因此，新一轮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总是由新的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市场化发动的。这样看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应当把抓住发展机遇和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有机结合起来；应当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把发展创新型国家作为经济转型的第一要务。为此，应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应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应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应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优化进出口结构；应提高利用外资水平，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领域。
其二，大力发展服务业。我国经济结构相对落后，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服务业发展滞后。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国内经济中，更体现在国际贸易上。我国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总体上是顺差，但是，从结构上看，我国在产品与货物贸易上存在大规模顺差，但服务贸易则长期处于逆差。这是旧的世界经济格局的结果。正因如此，发达经济体方能居于全球生产链的高端，并依以对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进行不平等贸易，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才得以产生和延续。因此，加快发展服务业，构成我国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又一重要内容。
关于发展服务业，我觉得有三个要点必须强调。一是循序渐进，不能拔苗助长；二是把重点放在金融保险、现代物流、工程咨询、信息增值、会计律师、教育培训等现代服务业上；三是切实改革现行的准入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等，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现代社会中，金融业是服务业的“皇冠上的明珠”，因此，以改革的精神来推动金融业发展，是提升我国服务业水平的关键环节。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金融业发展，有一个重要领域应当强调，这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纳入总体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中并给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只有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才能最终打破世界经济的旧格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真正获得稳定的国际环境。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推行人民币跨境结算、海外发行人民币定值债券、QFII投资安排、与若干国家的双边本币互换、跨境双边货币互换、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于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与贸易对手国进行本币双边贸易结算、用人民币购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以及使用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国债等。下一步，我们应当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市场中的活跃程度，设法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支持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媒介发挥作用，增加人民币定值的国际债券发行，在国际援助中更多使用人民币，创造条件，提高人民币在管理外汇风险中发挥更大作用等。
应当特别指出，人民币国际化虽然直接涉及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货币金融关系，但其深厚的基础则存在于国内。也就是说，人民币能否国际化，在多大程度上国际化，事实上取决于国内金融改革的力度和国内金融发展的水平。在这方面，大力推行利率的市场化，发展有深度、有弹性的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国内债券市场，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以及汇率制度的弹性化和人民币可兑换等等，都是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其三，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并举”。工业化和城镇化历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在继续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应把更多的精力置于农业的现代化上。换言之，作为一种战略安排，我们应推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并举”。应当看到，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我国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城镇化可能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并进一步恶化我国的基尼系数；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三化并举”的关键，在于真正做到全面、深入地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要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应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一体化；应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等。
其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作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日益重要的一员，中国显然要在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关乎中国的发展，而且关乎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关乎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改革。在这方面，我们应做的事情堪称千头万绪。我们认为，支持和推行G20机制化，加强G20与现有国际组织的协调，使之成为我国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平台；以积极参与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积极参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和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为重点，更深入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深入介入诸如《巴塞尔Ⅲ》等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及监管合作进程；积极谨慎地处理约束各国贸易差额与GDP关系的“参考性指南”等，构成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过程的重点。
（本文发表于陈佳贵、李扬主编《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11年春季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