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风险的社会建构:21世纪以来公众对核电事务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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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风险及现代性的议题

缘起:来自《风险社会》的冲击

2004年9月我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毕业前往英国约克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我选择的专业方向是当代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作为一个经管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社会学对我来说既陌生又神秘。在大四的时候我读了吉登斯的《社会学》,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接触过马克思的理论。这些是当时仅有的关于社会学学科的知识储备。

贝克写的《风险社会》是我在硕士学习期间接触的第一本专业著作。我原来以为当代社会研究的课程会是一些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管理与社会福利相关的内容,以上内容至少与我的经济学背景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约克大学的社会学系以后现代理论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为专长。当时的系主任耶利(Yearley)教授(也是我日后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是环境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方面全英闻名的专家,他为我们讲授当代社会研究中有关风险与环境的主题。《风险社会》是当时他为我们指定的十余本读物中的一本。当时耶利教授这样对我说:“贝克的这本书非常难读,一方面因为他是德国人,这本书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另一方面是他的思想很深,逻辑性太强,你可能会觉得很难理解。如果你实在读不下去的话,可以先看第1~25页的内容。”我在圣诞节的假期里把这1~25页来回读了十几次。书中的一些话引发了我的强烈思考:


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Beck, 1992;贝克,2004)。

在西方高度发达的、富裕的福利国家,正在发生一种双重的过程。一方面,为了“每天的面包”的斗争,与在20世纪前半叶以及被饥饿折磨的第三世界人们相比,已经失去了它作为一个超越于其他问题之上的首要问题的紧迫性。对很多人来说,“超重”的问题代替了饥饿的问题。虽然这种发展状况削弱了现代化进程的合法基础——对明确的物质短缺的斗争——但我们还要准备接受它的一些(不再是完全)看不见的副作用(Beck, 1992;贝克,2004)。


《风险社会》一书中强调了“风险”分配在发达国家将产生的影响。这样的论点挑战了我在经济学中学到的理论假设。经济学认为“稀缺”是一切社会分配和问题冲突的起点。正是因为不足,才需要研究社会的不同分配方式及经济行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在我面前展开。现代社会的发展充满风险与未知。站在现代社会的门槛上,人类将面临着怎样的未来?科技的发展、环境的恶化……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的途中制造的各种问题不断涌现。风险越来越成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广受关注的议题。我们是否真的会如贝克所预言的那样开始进入后现代,然后进入风险社会?在人类不断求发展、求创新,努力征服自然,进入现代化生活的今天,我们是否真的要面临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人类社会从制造好的产品转为制造麻烦和风险?

但是,经济学的学科背景以及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大潮中的生活背景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方式。在硕士学习的前半段时间里,我始终无法找到对风险及现代性进行研究的突破口。在我当时的认知中,发展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阻止现代化的进程,也不可能阻止现代化的进程。而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也并没有使现代社会变得比以往的社会更危险。核能、化学产品和生物技术确实存在一定的环境生态风险,但是与地震、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相比对人类的生命财产造成的影响反而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