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俄国史研究的进展

我们要着重说说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俄国史研究。首先应该指出，俄国史作为国别史，它的发展是离不开整个世界史研究的发展的。而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和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这表现为研究成果的增多、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人才培养的加快和对外学术交流的发展等。据不完全统计，2001～2005年，在我国发表的各类世界史著作约有500多部，平均每年约100部，发表的论文约计3500篇，平均每年约计700篇。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自然，学术成果是不能只从数量上衡量的，然而，如果从质量上看，应该说，这些著作和论文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表现为主要引用国外的第一手资料，包括考古资料、档案资料和其他文献资料的论著增多了。在新领域的开拓方面也有了进展，如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生态环境史、全球史的发展就是显例。一些过去研究较少的领域，如冷战史、古代东方史等有了新的发展。人才培养得到重视，许多大学扩大了世界史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学术交流方面，在这些年中，世界史学科的各类机构和大专院校举办了50多次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不少国际学术研讨会。如2001年5月16～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在南京主办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次。

俄国史是21世纪以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这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有关。因而围绕着这些问题，中国的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除了发表了许多论文外，也有不少著作问世，如仅仅有关苏联兴亡的历史就有多部专著出版，如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合著的《苏联兴亡史》，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等。

关于整个苏联时期历史的著作，21世纪以前已有若干部出版，其中有些是分阶段的，如苏联建国初期、新经济政策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等。苏联解体之后，随着新资料和对许多问题的重新思考，从新的角度研究和运用更多新资料的著作多了起来。其中由多位学者合作的九卷本苏联史正在写作中，也有些已经出版。

另有不少探讨苏联时期各种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有关中苏关系史方面的著作出了不少，如沈志华著的好几本有关著作——《战后中苏若干问题研究》《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薛衔天著的《中苏关系史（1945-1949）》，何明、罗锋编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等。沈志华还关注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主编有《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一书，还写了《斯大林与铁托》；张盛发则写了《斯大林与冷战》一书。关于苏联本身的研究自然是一个重点，这方面的著作也出了不少，如黄立茀的《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侯艾君的《车臣始末》，卢之超、王正泉主编的《斯大林与社会主义——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剖析》，等等。涉及的面和数量都相当可观。有关上述这些问题发表的论文就更多了，如沈志华的《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杨奎松的《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等。

除了苏联时期以外，俄国的历史同样是一个研究的热点。譬如，关于俄国现代化的研究就是一个热点。2001年8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在长春举行了“俄国现代化国际讨论会”。在研究成果方面也有不少著作问世。如刘祖熙的著作《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俄国现代化的过程，特别揭示了俄国赶超型工业化的特点，即政治现代化的滞后，传统东正教、官方正统思想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以及世纪之交多元文化的出现。曹世安的著作《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强调农奴制度、专制制度、村社制度和东正教是影响俄国历史发展，显然也是影响俄国现代化的四个基本因素。赵士国的《历史的选择，选择的历史：近代晚期俄国革命与改革研究》不是孤立地就现代化本身研究现代化，而是通过着重考察近代晚期俄国的历次改革与革命来研究俄国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作者对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维特的改革、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等都做了系统的阐述，指出这些改革一步步推进了俄国的现代化。如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正式启动了俄国的现代化，农奴制改革涉及俄国压倒多数的人口，意义很大。维特的改革主要涉及经济领域，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的变化，而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社份地制度，建立了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提高了农业生产等。然而所有这些改革都是由沙皇政府主持、自上而下进行的，因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解决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这样，革命就成了另一种重要的选择。作者系统考察19世纪以来俄国的历次革命运动和先进思想家的活动，指出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武装起义。赫尔岑提出通过俄国特殊的农民村社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也都主张通过村社走向社会主义，但更多地强调推翻沙皇政府。作者还分析了民粹派、普列汉诺夫，一直到十月革命。由于改革和革命是当前普遍关心的问题，而这部著作结合俄国的历史发展做了详细的论述，所以多说一些。

此外，张广翔的论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与俄国现代化》、刘祖熙的论文《试论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机制》、张宗华的论文《东正教伦理在18—20世纪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效应》（所谓东正教伦理，是指救世主观念、王权至上、在逆境中的忍耐精神和群体意识、博爱和人道主义）等，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俄国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俄罗斯的文化是又一个热点问题，这方面的成果也有许多。如姚海的《俄罗斯文化》一书从古代的东斯拉夫人与瓦里亚基人一直写到1917年。作者认为，9世纪基辅罗斯建立后，最初受的是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基督教的影响。但是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方面，并未涉及罗斯的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13世纪初开始的蒙古的征服开始了罗斯社会和文化的东方化。1480年，罗斯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但是东方化的进程并未停止。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不断发展。但16世纪已出现学习西方科技的因素。17世纪开始学习西方，尤其在下半叶阿列克谢沙皇统治时期。之后，直到1917年，西方化始终是俄罗斯文化曲折发展的主轴。作者强调并指出俄罗斯文化发展中的若干特征：第一，俄罗斯的地理和历史条件造成了俄罗斯文化来源成分的多样性，而这种多元构成的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相互矛盾和渗透的过程。第二，俄罗斯的西方化表明了一个相对落后国家追赶世界潮流的愿望和努力，其过程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沙皇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政策有其两重性：它既倡导西化，又限制这一过程。第三，近代以来的俄罗斯文化的新特点是：西方文化主要对社会上层发生影响，而传统的宗法制文化影响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首先是农民；西化的过程扩大了上、下层在文化上的分离，扩大了差距，等等。

在俄国思想文化史方面，还有一些更为专门的作品问世。如姚勤华的论文《19世纪俄国斯拉夫主义思想和运动研究》、李兴的论文《文化民族主义：论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赵士国的论文《俄国历史上的神秘主义》等。

在俄国史研究中，其中有些问题在中国学者中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如关于俄国现代化的起始时间，有学者认为是起自彼得大帝的改革；更多学者认为是起自农奴制改革。关于俄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机制问题，有学者认为是农奴制、专制制度和东正教；有学者认为是俄国社会内在的二元结构，其本质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与碰撞，表现为东方式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与源自西方的现代经济因素的矛盾，俄国的现代化不是在经济因素先行成熟的条件下由市民社会驱动的，而是在统治集团为强国、称霸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政治目标下起步的；也有学者认为，俄国的现代化受到俄罗斯传统经济思想的制约，这种思想主张经济自给自足，经济活动以精神准则优先，具有朴素的群体合作精神，商品市场薄弱，等等。又如，关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遇害的人数问题，也有不同的统计，有学者认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遇害的人数应为68万；另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遇害人数，这里涉及对“清洗”“镇压”等概念的理解，以及“清洗”是否只限于30年代的问题，等等。

在苏联史研究中，还应特别指出一点，即中国学者花了很大的精力，收集、翻译、编辑、出版了许多历史档案，其中沈志华的贡献最大。他主编了多达34卷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等档案资料。

除了苏联时期以外，俄国史研究的成果也很多，这里就不再细说了。以上的概括是很不全面的，还有许多作品和方面没有谈到，但已经可以大致看到，我国学者近年来关于俄国史的研究做了不少工作，成果也是很多的。这种努力还会继续下去。我们深信，今后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此文是供2007年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的“世界文明学术研讨会”发言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