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海盗”问题，一直是一个让明清两代王朝头疼的问题，它不仅消耗了明清两代王朝多位皇帝的大量精力、政府的大量财力，影响了大批官员的命运，而且在明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然而遗憾的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专门对明清海盗（海商）进行的研究一直比较少。这也许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也许是深受明清正史的影响，也许如王涛所说因“中国对海盗素来持有敌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明清“海盗”的研究明显增加，尤其是关于嘉靖时期倭患的研究更是数目可观、成果斐然。近年来，随着海洋史研究热潮的高涨，关注和研究明清“海盗”的学者更是越来越多。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观点也在不断涌现，王涛的这部著作无疑是其中颇有新意的一部。

我很高兴为王涛的这本书写序，不仅因为我曾是他的导师，也不仅因为这本书的研究主题有很大的可以颠覆一些传统观点的创新空间，而且因为我非常欣赏王涛在这项研究中所做出的努力，喜欢他的努力使这本著作绽放出来的光彩。无论是在视角上、方法上，还是在观点上，王涛的研究都有他独特的创新之处。

这部著作名为《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作者在“海盗”二字后面用括号括入“海商”二字，标记虽小，却寓意深远，已表现出作品的新意，以及作者在区分“商”“盗”方面的努力。在明清时期，凡违禁出海贸易者均被称为“贼”“寇”“盗”，而朝廷对海外贸易的严格禁止，又使得民间几乎不可能有合法的海外贸易。故此，明清正史中没有“海商”，只有“海贼”“海寇”。明清正史的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对明清“违禁出海贸易者”的定义和评价，以至于长期以来“商”“盗”不分，很多海商也被冠名为“海盗”。

王涛在这本著作中首先对中国的海商、海盗进行区分，并将他们与西方的海商、海盗进行对比。王涛把以贸易为目的，但为了对抗外国武装商船攻击和明清政府追剿，而不得不武装自己的中国海商贸易群体称为“海商武装贸易集团”，如王直海商武装贸易集团、郑芝龙海商武装贸易集团等；把不以贸易为目的，而主要靠海上抢劫为生的群体称为海盗，如被王直剿灭的陈思盼、卢七等，还有后来在欧洲武装商船打击、殖民政权屠杀和中国政府军队剿杀下，不得不退出海上贸易而沦落为专在中国沿海抢劫的人。这基本上采用了大航海时代欧洲海商和海盗的划分标准，因为自15世纪初欧洲大航海运动开始，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称霸全球海洋，所有欧洲商船都是武装商船，且全都仗剑经商和亦商亦盗，包括后来那些冠名贸易公司的各国的东印度公司。那时候的欧洲，只有在海上专门从事抢劫的私人武装船才被称为海盗（pirate），而且各国政府常常也只对抢劫本国船只的海盗予以惩罚，对抢劫外国船只，特别是拿着政府私掠证抢劫敌国船只的则称为privateer（私人武装船、私掠船或皇家海盗），不但不予追究，而且予以鼓励，并掺金入股。王涛对明清的海商、海盗进行区分，一是有利于和国外有关大航海时期欧洲海商、海盗的研究站在同一个话语平台上对话，二是为明清海商正名，有助于我们重新看待明清海商、海盗问题和对明清海商、海盗进行进一步研究。这一努力看似微小，却很有必要，且意义深远。

王涛虽然参考大航海时代欧洲海商、海盗的标准对明清海商、海盗进行区分，但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的海商、海盗和欧洲的海商、海盗等同起来，而是非常关注和强调二者之间的不同，特别是其背后中西方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根据王涛的研究，明清海商、海盗与欧洲海商、海盗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与政府完全没有关系，是纯粹私人性质的非官方个体，而后者则多是国家武装商船和持有政府私掠证的国家海盗。明清海商武装集团和海盗完全是国家政权体系之外的异己力量。他们大多来自商人、贩夫、游民和渔民等草根阶层，与士人出身的朝廷官员完全分属两个互不交叉的社会阶层。而在欧洲，官员和商人两个社会阶层相互交叉。一些商人原本就是庄园主、贵族，还有一些商人后来被授予贵族头衔。议会里商人济济，政府的利益和商人的利益趋同，合二为一。王室贵族和政府要员不但掺金入股海商、海盗的贸易和抢劫活动，而且在对外政策上和国家经济发展策略上积极予以配合。海商、海盗是国家扩张的剑戟，国家则是他们的坚强后盾。从迪亚士到哥伦布，到达·伽马，到麦哲伦，到霍金斯和德雷克等，他们的航海、抢劫和贸易活动代表的都是国家；而后来西北欧各国纷纷成立的各种贸易垄断公司，如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等，则更是国家力量的代表和象征。

相比之下，明清的海商、海盗，无论是贸易活动还是海上抢劫行为都是他们的私人行为，既不代表国家，也没有国家的财政和军事支持，更没有皇帝和朝廷官员的掺金入股。相反，由于明清政府在很多时候实行的是严格的海禁或有限的开关政策，朝廷对出海贸易者的政策也多是剿杀、约束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在海洋上和亚洲贸易港口与欧洲海商、海盗竞争的明清海商、海盗其实是在以个体对国家——以私人武装商船对抗欧洲国家武装商船，以私人武装力量对抗朝廷军队武装力量。在这种境遇中，中国武装海商集团的衰落和覆灭是必然的。王涛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明清海商完全是在明清政府与西方殖民者的双重打压下失败的。如果仅有明清政府，中国海商经过斗争，仍可能有继续繁荣的海外贸易；如果仅有西方殖民者，中西之间的斗争，鹿死谁手还难以预料”。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这部著作有很多亮点，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作者的“全球视野”和“中西对比”，著作中很多颇为新颖、深刻、令人深思的观点也多衍生于此。这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使其研究不仅从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明清海商、海盗的兴起和衰落，而且从全球经济发展、全球海洋贸易扩张和贸易垄断权争夺的角度探讨明清海商、海盗300余年的兴起、运作、转变、衰落和消亡，不仅在空间上跳出了从中国内部和亚洲贸易地区范围内寻找兴衰因素的传统研究范式，而且在研究维度上跳出了着重用单一因素——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等解释明清海商、海盗兴衰的局限。

16～18世纪常常被誉为欧洲商业革命的时代，其实这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海盗时代。欧洲商业革命包含的不仅是新航线的开辟、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商品种类的增加，而且还有传统“地中海式”军事武装贸易方式向全球的扩展。正是在这样一个全球海上贸易急剧扩张、群雄争霸、百舸争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明清海商、海盗集团应运而生，蓬勃发展，但最后又在内外夹击下与历史失之交臂，失败消亡。王涛无疑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时代历史背景。

仗剑经商和亦商亦盗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贸易方式。它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层面上的仗剑经商和海盗行为，另一方面表现为私人层面上的仗剑经商和海盗行为。前者从15世纪初葡萄牙掀起欧洲大航海运动之始就是如此，并贯穿整个大航海运动始末，如葡萄牙对非洲西海岸的攻击和抢劫，达·伽马进入印度洋后对阿拉伯商人的烧杀抢劫，哥伦布和麦哲伦对土著人的侵犯和奴役，葡萄牙国家武装商船进入亚洲海洋贸易体系之后对亚洲商人和贸易港口的袭击和占领，还有后来欧洲列强在海上的相互攻击，各国东印度公司的亦商亦盗、亦军亦政，以及为争夺海上贸易垄断权和殖民地在欧洲列强之间发生的战争。私人层面上的仗剑经商和海盗行为则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受到国家鼓励和纵容的海上私掠行为，如英、法、荷等国为了挑战和打击西班牙、葡萄牙的海上势力，鼓励和纵容对西、葡船只的私掠；另一种则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私人武装贸易集团和海盗，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商武装集团和海盗便属于此列。

王涛把明清时期中国海商、海盗放到全球海洋贸易发展的历史大画面中进行定位，并自始至终围绕着全球海洋贸易扩张和竞争时期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海外贸易扩张的反应和表现这一宏观历史背景，展开对明清时期中国海商、海盗兴衰的讨论，这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情景，也突破了过去很多研究试图从中国内部或从贸易范围地区内寻找明清时期中国海商、海盗兴衰原因的研究范式。

从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到18世纪末英国胜出垄断亚洲海洋贸易，中国东南海域同印度洋和大西洋一样，也是风云激荡，各种势力不断争夺海上贸易垄断权。其间，从明嘉靖年间中国武装海商集团大规模兴起，到18世纪中叶中国海商基本退出海上贸易，中国海商始终是这一时期亚洲海洋贸易竞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并曾经在王直时代和郑芝龙时代两度垄断中国和日本之间以及中国南海的贸易。跟以往很多关于明清海商、海盗研究或集中在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物、某一个政策或某一个时间段上不同，王涛的研究是把明清海商、海盗作为一个整体，对这个群体自明嘉靖年间大规模兴起到清鸦片战争前基本消亡，前后跨越约300年的历史加以系统地考察和分析。

然而，把明清时期中国海商、海盗的兴衰纳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框架中去探讨并不是一件易事。那时候，全球海上风云变幻，各种力量交织，贸易与抢劫共存，群雄争霸，此消彼长，同时，那也是一个孕育着中西大分流的时代。在对海上贸易垄断权和殖民地的争夺中，欧洲各国拥有坚船利炮，各种革命（宗教革命、价格革命、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等）在欧洲大陆也是纷至沓来；技术的革新创新和制度的革新创新层出不穷；社会、政治、文化、经济飞速发展；欧洲在全球脱颖而出。要在这样一个复杂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把明清海商、海盗的发展衰落与全球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把影响明清海商、海盗兴衰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梳理清楚，实非一件易事。但是，王涛在研究中基本做到了。

面对16～18世纪中日贸易、欧亚贸易的大规模扩张，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横空出世，一方面欧洲国家武力进入亚洲海洋贸易体系，仗剑经商，全力追求贸易扩张和海上贸易垄断权；另一方面明清政府依旧只是情系中原逐鹿，限制海外贸易，剿杀武装海商。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宏大历史画面，王涛基本做到了全局把握、统筹兼顾、循序渐进，能够从各种纷杂的线头中，理出头绪和主线，再从主线导出支线，而且每条线路的脉络也比较清晰。具体包括：一是把16～18世纪中国海商、海盗的兴起与国际市场（欧洲、日本、美洲）对中国货物的大量需求，欧洲以军事武装暴力贸易方式进入亚洲以及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联系起来；二是进行中西对比，把中国海商、海盗和欧洲海商、海盗在海洋贸易竞争中的角色、活动和结局进行对比，进而寻找导致这些不同背后的中西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的差异；三是把明清海商、海盗的衰落与欧洲势力的打击、屠杀、排挤，明清政府的限制、围剿以及与欧洲势力的联手攻击紧密联系起来；四是把明清政府与欧洲海洋强国在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上的巨大差异与中国东南海域贸易角逐中的中败西胜和中西大分流联系起来。

在对明清时期中国海商、海盗这个群体兴起、运作、变化、衰落和消亡这一历史过程的整体考察中，王涛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都颇有建树，提出了不少独特、新颖、颇有启发和令人深思的观点。

针对欧洲国家进入亚洲海洋贸易体系后的仗剑经商和武力开拓，以及明清政府的海禁和对中国海商武装集团的剿杀，王涛并没有停留在把它们只当作一种既成历史事实而作为讨论的起点，而是溯本求源，从中世纪地中海仗剑经商的贸易战争中寻找前者的历史传承，从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中寻找后者的历史成因。前者追求扩张和贸易利润，鼓励、支持和参与商人的海外贸易；后者追求守成和稳定，限制和禁止国人出海贸易。王涛敏锐地指出，明朝的朝贡贸易不过是鼓励外国商人携货到中国来，而不是让中国商人携货到外国去。朝廷一方面对贡使厚往薄来，要各地政府设馆盛待，负责贡使们一路的吃喝住行；另一方面又实行海禁，卡断自己商人其实也是国家的财路。王涛认为这种经济上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行为逻辑，显然不是为了促进贸易和经济增长。正是在中西政府两种不同的理念下，郑和和葡萄牙亨利王子的航海结果截然不同。前者劳民伤财，入不敷出，无果而终，既没有带来大规模的贸易扩张，也没有拓土开疆；后者则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引致了全球贸易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西方的崛起。

对于明清政府对贸易的时开时禁，王涛认为二者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为了维护王朝的权力和稳定。“禁”是宗旨，“开”是权宜之计；开禁并不是为了促进贸易，而是不得不对已经控制不了的走私贸易发展做出的让步，以减轻反抗的压力。

在对明清政府“禁”与“开”的讨论中，王涛敏锐地注意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与欧洲国家差异极大的海防、海军与贸易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还是在当时的欧洲，贸易的扩大和发展都带来了国家海防力量的加强。然而，在中国，建立海防主要是为了禁止海外贸易，而欧洲建立海防和海军则是为了保护和发展海外贸易。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当违禁出海贸易者众多、海外贸易规模扩大时，政府的海防力量也会随之加强，但政府加大海防力量不是为了支持和保护本国的海上贸易，而是为了限制、禁止和打击海上贸易。由于海防是为了“禁止海外贸易，那么随着海外贸易的衰落，海防自身也必然出现退化”，这与欧洲国家在贸易扩张中建立强大的海军，用海军为商人开辟和保护市场，用贸易收入支持海军建设的逻辑非常不同。王涛认为“明清海防的衰败是在压制海外贸易的情况下的必然结果。海外贸易与海上力量的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发达的海上贸易，则很难建立起真正强大的海防体系，即使连国内的海盗叛乱也无法镇压”。

另外，王涛还提出了“贸易和贸易主导权”的问题。王涛认为贸易与贸易主导权完全是两回事：没有贸易主导权的贸易不过是一种被动地满足市场、仰人鼻息的贸易，而掌握了贸易主导权的贸易才是一种可以主导和垄断市场的贸易；贸易规模的扩大未必能带来贸易主导权，但贸易主导权一定会带来贸易的扩张和超额的贸易利润；而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则是贸易主导权的坚强后盾，葡、西、荷、英等国都是凭借其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得以主导和垄断一段时间的海上贸易航线和贸易市场的；中国的王直武装贸易集团和郑氏集团也是凭借武力得以在一段时间内垄断中国东海和南海的贸易。

王涛认为在明清开关、闭关的合法贸易和非法贸易中，中国虽然有海外贸易却没有海军，特别是在中国海商武装集团被一个个消灭之后，更是只有贸易，而没有海上武装和贸易主导权。朝廷对出海商船规格上的严格限制，如“只允许载重500料以下的船只出海贸易，并且严格禁止建造双桅帆船”，如若发现500料以上大船出海贸易，则严加治罪，不仅使中国的造船技术日益衰落，逐渐落后于西人，更是置中国商人于危险之中，使他们在海洋贸易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任西人宰割屠杀。而明清政府对海外华商在海洋贸易竞争中惨遭外人屠杀（如马尼拉大屠杀和红溪事件）的无动于衷甚至拍手称快，以及不惜与欧洲海洋强国联手，合力剿杀本国海商武装贸易集团的行为，更是让人痛心疾首、唏嘘不已。

因此，当欧洲海洋强国在仗剑经商中，海盗最终演变成海军，海军在贸易扩张中成长壮大，并凭借强大的海军获得贸易主导权时，中国则在海外贸易量在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中大幅度增加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贸易主导权；特别是在郑氏集团被彻底消灭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足以与欧洲列强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抗衡的强大海上武装力量，有的只是数量众多的散落商贩和一些小股的海商武装集团或海盗。他们驾着违规建造的小型双桅帆船，在欧洲列强主导和博弈的海洋贸易缝隙中贩货苟存，直到被彻底地排挤出海洋贸易。而明清政府也没有从对海商、海盗的剿杀中获得长远利益，不仅失去了本可以从通关互市中获得的大量海关税收收入，影响了沿海居民的生活，而且使中国失去了海上力量，并最终将国门直接裸露在欧洲强大的武力之下。

当中国海商、海盗在本国政府和欧洲列强的夹击下不断失去海上贸易航线和贸易市场的时候，清政府也在逐渐失去一道海洋屏障。没有了可以与欧洲海上武装力量在海洋上抗衡的中国海商、海盗，也就没有了海洋的阻止和缓冲，以致欧洲海上武装力量可以长驱直入，直抵国门，停舰中国海岸。明清政府恐怕完全没有想到，当它们把眼光聚焦在逐鹿中原上，从而禁海和千方百计打击中国海商武装集团时，最后却是英国海军从海上登陆广州，进攻帝国，造成了帝国的风雨飘摇。

王涛在这部著作中对海防、海军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表明贸易中也有权利等级结构，市场也不是一个人人可以平等进入的平台。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以王室的名义，还是荷兰、英国以及法国等国家以公司的名义展开的海上贸易活动，其目的均在于垄断海上贸易航线和霸占产品供应市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采用价格竞争的和平手段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暴力手段。葡、西、荷、英、法等国间的很多战争都是因争夺海洋贸易航线、货物供应地市场和殖民地资源而起。这些国家也都是凭借着其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得以在某一段时间内，垄断着某些海上贸易航线和贸易市场。中国的王直武装贸易集团和郑氏集团也是凭借武力得以在一段时间内垄断中国东海和南海的贸易。王涛的这些论证和观点显然是对只把贸易当成一种和平、平等、自由、双赢共享的商业活动，把市场当作一种人人可以自由进入的公平贸易平台的主流经济学观点的挑战。

此外，我还必须要对这本著作的学术规范说几句赞美之言。王涛在这部著作中做了很多分析论证，但并不是做孤立的研究，而是在深入研究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以之为基础披荆斩棘、开拓创新。翻开著作，我们会发现几乎在对每一个问题展开讨论之前，王涛都是先对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和成果予以介绍、归纳、分析和评价，然后再针对以往研究中的空白和不同意见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继之附以论证。这种严谨的学术写作方式不仅体现了王涛对其所研究问题的深入了解和整体把握，而且把一种鸟瞰式的观察和一个非常清晰的研究脉络呈现给读者，是非常值得赞扬和提倡的。

近年来，“中西大分流”是国际经济史学界研究的一大热题。在对中国海商、海盗和欧洲海商、海盗的比较中，王涛并没有忽视明清时期中国和欧洲海洋强国之间迥然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并把二者与后来的中西大分流紧密联系起来。王涛认为中西海商、海盗不同命运的背后是中西间截然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欧洲海洋强国全力追求贸易扩张的政策和政府与商人紧密合作的官商关系是它们得以在全球海洋竞争中获胜，主导全球海洋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国的异军突起和后来的独占鳌头上。相比之下，明清政府不仅不追求海上控制权，而且对与欧洲列强竞争的中国武装海商贸易集团进行剿杀。海商衰落的后果在军事上表现为中国海洋防御体系完全衰败，在商业上则表现为中国出口产品的销售渠道完全为西方国家把控；西方国家利用自己控制的销售渠道阻止中国产品对西方本国产业造成的冲击，并且逐步建立起与中国相抗衡的产业，中国曾经的主要出口产品丝、瓷、茶纷纷衰败，中国也从一个制造业国家彻底沦为一个生产土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外围国家。中国和西方发生大分流。

当然，王涛的这部著作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著作虽然提出了不少独特的创新观点，但在一些论证上仍显得不够丰满，给人一种余兴未尽的感觉。不少观点颇为深刻，作者却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没有将这些观点放到学术领域中进行充分的学术定位和提升；对有些问题的讨论则不够深入或忽视了其中的一些现象。例如，明清政府虽然实行海禁，但朝廷上下并非铁板一块，更不要说还有很多地方士族和退隐官员为了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而卷入走私贸易中。禁海、开海之中有很多利益的博弈，尤其是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有些官员和地方士族为了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愿意朝廷禁海，因为只有当政府将合法变为非法时，有势力和有钱财的人才可以将大多数人排斥于贸易之外，在违法的走私贸易中获得高额利润。王涛的著作对此并未论及，如果能对此现象加以讨论，对海禁的研究可能会更加全面和深刻。

当然，作为一位年轻学者，王涛的这部著作仍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虽然著作并非完美，也还有不少可完善的空间，但它无疑是清新的、醒目的、引人深思的。全书旁征博引，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东西跨越，古今纵横。一页一页读下来，很有一种乘风驰骋的感觉，景象万千，却并不凌乱。年轻学者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中西对比是其著作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最后，我想以王涛书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序言：“如果能够从空中一直观察这段历史，一幅奇特的场景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当明朝统治者正在打压东南沿海的王直等走私贸易集团的时候，英国正在支持霍金斯与德雷克的走私与海盗活动；当清王朝以海禁这样的滑稽政策对付郑氏集团的时候，英国与荷兰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进行三次英荷战争；当乾隆帝醉心于东南沿海太平无事的时候，英国与法国已经展开了全球范围内的海上角逐；当嘉庆帝最后以收买的办法平息了东南沿海海盗的时候，英、法、荷几个海洋大国则在巴黎签订了条约，宣布海盗为非法并给予武力打击。此时的清朝连沿海海盗都已经无法以武力平定，就更不要提几十年后更加强大的英国舰队了。打击商人不仅使中国海商衰落，也使中国的海防衰落，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变得不堪一击。”

 

张丽

2016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