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国外科技园区的发展经验

科技园区诞生在美国，其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效仿，前苏联、日本、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先后创建了科技园区。到20世纪80年代，一些新兴经济体和第三世界国家也开始大力推进科技园区建设，迎来了科技园区发展的热潮。经过60多年的发展，科技园区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数量不断增加，不少科技园区发展速度快、规模大、有特色，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其中，美国“128公路”高技术区、日本筑波科学城、英国剑桥科学园、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印度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就是当今颇具代表性的知名科技园区，其发展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

2.1.1 美国“128公路”高技术区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郊外“128公路”的两侧地带，林立着数千家大大小小的科技密集型企业，是美国最早、最重要的高技术产业集聚区之一，其地位和影响力仅次于如日中天的“硅谷”。波士顿地区是美国最古老的工业中心，经济实力雄厚，文化科技教育事业发达，创新创业氛围浓郁，毗邻金融和商业中心纽约，这些都为“128公路”高技术区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和无可比拟的优势。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地区已经成为美国电子工业的中心，一些生产电子元器件的企业和由大学实验室孵化出来的新技术公司在此落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及军备竞赛为“128公路”高技术区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一大批高技术公司涌现并成长起来，在晶体管、半导体芯片、固态器件、电子计算机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缔造了“马萨诸塞奇迹”，成为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核心区域。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军方订单的锐减，“128公路”高技术区的发展速度减缓，并一度陷入衰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明确发展定位，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产业重组，优化创业环境，“128公路”高技术区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转型升级成为一个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设备和金融服务等为主导产业的高科技园区，全球知名的高技术公司纷纷将总部迁址于此，或在这里设立分部、研发中心或销售基地。透视“128公路”高技术区快速成长、由盛转衰和再度崛起的发展历程，以下几点发展经验尤其值得学习和借鉴。

1．聚焦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

以美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为导向是“128公路”高技术区的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28公路”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军品研制和军事订货需求的不断增长，带动了“128公路”地区科技产业的较大发展。二战后，来自政府长期、庞大、强劲的军事需求直接造就了“128公路”高技术区的形成和繁荣。正如美国学者萨克森宁所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重绘了美国经济的蓝图。联邦政府通过引导资源流向大学实验室，发展军工技术来刺激新的行业和地区发展。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科研人员，作为国防和航天合同的主要受益人，成为马萨诸塞州东部和加利福尼亚北部经济转型的先锋。他们在雷达、固态电子学和计算机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促使技术和供货在当地集中，这吸引了一些成熟公司，并促进了新企业的形成。”从1950年到1960年间，“128公路”地区仅从美国国防部就得到了60亿美元的订货合同。20世纪60年代，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资助和军品订单持续增长，“128公路”地区的创新活动异常活跃，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新公司不断涌现。到1970年，“128公路”地区就聚集了1200多家科技企业，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创新中心。但是，随着越战的结束和军备竞赛的趋缓，联邦政府资助和国防订单大幅下降，“128公路”高技术区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后来凭借微型计算机工业的迅猛发展一度于20世纪80年代东山再起。对国防需求的过度依赖导致“128公路”高技术区的企业发展单一而脆弱，大企业居多的特点也导致产业转型迟缓。20世纪90年代以来，“128公路”高技术区不断调整产业方向，充分发掘科技资源优势，在巩固传统军工产业的同时，积极响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支持中小企业成长，拓展民用市场，逐渐走出低谷。特别是在生物技术领域，“128公路”高技术区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产业发展，都居于全美领先地位，成为业界公认的“基因城”（Genetown）和“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组织上最多样化的区域集群”。以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为中心，以人才为支撑，以创新为驱动，“128公路”高技术区发展的优势突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2．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波士顿地区是美国的高等教育重镇，有60多所高等院校，仅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就有8所，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学院、波士顿大学、塔夫茨大学和东北大学等。这些大学不仅为“128公路”高技术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人才队伍，而且直接孵化了众多的科技企业，其中麻省理工学院居功至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麻省理工学院倡导的产学研高度融合理念和创业文化成就了“128公路”高技术区的发展与繁荣。麻省理工学院以“既学会动脑，也学会动手”为校训，强调以科学技术服务于地方发展。早在20世纪初，麻省理工学院一批教授就参与了企业的研究和咨询工作，并首创了“五分之一原则”，即教授一周内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校外咨询，建立了合同办公室，推动与企业的深入合作。二战期间及战后，麻省理工学院承担了大量的研究项目，建立了众多实验室，大批新技术成果涌现出来，并以此为基础分化为若干小公司，将最新技术转化为产品。其中，仅著名的林肯实验室就分化发展出了50多家科技企业。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带动下，波士顿地区其他大学也竞相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与企业、研究机构等开展合作研究和技术开发。据统计，波士顿地区的科技发明，2/3是由各大学完成的。大学教授、研究人员，乃至在校学生纷纷走出校园，创办高科技企业，技术入股、公司兼职蔚然成风，为“128号公路”高技术区提供了源头活水和不竭动力。“大学对128号公路地区发展的贡献，除了技术投入和技术支持外，许多企业的内部管理、市场营销、发展战略等，也都得益于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的参谋作用，以及优秀毕业生的加盟。”波士顿地区的大学也从与企业的合作研究中获益丰厚，大学与企业、区域发展已经建立了良性互动、和谐共生的关系。

3．培育风险资本市场

资金是高科技园区发展的血液，也是高技术企业创建和发展面临的瓶颈，“128公路”高技术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风险资本市场提供的资金支持。早在1946年，麻省理工学院时任校长卡尔·康普顿就联合哈佛商学院和波士顿地区的商人创立了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为新办的高技术企业提供风险资金，这被认为是世界第一家真正意义的风险投资公司。在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的资助下，一批高技术企业快速成长起来，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高压电工程公司和数字设备公司等。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的成功带动了风险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形成，波士顿地区逐渐聚集了数十家风险投资公司，为高科技企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有力地推动了“128公路”高技术区的发展。金融服务业已经成为波士顿地区的重点产业，占全美金融服务业的27%，其中Fidelity Investment是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公司。依托毗邻世界金融中心纽约的优势，波士顿地区的风险投资资金充足，市场发育完备，运作规范，风险资本投资总额居全美第二位，并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幻灭，风险投资公司越来越青睐那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兴高技术实体企业，不少风险投资公司开始将注意力从美国西海岸转移到“128公路”地区，这对“128公路”高技术区的崛起是一个福音。

4．优化公共服务体系

在“128公路”高技术区的形成和发展中，市场无疑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政府并非碌碌无为，而是以其“有形之手”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和经费支持、引导和服务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8公路”原来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乡间小路，马萨诸塞州政府于1951年对“128公路”进行了扩建，将波士顿地区的知名大学和20多个城镇连成一线，形成了环绕波士顿的“金色的半圆形”，为方兴未艾的研究和工业活动以及高技术的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随后，“128公路”又经过多次改造和扩建，以满足高技术区不断发展的需要。近年来，马萨诸塞州政府加大了”128公路”及其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完善了当地的公路网，新建扩建了机场，加强了环境保护，投资和居住环境得到了进一步优化。马萨诸塞州政府积极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经济发展厅设立“商务发展办公室”，配备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重点为128号公路地区企业提供各种无偿信息服务。波士顿市政当局，每季度组织一次鸡尾酒会，请州长、市长、各政府部门、社会各方面、企业负责人与会，建立常态化的交流经验、促进合作与共谋发展机制。州政府还为科研人员、企业提供研究资助，并协调金融机构建立风险基金，重点支持中小科技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州政府对认定的科技企业，还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交通便捷、环境优美、教育发达、服务完善，“128公路”高技术区如一块磁石吸引了大批企业入驻和大量科技人员创业就业。

2.1.2 日本筑波科学城

为了适应“技术立国”的需要，打造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中心，日本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距离东京50公里的茨城县筑波山西南麓建设集产、学、研、住于一体的筑波科学城。经过4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筑波科学城已经成为世界闻名遐迩、日本首屈一指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基地，在28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及其周边地区聚集了46家国家研究机构（占日本国家研究机构的27%、40%的研究人员和40%的国家研究预算）和250多个民间或企业研究机构，拥有完备的研究设施和科研设备，各类研究人员总数达2万多名，有筑波大学、图书馆情报大学、短期技术大学等3所高校，研究领域涵盖多数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及工程技术门类，在新材料、信息工学、宇宙开发、环境科学、资源能源、地球科学、土木建筑和农业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代表了日本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筑波科技城的发展有如下几点经验可资借鉴：

1．政府主导建设进程

筑波科学城是日本政府尝试建立的第一个科学城，其规划、建设、迁移、管理等完全由政府主导。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有人倡议在东京周边建设一个卫星城，将位于东京的部分国立教育和科研机构迁移、集中在一起，打造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中心和知识新城。这一倡议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1961年9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关于官厅的迁移》的决定，正式将这种倡议付诸实施。1962年，日本科学技术委员会提交了关于集中迁移国家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必要性的论证报告，得到了政府的认可。1963年，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政府机构集中迁移的问题，并于当年9月确定了选址筑波、建设科学城的计划。1964年，日本政府在首相办公室设立了“新学园都市促进建设本部”，正式启动了筑波科学城的筹建计划。1968年，筑波科学城正式动工兴建，一直到1980年主体建设工程完工，迁入筑波科学城的国立研究机构全面开始运转。随后，日本政府又制定了周边开发计划，以优惠的土地价格、完备的市政设施和优良的环境吸引了一大批民间研究机构和企业进驻。由此可见，筑波科技城是政府决策推动的产物，无论是科学城的选址、迁移机构及人员的确定，还是建设计划的落实、发展规划，都是由政府直接包办。筑波科学城的建设经费及迁移机构的运行经费也主要由政府承担。到1993年，政府在筑波科学城花费的预算经费已超过2万亿日元，到1998年累计财政预算经费达到2.3868万亿日元。筑波科学城沿用政府管理体制，由首相办公室下设的“科学城建设促进本部”协同有关政府部门管理。科学城建设促进本部由国土部负责人担任首脑，成员包括科技、环境、厚生省、文部省、农林水产部以及邮电、劳工、通产、建设等相关部门的副职组成。此外，还设置了筑波研究机构联络会议，下设5个专业委员会负责管理研究业务。筑波科学城的政府主导模式为科学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保证了科学城的高起点和高标准，各项建设一步到位，使筑波科学城短时间内成为环境优美、设施先进、实力雄厚、宜居宜业的智慧之城，并跻身世界五大科技园区行列。

2．强调统一规划

建设科技园区，建设和发展规划至关重要，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和发展遵循的是理念先行、统一规划。从科学城建设的设想到付诸实施，历时5年，日本政府、相关部门和学界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充分讨论，在发展理念、发展定位和发展目标日益清晰、达成共识后才纳入审慎的行政决策。科学城选址确定后，立即着手制订建设规划。到1965年，筑波科学城第一设计方案总规划完成。此后规划的细节内容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四易其稿，到1969年筑波科学城第四设计方案总体规划获得通过，并以此为蓝本启动了科学城的大规模建设，奠定了筑波科学城的主体框架。以当前的眼光来审视，筑波科学城的建设规划都具有国际水准，区域规划布局合理，功能分区科学，基础设施先进，建筑和谐地融入自然环境之中，具有国际范儿和知性美。筑波科学城分为两部分：一是研究学园区，位于筑波市中心，属于核心区，面积28平方公里；二是核心区外围的周边开发区，面积达257多平方公里，主要是民间和企业研究机构在此落户。研究学园区包括国家研究和教育机构区、都市商务区、住宅区、公园等功能区。根据研究性质的不同，国家研究和教育机构区进一步分为生物研究实验区、土木建筑研究区、文教研究区、理工科研究区等。筑波科学城原规划的人口为22万人，1998年颁布的《新筑波计划》将其调整为2030年达到35万人，其中研究学园区10万人，周边开发区25万人，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三大目标：“一是建立科技中枢据点城市，开发出具有创造性尖端性的研究成果，并使之成为利用科技聚集效应开创新产业的据点、适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城市；二是建立广域自立城市圈核心城市，完善和增强市中心职能，实现高级城市功能的聚集和市内的超级便利性；三是建立生态·生活·示范城市，实现自然、田园与城市的和谐，以及丰富的文化与多样性的居民交流等。”

3．重视立法保障

日本政坛不稳，政府领导人更迭频繁，为了保证筑波科学城建设和发展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日本政府将筑波科学城建设和发展纳入法制轨道，用立法的形式来保障和推进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和发展。为一个科技园区专门立法，所涉法律形式和体系之完备，这在世界科技园区建设和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筑波科学城建设发展的一条鲜明而独到的经验。立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专门针对筑波科学城的法律法规；二是相关的国家科技、经济乃至社会方面的法律法规，其中有筑波科技城的专门条款，或在其保障范围之内。在筑波科技城筹建前期，日本政府常常是以行政决议的形式来保障和促进科技城的建设。在1966年，《国家首都地区发展法》就明确将茨城县筑波地区的6个村镇确定为都市发展区，使科学城选址具备了法律效力。仅1970年以来，日本制订的与筑波科学城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就包括《筑波科学城建设法》（1970年）、《筑波科学城建设法实施令》（1970年）、《筑波科学城规划基本条例》（1971年）、《筑波科学城公共设施建设计划纲要》（1971年）、《高技术工业聚集地区开发促进法》（1983年）、《研究交流促进法》（1986年）、《科学技术基本法》（1995年）、《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1998年）、《产业技术力强化法》（2000年）等。这此法律法规将筑波科学城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以法条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还规定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科研人员在高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从而为筑波科技城的建设与发展构筑了完善的法律法规保护体系。

4．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

打造世界一流科学研究中心，必须追踪学术前沿，加强与国外的合作与交流，善于借用“外脑”和“外智”。筑波科学城从建成起就把国际化作为重要的发展策略，大量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与国际国内学术界保持着日益密切的联系，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早在1985年，筑波科学城就承办了科学技术世界博览会，向来此参展的46个国家和37个国际组织展示了筑波科学城的建设成就和科技成果，推动了筑波科学城的国际化，大大提高了筑波科学城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一举奠定了其作为国际科学交流中心的地位。如今，筑波科技城的国际化色彩更加浓厚，每年在此举办的国际会议逐年增多，以“筑波研究支援中心”、“茨城沙龙”、“筑波大学尖端跨学科领域研究中心”和国家研究机构等为载体，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来筑波科学城学习、研究和工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一项调查表明，2001年在筑波市各科研机构停留2周以上的外国人研究者为3352人，他们来自世界138个国家，其中以来自中国的研究者人数最多，为943人，占总数28.1 %；其次是韩国人为489人，占14.6%；第三位是美国人为150人，占4.5%。2013年，仅在筑波大学就读的外国留学生有2500多名，超过筑波大学学生总数的10%，筑波科技城的国际化程度可见一斑。

2.1.3 英国剑桥科学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剑桥大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分化发展出了10多家科技企业，在大学周边地区聚集。1969年，为了响应英国政府关于促进大学与工业界联合、提升大学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的号召，剑桥大学成立了以莫特教授为首的委员会，发布了《大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关系》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在剑桥地区设立科学园的建议。1970年，在剑桥大学理事会的推动下，三一学院建立了剑桥科学园，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持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发展。在剑桥科学园的孵化和带动下，剑桥地区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创业高潮，一大批高技术企业在剑桥科学园及其周边地区聚集、发展壮大。经过40多年的发展，剑桥科学园及其周边地区有约1600家高技术公司，雇员达4.5万人，其中研究人员就达到3.5万人，年产值达40亿英镑，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全国的2倍以上，缔造了令人瞩目的“剑桥现象”，成为欧洲当之无愧的高科技中心和高技术企业密集带，被人称为英国“硅沼”，其发展经验也有独到之处。

1．以剑桥大学为坚强后盾

剑桥大学是剑桥科学园发展的力量之源和坚实保障，为剑桥科学园的兴起和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人力、咨询及相关服务和政策支持。剑桥大学是世界名校，历史悠久，声誉卓越，拥有世界一流的师资、研究机构和尖端设备，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占领了学术制高点，获得诺贝尔奖的总人数达到89人，位居世界第一。剑桥大学与剑桥科学园的建立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首先，剑桥科学园就是由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创办并分阶段兴建的。在1970年，三一学院在其西北角划出了14英亩土地作为首批建设用地，为中小企业提供研究场所。随后经过多次扩建，面积不断扩大，目前已达到130英亩，入驻的企业占剑桥地区高技术企业的10%—15%。其次，剑桥大学与企业保持密切联系，鼓励和支持高技术企业的创办和发展。在剑桥科学园及其周边地区，多数公司的技术就来源于剑桥大学的实验室，许多公司是由剑桥大学的教师和毕业生创办。如激光扫描公司、西普数据公司、分光小系统公司、剑桥作用系统公司等就是从剑桥大学的相关院系和实验室衍生、分化出来的。剑桥大学不断拓展产学研合作范围，与众多企业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如与微软合作建立了“微软英国剑桥研究院”，与日立公司成立了“剑桥日立”联营公司等。第三，剑桥大学是高技术企业的人才生产线，为企业培养和输送大量高质量人才。据统计，剑桥地区高技术公司大学生雇员的70%来自剑桥大学。因此，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剑桥大学对剑桥科学园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2．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剑桥大学非常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制订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并成立了专门机构，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剑桥大学调整了人事政策，方便教师和研究人员与企业建立联系，鼓励创业。剑桥大学为教研人员制定了短期合同工作方式，待合同期满，如不想留在学校可进入企业工作；鼓励教师到企业兼职，为教师积累企业管理经验、了解技术前沿，进而自主创业、开办公司创造条件；保障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让教师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为了推进研究成果的商业化进程，调动院所和教师的积极性，剑桥大学制订了“抓大放小”的商业收入分配办法：1万英镑以下，研究者、院所和学校的分配比例是90%、5%和5%;1—3万英镑，三者的分配比例是70%、15%、5%;3—5万英镑，三者的分配比例是50%、25%、25%；超过5万英镑，三者的分配比例是33.3%、33.3%、33.3%。剑桥大学成立了沃夫森产业联络办公室，专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它就是企业进入大学的入口，所起的作用就是加强大学和企业的联系，帮助研究者找到商业应用研究成果的方法”。剑桥大学还成立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代表剑桥大学同产业界进行商业洽谈和签订协议，以剑桥大学的科技成果为投入取得股份，利用产业公司的金融优势，成立上市公司，发行股票，为成果转化筹集更多资金。大学科研成果的商品化，直接衍生出了许多高技术公司。目前在剑桥科学园及其周边地区的1000多家高技术公司中，多数与剑桥大学在科技成果方面有着不同形式的合作与联系。

3．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

剑桥科学园从建立之日起就确立了扶持中小高技术企业发展的宗旨：（1）将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相结合；（2）同租户公司的研究人员和当地的研究机构磋商确定轻、小、薄的工业产品生产；（3）开展社会活动中心、专利代理人和风险资本家认为适合科学园的一些从属性活动。剑桥科学园的定位是中小高技术企业的研发基地，而非生产制造中心。剑桥科学园对园区房屋租赁和使用范围作了明确限制，只允许从事与工业生产有关的研究、设在剑桥地区企业的研究开发设计人员所从事的有赖于大学及其研究所定期咨询活动的小型工业生产以及适合园区的其他辅助活动，并对入驻的高技术企业、研究机构提供比市场价低得多的房租优惠政策，在园区的所有企业都可以使用剑桥大学的数据库和相关研究成果。科学园还有剑桥企业中心和剑桥网络公司等，开展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创业系列培训，鼓励创意开发和新企业的建立，为当地企业发展提供咨询意见，促进园区内企业协作，营造学习型文化氛围等各项服务，成为中小企业孵化和发展的重要平台。政府和园区管理部门还制订了诸多向中小企业倾斜的政策，为它们提供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府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给予以下四类资助：第一，小型项目资助。对于雇员数少于10人的企业，实施期限在12个月以内的低成本开发项目，最多可给予2万英镑的资助；第二，创新型研究项目资助。对于雇员数少于50人的企业，实施期限在6—18个月的创新型研究项目，最多可给予7.5万英镑的资助；第三，创新型开发项目资助。对于雇员数少于250人的企业，为某一具有创新性的产品或流程进行的开发项目，最多可给予20万英镑的资助；第四，重大科研项目。对于雇员数少于250人的企业，开展对行业有战略意义和广泛经济效益的重大科研项目，最多可给予50万英镑的资助。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也实行减免等优惠政策，英国《企业发展计划》规定：高科技中小企业可减免60%的投资税，新创办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可减免100%的资本税；公司税税率从38%降为30%，印花税从20%降为1%，起征点由2.5万英镑提高到3万英镑；取消了投资收入附加税。剑桥地区建立了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为园区企业提供风险投资、风险保险、风险担保业务，并通过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和金融创新以及高效完善的证券市场，为中小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和充足的资金支持。

4．重点发展优势产业集群

依托剑桥大学的学术与技术优势，剑桥科学园及其周边地区在产业发展上具有明显的集群特征，特别是在生物技术、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等方面聚集了大批高技术企业。在过去的3年中，有536家信息技术公司和202家生物科学公司在此投资了8.29亿英镑的资金。在生物技术领域，剑桥地区拥有除美国之外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群，以及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包括英国医疗研究委员会、巴布拉汉姆研究所、维康基金会、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院等，集中了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大批生物科技、制药和医疗器械公司。在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领域，有大批企业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与生产、尖端科学仪器研制以及通信设备制造，一些电子信息产业跨国公司也纷纷在剑桥科技园设立分支机构或研究中心，如诺基亚、甲骨文、日立、施乐、微软等，剑桥科技园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英国电子信息产业高技术中心，成为推动英国和欧盟电子信息产业成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在新技术领域，如纳米技术、无线技术（如超宽带）、3G移动电话技术也成为科学园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一批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在此安家落户并快速成长起来。

2.1.4 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

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位于法国南部风景迷人的地中海之滨，距离素有“蓝色海岸”之称的尼斯市25公里，是法国最大、欧洲最负盛名的科技园区。早在1960年，法国参议员皮埃尔·拉斐特教授就发表了一篇名为《拉丁地区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的文章，提出了将企业、大学和研究中心集中在一个地方，通过相互交流与合作，激发创造力的构想。1969年，在皮埃尔·拉斐特的推动和主持下，成立了索菲亚—安蒂波利斯协会，开始筹建科学园，并得到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科技人员的响应和支持。1970年，索菲亚—安蒂波利斯协会与地区工商联合会、农业信贷银行地区金库、阿尔卑斯一马里蒂姆工业化办公室以及国家科研成果推广署共同成立了具有法人性质的“经济利益集团”，在距离尼斯市不远的昂蒂伯地区购买了125公顷土地，正式启动了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的建设。经过40多年的发展，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占地面积已经拓展到2300公顷，有1300多家高科技企业、50多个研究机构、5所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聚集这里，有300多家全球著名IT公司在此设立了地区总部，60多个国家在此建立了企业和研发机构，科技人员达4万多人，成为名副其实、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智慧”之城。

1．以多种方式汇聚创新资源

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是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山间林地上发展起来的，创建之初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大学依托，也没有研究机构，完全不具备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即便如此，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还是“无中生有”地产生了，其发展之道在于善于争取政府、银行、社会团体等方面的支持，借助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入园机构和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从而得到汇聚创新资源、打造智慧之城的目的。首先，在法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一些位于巴黎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搬迁到园区或设立分支机构、办事处，例如巴黎矿业学校、电信学校、法国石油研究院、国家科研中心等在建园不久就搬进来了，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陆续有50多个国家研究机构和5所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迁入，使园区很快成为人才和智力密集区；其次，园区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先进的基础设施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向世界各地的大企业展示与众不同的形象和发展理念，以市场的“无形之手”吸引高科技企业入驻，园区刚创建不久，美国德州仪器设备公司（TI）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就在此设立了研发中心和实验室，发挥了重要的示范效应。第三，推进科技创新资源本地化，促进大学和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着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优化创业服务体系，借助大企业的研发平台和管理实战训练，孵化和创立大批立足本地的中小型高技术企业。

2．优化管理与服务体系

为了更好地服务园区企业，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成立了很多机构，从不同层面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1）索菲亚—安蒂波利斯基金会。其宗旨是努力把科技园办成科研、教育、企业三者结合的高科技中心，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尽快出成果，出人才。具体措施有：举办高水平的科技培训班；组织科技和经济预测报告讨论会；促进研究人员、企业人员和地区人员合作采取新行动；发挥国际智密区俱乐部所在地的作用，加强与其它科学园的联系。

（2）索菲亚—安蒂波利斯接待中心。负责接待刚刚进入科技园的科研机构或企业公司的筹建人，为他们提供各种行政、设施、咨询、联络等方面的服务。

（3）新兴企业培植中心。发挥着科技孵化器的作用，主要是为新兴企业提供支持和帮助，协助解决困难，扶植企业发展。具体做法是从技术方面对产品或生产方法进行评价，提供改进意见；从行政、财政和商务方面协助起草企业方案，筹集资金，提供财会、法律顾问等；从不动产方面提供廉价办公用地。

（4）国际智密区俱乐部。该俱乐部是由世界各地科技园区和智力密集区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现有成员30个，总秘书处设在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俱乐部的宗旨是：发展俱乐部成员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向政界和企业界表明科技城和智密区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在国际范围内，为进入科技城和智密区的机构提供方便。

此外，还有技术开发中心、地方记事信息系统等，为研究、教育机构和企业提供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发布、员工招聘等方面的服务。

3．着力培育发展主导产业

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主要有三类产业：一是计算机科学、电信和电子产业为主体的电信产业；二是生命和健康产业；三是地球科学与技术产业。其中，电信产业是主导产业，这类企业占园区企业总数的25%，雇员数量超过园区总量的50%，成为名噪全球的“电信谷”产业集群。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电信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地政府投资在园内修建了先进通信的国际中心智能建筑，大大提高电信基础设施的水平，并很快成为最适合大企业电信技术试验、小企业创业的温床；二借助电信产业布局调整的机遇，推动政府把法国第一大、欧洲第二大的电信运营商“法国电信”迁入园内，并设立相应的电信研发机构和培训部门，直接带动了电信产业相关企业的集聚。在法国电信的示范作用和关联效应的带动下，电信产业链相关环节的国际、国内企业纷至沓来，构成园区的主导力量。园区电信企业还发起成立了“电信谷”协会，加强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和优势互补，共享科技与人力资源，联合制定电信产业标准，从而成为电信技术发展的领跑者。此外，法国电信学校、通信系统工程学校和众多电信研究机构也位于此地，为电信产业的集聚发展提供了大量科技人才和先进成果。

4．坚持美丽园区建设

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毗邻世界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尼斯，园区依山傍海，森林覆盖率超过2/3，一条条环山公路将掩映在绿树鲜花中的众多研发机构联为一体，规划布局错落有致，气候宜人，生态环境十分清净优美，交通便利，距离法国第二大国际机场尼斯机场仅16公里，是研究和教育机构、高技术企业理想的选择。之所以在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看不到人潮汹涌、高楼大厦和“水泥森林”，这与皮埃尔·拉斐特关于科学园的构想及园区长期坚持环境保护优先和低密度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皮埃尔·拉斐特从科学园建立之初，就要求园区面积的三分之二要保持绿化带的形式，任何建筑物的高度都不能超过周围山丘的高度，也不允许有任何栅栏和围墙。拉斐特希望，“在企业建筑物之间应该自由生长着一丛丛的蘑菇，这些蘑菇就像是从来没有建立过园区那样一如既往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阳光雨露。”他也反对在园区建立居住区，以避免园区面积无限制性膨胀和人口密度的过度增加，主张在园区周边建立高科技卫星城。因此，至今在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看不到人山人海、办公楼林立和交通拥堵的状况，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种花园式的高科技园区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优美的环境使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对高技术企业和科技人员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其在创造工作机会和发展方面仅次于巴黎，居法国第二位。即便在上世纪末的经济衰退中，不少外国企业大量裁员，但园区的外籍专家数量还保持稳定。这说明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是大家理想的工作和生活之所。

2.1.5 印度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

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创建于1991年，是印度第一家软件科技园。在刚起步的1991—1992年，班加罗尔的软件出口仅有150万美元，毫不起眼。但随后的发展突飞猛进，每年出口增长率都超过60%以上，到2000—2001年，软件出口就增至16.3亿美元，10年增长了108倍，占全印度软件出口总额62亿美元的26.3%。2008年，印度软件产业产值达到870亿美元，其中出口500亿美元，而班加罗尔的软件出口就超过150亿美元。经过20多年的发展，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已经成为全球五大信息技术中心之一，被誉为印度的“硅谷”。在此及其周边地区聚集了高技术企业5000多家，有外资参与的公司就有1000多家，全球知名的IT企业，包括英特尔、微软、IBM、通用电器、惠普、甲骨文、摩托罗拉、思科、苹果、三星、索尼、西门子、飞利浦等都设立了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维普罗技术公司、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等印度本土的一大批IT企业在此成长起来，成为印度软件产业的中流砥柱。全球有5000家软件开发公司，对其评级的CMM（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分为1至5等，5等为最高。目前全球IT界大约有75家软件公司被评为5等资质，其中有45家在印度，而班加罗尔一地就集中了30家。早在1999年，班加罗尔就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世界十大科技城市（亚洲仅两个，另一个是新加坡）。有人说，“如果班加罗尔出点什么事，《财富》杂志500强公司中将有大约200家不得不全盘调整其IT战略”。

1．政府持续引导支持

在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印度政府和卡纳塔克邦政府在政策引导、立法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就将软件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制定了《计算机软件出口、发展和培训政策》，并于90年代初实施软件科技园计划。为了加强对软件产业发展的支持和引导，印度政府于90年代末成立了国家技术与软件发展委员会，组建了信息技术部，制订了《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提出了建设“信息产业超级大国”的目标，鼓励软件产业的合资、合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按照国际标准生产软件产品，建立了权威的质量认证系统，设立了软件实践基地等。印度政府还十分重视利用法律来保障软件产业的健康发展，制订或修改了《版权法》、《信息技术法》等，实行最严格软件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和规范信息技术业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严惩计算机和网络领域的各种违法行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印度政府也是不遗余力，在1991年建园之初就投入5000万卢比的巨资，用于中央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卫星通信系统软件、核心电脑设备建设，为软件企业与国内外用户的联系提供通畅的数据信息连接服务，超前打造了软件产业发展的“信息高速公路”。卡纳塔克邦政府自筹资金在园区兴建发电厂、供水系统，扩建电信设施，为科研人员提供可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制订了“软件工业园区计划”，允许外资全资进入，免征公司所得税，提供数据通讯链接服务，提供办理出口许可证的便利等，对大型IT项目给予适当的特许权等；建立了大量的中介服务机构，为园区企业提供专业化的会议、通讯及咨询、行政服务等。

2．推行出口导向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充分利用软件产业国际分工和转移的机遇，发挥人力资本、语言和时区等优势，主动融入世界软件市场，一开始就将自身定位于为国际市场服务的软件制造商，重点承接软件外包业务，主要从事代码编写、程序开发等较低层次的软件技术开发工作，甘当软件产业的“蓝领”。实行出口导向战略、拓展国际软件市场必须规范国内企业之间的行为，形成相互协作的产业集群。在这方面软件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信息技术产品制造者协会、电子与计算机软件出口协会等，通过协调内部矛盾、扩大对外宣传、呼吁政府支持、开展政策研究、制订行业标准、惩治破坏行业规范的行为等方式，维护软件业的整体形象和利益，提升软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软件企业把质量当作生命线，不断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严格遵照国际标准进行生产，为国外企业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赢得了国外企业的信任和赞誉。软件集群企业之间也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在技术、市场、价格等方面协调一致，形成合力，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此外，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的发展建立在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基础之上，几乎所有的世界著名软件公司在班加罗尔都有分支机构或合作伙伴。近距离的技术交流与协作使班加罗尔软件企业提升了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不断缩小了与国际大企业的差距。近年来，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加大了对海外印度裔科技人才的引进力度，实行了很多有利于海外人才归国创业的政策，大量在国外大企业或科研机构，特别是在美国硅谷工作的高级技术管理人才纷纷回国创业，进一步提高了软件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化程度。

3．健全教育培训支撑体系

软件产业是一个技术高度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不同层次的技术开发、管理和服务人才。科技园所在的班加罗尔是印度教育体系最完善、高等学校和培训机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云集了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国家高级研究学院、印度信息技术学院、班加罗尔大学、农业科技大学等10所综合性大学，以及国家和邦一级的28所科研机构，包括印度科学院、国家软件科技中心、国家航天实验室、印度天体物理研究院、区域遥感服务中心等，此外还有292所高等专科学校和大量的3000多所高等职业学校、培训机构。在专业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国际、企业、私人并举、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即依托高等院校设置计算机专业培养、民办或私营机构培训以及软件企业自己设立培训机构。数量众多、不同层次的教育、科研和培训机构为班加罗尔的人才供给提供了强大的“生产线”，每年由这些机构培养输送的工程技术人员达3万余名，其中1/3是信息技术类专业人才。在班加罗尔软件园区1.5公里的核心区内集中了4.5万个外包工作机会，仅在通用电器公司的印度研发中心内就有1800名博士在从事软件研究开发工作。作为一个高速发展中的科技新区，班加罗尔蕴含着大量的创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吸引着印度其他地区科技人才，乃至国外印度裔留学生来此就业创业，实现人生理想。

4．加大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软件产业不仅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印度政府不断加大科技研发经费投入，设立技术开发和应用基金，出台《征收研究与开发税的条例》，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创新开发，促进科研成果商业化、产业化。班加罗尔聚集着众多的银行分支机构和风险投资公司，如印度工业发展银行、印度出口信贷担保公司、印度进出口银行、印度工业财务公司、卡纳塔克邦小型工业企业发展公司、印度工业信贷投资公司等，为软件企业提供优惠的贷款和融资便利，甚至入股方式参与企业投资。班加罗尔允许信息技术企业注册后1年内就可公开在本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班加罗尔还有发育完善的风险投资市场和充裕的风险投资基金。早在1988年，班加罗尔就出现了印度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印度技术发展和信息有限公司，由印度单位信托公司和印度产业信贷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本土风险投资行业取得了很大发展，1996—1998年间，印度只有8个国内风险投资基金注册，而2000年一年就增加了20个新的风险投资基金公司，风险投资交易金额从2003年的4.7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75亿美元，绝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都在班加罗尔设立了分支机构和办事处。另一方面，班加罗尔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大量的投资机会也引起了跨国风险投资基金的关注，它们也纷纷进入印度“硅谷”，在此寻求投资“富矿”，这些成为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发展的“聚宝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