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编 社会秩序如何可能——从功能主义的观点看
随着改革开放跨过第三个十年,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经济繁荣期的同时,也正日渐步入更加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这一转型在我国基本实现了经济领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之后,正在或必将面临来自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要求与经济转变相适应的同样结构性改革。因此,在当下中国社会,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不仅成了政府、学界和普通民众的共同议题,对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深入理论思考和讨论也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的焦点所在。
尽管时下知识界众声喧哗,但从社会学学科出发,当前中国社会关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思想讨论,根本上仍是在追问和回答一个霍布斯式问题:现代社会中,考虑到人类行为的高度复杂性,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帕森斯,2003: 100-106)。循此思路,则社会学对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深入思考,就不仅要有基于中国社会现实性的理性反思,更重要的,这种思考既要摆脱当下常见的一种局限于专家治国论式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解释模式(陈振明,2006;李程伟,2005),也不能堕入一种习惯性的为暂时避免社会问题和社会混乱而对整个社会施加控制的实用主义理解(李学举,2005;王思斌,1992)。相反,它毋宁要求社会学者能够置身更加广阔的社会学思想传统中,对社会建设与管理进行更加一般化理论思辨与逻辑澄清:如何理解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在这种变迁下,现代社会整合与秩序的基础何在、怎么实现?进而,在现代社会学场域中,社会学理论是怎样在社会建设与管理这个主题上实现自己的新陈代谢、建构自己独特思路与话语的,而相关理论建构将如何形塑人们对于当代世界的理解和预期?它们又将会以什么方式持续影响我们对中国相应问题的思考?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社会学理论从古典到当代对霍布斯秩序问题的思考和解答,适为当下中国社会学研究扩展自己视野,在借鉴已有社会理论基础上实现思维的自我提升和创新提供了一面宝贵镜子。因而,笔者以为,尽管有陷于过分依赖社会学史经典作家思想的危险,但返回到那些似乎正被当前各种时髦讨论遗忘的社会学理论传统,去除披在这些一般性理论话语身上既高度抽象又极度晦涩的伪装,或许是我们从中汲取深刻洞见与长远卓识的一个不错选择。
社会学思想史上,不同于滕尼斯的悲观论调和浪漫主义复古情绪,涂尔干敏锐察觉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巨大转型中,维系个人与社会的纽带以及传统的社会团结虽然显现了根本性断裂,但现代社会并不意味着一种倒退或全面失序,相反,它孕育着一种新型的社会团结形式与社会整合基础(涂尔干,2000)。于是,围绕着如何揭示和构建这一新型团结形式和整合基础,社会建设与管理的主题——现代社会的秩序如何可能——第一次进入了社会学的视域,并构成了一项一直扩展到当代的研究纲领。
进一步,随着帕森斯承继涂尔干的思路,尤其是自20世纪50年代帕氏对“社会系统”以及“社会共同体”理论的构建,一种从广度和深度都极大地拓展了的现代社会新型秩序的分析框架逐渐浮现。帕森斯强调,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一种公民们在其间彼此自由自愿联合而成的“社会共同体”必将作为某种新层次的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的载体从“社会系统”中茁生,它具有特定功能,并与“社会系统”中其他子系统构成特定关系模式。继而,经由全社会的进化与功能操作,一种合意、和谐的社会秩序将最终得以确立(帕森斯,1991; Parsons, 2006)。
但正如亚历山大所言,在涂尔干、帕森斯的研究进路中,既体现出社会学理论处理社会秩序问题的最显著成就,也反映了其最典型的缺陷(Alexander, 1990: 3)。作为一般性理论的典型,涂尔干与帕森斯的理论既为具体的解释模式提供了它们所必须依赖的理论基础,同时其弱点也通过各种具体理论对其的批判被引发出来。每当一般性理论本身已不能提供完美的解释,而具体理论却可以提供某种新兴解释而赢得科学的威信和关注时,二者的冲突必将激化,最终要求一种新的一般性理论的出现(Alexander, 1990: 5-6)。
以此观之,则帕森斯宏大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继遭到各种新理论范式(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结构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的攻击不仅凸显了其理论综合的某些弱点,也预示着新一轮理论综合的来临。而在这第三波理论浪潮中(亚历山大,2003; Mouzelis, 1999),以卢曼和亚历山大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不仅着力于批判性继承帕森斯的理论遗产,重构现代社会学的一般性理论大厦,而且围绕着社会秩序这一核心问题阐述了一系列新颖、深刻的理论见解,其影响至今仍在相关论域不断扩散。
因此,笔者试图在以下各章聚焦于上述理论演进过程,并通过对下述主题的深入讨论来发掘现代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秩序问题的远见卓识和深刻意义。
1.考察涂尔干对社会团结概念的理论表述和政治、道德意涵的揭示,着重于以涂尔干与滕尼斯、斯宾塞思路的相互勾连来说明涂尔干社会团结思想的实质。
2.循着社会团结概念,梳理帕森斯宏观社会学理论逻辑发展的四个阶段,尤其集中于阐述帕森斯关于现代社会系统分化、整合的一系列思考,并直面其遭受的理论攻击。
3.在深入探讨帕森斯理论局限的基础上,阐释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对帕森斯理论的继承与重构,特别是强调卢曼对现代社会分化、演进与复杂性化约的理论坚持及其研究范式转变带来的对社会秩序问题的全新理论视野。
4.对亚历山大尚在进行中的理论建构从行动、文化与公共领域(亚历山大希望理论化建构的“好社会”)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探讨亚氏理论对帕森斯理论重建和在当代社会文化分析上的成就与局限。
5.基于上述一般性理论研讨,思考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社会学理论回答社会秩序问题的可能性与方式,构设某些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的观念框架,以推进我们对中国社会脉络中秩序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