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西方地图中澳门地名与标注方位的谜团

周振鹤 林宏

一 相关学术史回顾

（一）澳门地名来源研究

关于澳门的地名来源，前此集中讨论的其实是其经标准化后的葡萄牙语书写形式Macau及其前身Macao的来源。据亲眼见过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1555年11月20日葡萄牙富商费尔南·平托寄往果阿亲笔信件的金国平、吴志良称，是该信最先出现amaquão这样的地名，并称此文件为“葡语‘澳门’的‘出生纸’”，amaquão拼写中“ão”是明显的尾鼻音，“quão”同“cão”，而葡语书写中，鼻音符号“～”往往容易脱落，而成为“-ao”的形式。另，据白乐嘉（J. M. Barga）称，葡萄牙作家在16世纪中使用诸如Amaqua、Amachao、Amacao、Amacuao、Amaquao、Amaquam、Machoam、Maquao等变体，偶尔使用Macao这一形式。而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则认为Amacao这一形式未经受住时间考验，其首字母很快脱落而蜕变为Macau的简单形式。

无论是amaquão还是Macau的葡萄牙文书写形式，其来源必然是原有的当地中文名称的转写。关于澳门地名来源问题，学者们曾有长期争论，然而，“amaquão”最有可能的对音显然应是“阿妈港”。中文史志中，在1548年刊刻的嘉靖《香山县志》上，我们看不到与阿妈港相近的地名，但数十年后行世的郭棐修撰之《粤大记》[据考证该书大约刊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中却附有一长幅极为重要的《广东沿海图》，其中恰在今澳门地区的西南方有一地名“亚马港”。《粤大记》之图当取自宋应昌《全海图注》所附《广东沿海图》，《全海图注》有李化龙万历十九年（1591）序，据内容判断，广东部分有可能成图于万历四年（1576）左右。但应注意的是，图上呈半岛状的陆地上注出地名为“濠镜澳”，“亚马港”则注在海中。当时“港”字通名，在江南河网地区是小河道的意思，在南方沿海是岛屿与岛屿、或岛屿与陆地间水道的通名，而非“港口”之意，“亚马港”当指半岛西侧的水道。在十六世纪晚期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所著《葡汉词典》中列有词条“Maquao”，释为“蠔镜澳”，与中文舆图上的所指又不尽相同。

关于文字文献中澳门地名来源的讨论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但从地图方面来讨论的则较少见。葡萄牙船只1513年首航广东后，随着时局变化，在北起浙江双屿港、南至广东上川岛的沿海地区活动，希望找到一个长久的立足点。其目的最终在香山濠镜澳实现，但入居前，葡萄牙人在这一带其实已有较长期的活动历史。在十六世纪的世界地图与航海图，包括前人研究往往忽视的1557年左右这个葡人正式入居年代之前的不少地图资料中，均很可能会将濠镜澳这个天然良港重点标识出来。与此同时，广州由于始终是南方最重要的城市与河港，自然也会标注，虽则以不同语言背景绘制的地图上标注的拼法会有所差异，但广州这个地名的书写形式大都是“广东”的对音，不会产生问题。相反，早期澳门相关的注记则有下文所述的种种形式，使读图者难以辨别，表面上不能确证这些注记表示的地点是否就是今澳门所在，然细考之，似又非澳门其地莫属。

（二）对早期西方古地图上澳门标绘的研究

1．谭世宝的研究

最近十数年间，谭世宝陆续撰写系列探讨“Macao”地名起源及含义的论文，作者采纳“Macao”词源诸说之一的“泊口”对音之说，又糅合伯希和（Paul Pelliot）提出的中国后起之“Macao”乃借用自下缅甸白古（Pegu）附近的“Macao”地名的推想，创为葡人将早期在东南亚接触到的对应当地华人方言中“泊口”的“Macao”地名移用至珠江口地区的新说。

在描述“Macao”于珠江口区域的移用过程时，作者将一些西文古地图倚为重要论据。1998年的文章中，作者指出十八、十九世纪西文地图上多可见将香山县（今中山、珠海一带）主体绘作一大岛，作“Isle de Macao”等标识，而将澳门半岛葡人居地标作“Ville（城镇）de Macao”或“Macao”的情况，说明“Macao”并非总是同中文“澳门”之地域概念相对应。作者也涉及了十六、十七世纪的早期西文地图，称1570年《费尔南·瓦斯·多拉杜地图集》（Fernão Vaz Dourado Atlas）所收之《从锡兰到日本的亚洲地图》为“现存首次在珠江口右岸标出Macao的”（图1），其后诸版本多拉杜地图集中有类似标注，而“其所指的地方显然是珠江口靠右的一个岛”，作者此处表达含混，并未确指为图上哪个岛屿，但文中同时引用1582年葡人手稿《市堡书》的描述，称广州城南有“Machao岛”，约有十里格之长，则作者之意显是认为Macao指代图上湾中的一个表现香山县域的大岛（并认为这同后世西图的作法一致）。作者自己的表述为，自缅甸借用“Macao”一词后，“在中国的Macao是首先作为整个香山澳之称的，再由包括香山县的Macao的大岛向其南端的澳门半岛部分转移收缩”。但在之后的文章中，作者的论证又有改变：《“Macao”在中国的变迁及明清时期对澳门地区的管制史探真》一文中，作者引用了十三幅西方古地图，结合其他史料，认为在西方最早期的一系列地图上绘出的珠江口内，所标示的“Macao”地点，首先是在广州、黄埔一带的珠江东岸，然后逐渐转移到珠江口东岸的今东莞、宝安、香港一带，再转移到“珠江出海口中间偏东岸的香山岛一带”，此后以“Macao岛”指香山岛，“Macao城”指澳门半岛中部葡人居地及港口，“最后才在1848年以后澳葡侵占澳门的过程中变为今澳门地区的专称”。可见作者已不再认为最早期西方地图上的“Macao”是对湾中岛屿名的标注，而认其作“珠江口”东、西岸上葡人不同时期频繁转移的“泊口”的就地标识。

谭世宝最先将早期西文地图引入对“Macao”地名的系统研究，展现出作者独到的眼光，然而，其系列研究存在诸多可质疑之处。作为其立论基础的“泊口”说，本身难以成立，前人已多有辩驳，除语音证据不足、无法解决“Amacao”等“Ama -”开头的书写形式同“泊口”的对译问题外，“泊口”为普通名词，通常不会被用作地名。作者虽使用了一些西文古地图，但“远非系统资料”，尤其是对葡人初来后的十六世纪古地图仅十见其一，所论自难圆满。其早期观点中将1570年图上的“Macao”认作湾中岛名的论断并无充分依据，后期观点中对“Macao”位置变化展现葡人“泊口”转移的观点出自作者简单的“据图直观”，并未对图上地名所指作系统研究，且葡人之“泊口”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也并不存在作者据图描述的那种转移。

2．郭声波、鲁延召的研究

郭声波、鲁延召发表《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见于西方地图年代考》，认为由于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东亚航海图所取比例尺不大，所描绘的广东沿海地区部分不可能将香山岛上的澳门半岛明确标画出来，所以，“有关澳门的地名标注，只能标在香山岛旁”，如在1570年、1571年两个版本的多拉杜地图集中收录的远东沿海图上（图1、图2），“可清楚见到珠江口内最北一个大岛的右上角标注有一行葡文地名‘Macao'，可以肯定它标注的地物就是这个大岛，它应该就是当时中国人称呼的香山岛”，并进一步指认“珠江口”内所绘其他岛屿，称下方左右相对的岛屿为蚊湾山与连湾山，“两山（岛）之间的水湾称为浪白滘或浪白澳”，故“在二岛的右侧（今珠江口东岸深圳、东莞一带），标注‘Llampacao'，这种偏里标注对象的标注方法与‘Macao’相同，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此外，1571年图较之1570年图，在“香山岛”之南加绘一个较大岛屿，作者称“估计是三灶岛”。

对于位处今日珠江口西岸的“香山岛”为何绘在图上“珠江口”的正中，作者分析道，“这正反映了珠江口海岸线古今走向的不同”，因当时香山县境主体未同大陆相连，从澳门出发有东、西两条航道通往广州（西侧航道由前山水道抵磨刀门，经“香山岛”西缘北上），“而这两条水道都可以叫珠江，那么当时葡萄牙人认为澳门位处珠江口正中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18世纪中期，中国人所绘许多地图仍将香山岛画在珠江口正中，也证明西方人所画不误”。

作者也分析了收录于1584年版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地球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的巴尔布达《中国新图》对本区域的绘法（图3），称此图“珠江口岛屿画得不如前述多拉杜的两幅准确，如蚊湾、连湾两岛被画得比香山岛还大，‘Macoa’标记南移，被放在珠江口东岸今深圳、香港的位置，距香山岛较远而与蚊湾山较近”，并认为巴尔布达未到过东方，是其“Macoa”注记位置欠准的原因。

郭文中重点介绍的那幅约绘于1560年的《从暹罗湾到日本的远东海图》（图4）上，作者指出在“珠江口东岸（今深圳一带）标有‘maco’字样”，“珠江口标有两个红色小岛和黄、红、蓝三个大岛，再往外面，是一片群岛。经与前面各图比较，珠江口的两个红色小岛应该就是缩小的香山岛和横琴岛。三个大岛中，黄岛应是三灶岛，红岛是连湾山，蓝岛是蚊湾山，各岛的色彩处理与前面各图相同”；又解释道，因此图“将珠江口画得较窄，‘maco’字样如标在珠江口，虽离香山岛较近，但容易与海岸线叠压，可能看不清楚，因此图中将‘maco’字样标在珠江口东岸空白地带，这样虽略为偏离香山岛，但文字不致被海岸线条压住。此种举措，在地图绘制技法中是常用的，并不表明绘图者认为‘maco’在珠江口东岸”。

郭声波、鲁延召之文与谭世宝类似，皆认为十六世纪葡人地图上绘出了“珠江口”（无论此河口呈现图1、图2、图3这样的海湾状，抑或图4这样的窄长状），而郭文认为图1、图2右上角的“Macao”注记指代湾中最北的大岛，且以之对应“香山岛”，似也受到谭世宝早期文章观点的启发。在此基础上，郭文进一步指认“珠江口”中的其他大岛为三灶岛、蚊湾山、连湾山。然而，后三座岛屿仅为偏居珠江口水域西南侧的蕞尔小岛，而明代中文舆图中展现的“香山岛”则占据当时香山县境的大部分，若依郭文所指，则图上三灶等岛同“香山岛”的相对比例同现实的差异过大，故此论难以信从。此外，若图1、图2上果真表现的是“珠江口”与“香山岛”，则此“香山岛”的位置如此深入湾中，且位于图上广东城（图1作camtão、图2作camtam）之东偏北，也颇不合情理。郭文对1560年图上湾口外岛屿的指认，则是前论的进一步推演；但是，以岛屿涂色作西文古地图细部考据线索的方法本就隐伏危险（因当时西文古地图涂色的随意性），且经作者指认，记在“珠江口东岸”的“Maco”指代的水中微小的“香山岛”同三灶等岛的相对比例，较诸现实，更是完全逆转。

3．金国平、吴志良的研究

金国平与吴志良合作的《1535年说的宏观考察》，梳理了《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交汇》图集中收录的十六世纪葡人沿海图，并将诸图图形、注记的变化同作者文中提出的葡人珠江口活动分期结合分析，认为“珠江口时期”（葡人初来至1522年西草湾之战）葡人的地理知识进展并未体现在地图上，至1535年的沿海图较准确地标示了屯门半岛及南头湾的轮廓，此后1537年图及1540年代沿海图基本沿袭。自1558年迭戈·奥门图（Diogo Homem）开始，绘制的出海口有大变化，呈现直锥形，作者指出，此后的沿海图不再表现珠江口，而是反映西江口的地形。从1563年拉扎罗·鲁伊兹（Lazaro Luiz）之图开始，海口中出现两个大岛，此后1570年代诸种多拉杜地图集上岛屿的绘制不断变化，至1576年图上共有6个大岛，“岛屿数量的增加说明了葡萄牙人对西江口地理的逐渐认识”，作者并对图上这些岛屿的所指作出推测，“这些岛屿是代表被西江水系切割的新会、三水、顺德、香山诸县”。至十七世纪开始，“在葡萄牙沿海图中，上述直锥形海口才逐渐变为梯形”，此时的图形，“已经是珠江口及西江口的总体标示”。作者对谭世宝将多拉杜系列海图上的湾口断为珠江口提出批驳，并作具体论证，指出因十六世纪中叶葡人主要在上川—浪白—澳门活动，业已放弃珠江口的航道，反映到地图上，则是重点描绘西江口，而非珠江口。作者将湾口左侧的“camam”注记读作“江门”，结合右侧的“llampacao”，可进一步确认葡人所绘为西江口。此外，还结合丰富的中外史料，论证经由西江口北上广州确为当时的主要航路。其实，在更早发表的《Macao、Macau诸名考异》一文里，金国平评论谭世宝文章时，已于注释中指出“应该确定的是图上所见港湾为西江还是珠江。若假设为西江，该二图所标示的macao的位置虽不准确，但无误”。

金国平、吴志良的研究为目前所见对十六世纪葡人沿海图上珠江口绘法最系统的梳理，文中提出的葡人描绘对象在珠江口、西江口间切换的论断非常重要，唯作者所据地图资料仍不完整，论述亦较简略，尚有较大补充、细化的空间。

另须注意的是，金国平对当时葡人所绘地图的性质作出区分，指出如多拉杜所绘的远东沿海图等诸图为“形势图，非准确的舆图”，并在注释中阐释道：“关于西江口较准确的舆图，可见里斯本国立图书馆藏第D90R图。其绘制日期应在1574年之前，理由是尚未出现关闸。而同一图书馆藏第D89R图（图37）（《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交汇》中第136页之图）则作于1574年之后，因为上面明确地标出了关闸的门楼及在其两侧横贯莲花茎的一堵围墙。在此图上，香山县为一四面环水的岛屿，上面的葡语名称作Amção，为粤语香山的对音。此二图为硏究浪白外海、澳门以及香港早期史极其重要的图籍资料”。金国平所述两图为较大比例尺的珠江口航海图，绘有细致的岛屿岸线，且有山岛、岩礁等地形的直观描绘，较诸“形势图”确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在航海活动的实际使用方面）。十六世纪葡人地图中，此类海图极其罕见，尤为珍贵。关于里斯本藏第D89R图的年代，《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交汇》记作约1600年。而第D90R图，目前公开出版物中仅见金国平在《西力东渐》附录二中披露的该图右半幅之影印件，不见包括澳门在内的珠江口西半部分；仅据右半幅而言，此图之轮廓、笔触等均与第D89R图高度相似，作成年代当较为接近，此二图的具体制作年代有待进一步确证。

4．澳门科技大学的研究

澳门科技大学自2013年起开展“全球地图中的澳门”项目，锐意搜寻散落世界各地之相关古地图。2014年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研讨会上，许平、杨迅凌、项方撰文介绍第一阶段地图搜集的成果，对16～19世纪涉及澳门的部分西文古地图进行时间顺序的梳理。研讨会后出版了精美的纪念图集，其中包含不少重要的西文古地图，且印制清晰，方便研究者使用。图集编者的逐幅说明文字中包含不少启发性的见解，如指出1565年小奥门沿海图上的“ma a”、1588年彼得里亚洲地图上的“matan”等前人忽略的地名可能同澳门有关。

二 早期西文古地图上的“珠江河口”绘法

在有幸见读澳门科技大学项目组搜集的西文古地图资料，并较全面地参考国内外当代学者发掘、出版的各种古地图图集，及较充分地检索、获取互联网上开放利用的古地图图像电子资源后，现已可整理出相对完整的关于“珠江河口”的西文古地图序列——之所以用“珠江河口”而非“珠江口”概括之，因当时制图者的绘制对象并不一定是完整的珠江口，也可能是西江口或伶仃洋等今日地理概念中“珠江口”之局部区域——并以图上河口的形状为主要线索作出分类与梳理。梳理过程中，也会对早期西文地图上很可能与澳门相关的诸地名注记展开讨论。

【A】绘制精细的“伶仃洋—狮子洋—珠江”湾口岸线

此类图示出现于1530年代中期以后，但其前身或可上溯至葡萄牙制图家老雷内尔（Pedro Reinel）与其子小雷内尔（Jorge Reinel）于1519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绘制的地球平面图。龚缨晏指出，图上“有一条大河从中国内陆流入南海，这条河流应是珠江。珠江口边画着一面葡萄牙旗帜；在南海，还画有一艘葡萄牙船只”，此图反映了葡萄牙人实地观察的成果，图上中国海岸线的最远处应是广东与福建交界的地方，粤东、闽南一带的新知识可能得自1518年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Jorge Mascarenhas）率领的几艘中国式帆船至漳州的航行。图上的珠江河口呈现河口湾状的展宽（图5），在珠江河口的西侧，另绘有一个小海湾，珠江河口一带有一些地名注记，限于目前所见图片的清晰度，暂无法识读。

1535年起，出现一系列如前引金国平所述“较准确地标示了屯门半岛及南头湾的轮廓”的葡萄牙沿海图。1535年之图未署名，图上珠江河口部分无其他地名，唯在湾顶处标注“rio de camm a chyna”，即“通往中国之江”；1537年葡萄牙制图家加斯帕尔·维尔加斯（Gaspar Viegas）制作了两幅大同小异的沿海图，展现马来半岛迤东的亚洲海岸，华南沿海的岸线走向同1535年图基本一致，但1537年的两图上均增添了密集的地名注记（两图注记相同），图上湾口顶端的注记改作“Rio de Camtã”，即“广东河”。谭广濂指出，湾口东南部的岸线即香港屯门一带，“绘图者将这部分的珠江口、大屿山、青山及九龙半岛连合起来，但外貌仍依稀可辨”，并注有“Ilha di Biniaga”，即“贸易岛”。谭广濂还认为图上“一支葡萄牙皇家旗帜插在这片半岛上，象征葡萄牙已经占据此地”，并指出图上湾口外左下方标作“Pulo Ruca”的岛屿为上川岛旁的一个航标性岛屿乌猪洲。

在湾口西侧不远处，绘有相连的几个浅凹海湾，其中最西一个旁边注曰“lapupa rãpom”。张增信认为此图上有“Labupa或Labups”，“隐有‘浪白’之谐音”。然“lapuá”为马来语“港湾、澳口”之意，此处“rãpom”其实更可与“浪白”对音，此注记很可能恰切对应“浪白澳”。金国平总结了中外学者对浪白澳范围的考证，认为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汉籍中广义的浪白可能包括从西江崖门至连湾、乃至文湾以南的水域”，葡籍中的“‘浪白岛’后称‘南水岛’”，“广义的‘浪白滘诸岛’是指葡人初抵时，其位于西江口的泊地，无论何岛均以浪白滘称之”。中、西文献中广义浪白澳的大致范围参见笔者绘制的明代中后期珠江口岸线示意草图（图7）。

在1537年图湾口左下方，可以读到“macom”的注记，且此注记书写之字迹与图上其他文字笔迹一致，应非后世添加。这一注记或可与“妈宫”或“妈港”对音，很可能正表示今日澳门所在的位置，而图上的湾口描绘的则正是“珠江口”东半部的“伶仃洋—狮子洋—珠江”岸线，细观其走向，与实际水道非常相似（参见图7）。此外，在图6“macom”注记的位置附近也插有一面旗帜，可堪注意。但应指出，在1537年维尔加斯的另一幅海图上，虽然注记一致，却仅有湾口右下方贸易岛处的一面旗帜。

这一绘制精细的表现“伶仃洋—狮子洋—珠江”的湾口图示于初现后的十余年间在一些西文地图上传承，如约成于1540年的葡文沿海图，作于1542年的法国Dieppe学派制图家罗兹（Jean Rotz）的两半球世界沿海图，作于1543年的Guillaume Brouscon（同属Dieppe学派的法国制图家）之世界沿海图，约成于1545年的葡文世界沿海图，作于1547年的巴拉德地图集（Atlas Vallard，亦属Dieppe学派作品）所收之沿海图，等等。此外，在生于热那亚、工作于威尼斯的意大利制图家阿格尼斯（Battista Agnese）制图工坊创作的诸版本地图集中，可见到有趣的现象，在诸版地图集（分别作于1540年、1544年、约1550年、1553年）的《亚非沿海图》上，珠江河口均呈本节叙述的A类状（但较粗略），而在同一图集的《太平洋沿岸图》上，则均呈下节分析的B类状，很可能在由师从阿格尼斯的另一位意大利制图家Francesco Ghisolfi约1553年制作的地图集内也是相同情况。上述诸图中，1540年、1545年的葡文沿海图，1542年的罗兹地图等三图尚未见读清晰图像，待查证，其余所见诸图均无“macom”注记。

【B】河流由两支汇合出口，呈V字形，较浅的开放湾口

此类图示的前身可追溯至1519年由葡萄牙人老奥门（Lopo Homem）、雷内尔父子编撰的《米勒地图集》中收录的一幅《东印度地图》。前人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图上写于一个文本框内的关于“中华岛屿”（实指东印度群岛）的注文上，而忽略了图幅上方在西南—东北走向的中国华南沿岸绘出的醒目河流图案（图8）。此大河分两支河道，在出口处汇合，图上中国沿海无任何注记，从方位看，大河应即珠江水系。

1525年起，长期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葡萄牙人迭戈·里贝罗（Diogo Ribeiro）陆续绘制了三幅世界地图。1525年的图上，珠江水系呈现两支大河流V字形交汇出口状；与上述1519年图类似，仅绘出两支大河的近口段部分，汇合后，外侧是一个向南开放的喇叭状浅湾。1527年里贝罗图的珠江河口较之旧作无甚改进。1529年图则面貌一新（图9）。龚缨晏指出，图上中国海岸线部分增加了许多地名，为制图者不断地留心新材料的成果。在澳门科技大学的帮助下，现可见读藏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此图羊皮纸原件之高清扫描图。从图像上看，绘者添绘了图上珠江水系两支大河的上游部分，在北方起伏的群山间发源、流淌，其流域规模不亚于图上位于西方的恒河水系。但相较于上述多半出自想象的山水添绘，更应注意的是图上的文字注记。本文关注的区域内，两支河流交汇处的东侧注有“cantam”，即广州城，此注记右下方的沿岸处，则可读到“matan”。原图此处字迹斑驳，但经澳门科技大学联络，请梵蒂冈方面使用红外技术辨识后，可确认这一识读的准确性。

1529年里贝罗图上，两支大河汇流处位于广州城西侧，则可判断它们分别为珠江水系中广州城上游的北江与西江河道，前述1519年《米勒地图集》之图亦可作如是观。船长欧维士（Jorge Álvares）1513年搭乘中国帆船首航广东后，葡人始终在外海岛屿间活动，可能迟至1517年，护送首任大使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的费尔南·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首次率领葡舰驶抵广州。大使等人于10月底入城，后下榻怀远驿，至此葡人对于广州上游的北、西江水系当有进一步了解。图上的北、西江交汇口以南，绘作喇叭状浅湾，浅湾内外有许多小岛，“matan”注记位于浅湾的东侧岸上，图上醒目的红色北回归线则横穿此注记。

珠江河口的B类图示流传不广。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有一幅1530年制作的无名氏世界沿海图。图幅左侧绘有珠江口一带岸线，绘法类似里贝罗之图，图上广州（cantan）用红色标出，但位置移至两支河道相交处北侧，在湾口东岸隐约可见“matan”注记（待进一步确认），位置也与里贝罗之图相仿。上节述及之意大利制图家阿格尼斯、Francesco Ghisolfi师徒在十六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诸本图集内的《太平洋沿岸图》上有所继承。图上的珠江河口虽笔触简略，但保留了两支汇流的主要特征（从全图布局观察，此系诸图与上述1530年无名氏之图相似度更高）。其中阿格尼斯1550年、1553年两版图集中的《太平洋沿岸图》上注记丰富，1550年图在河口东侧岸线上标有“matan”（图10），1553年图上则无此注记。

另可注意塞维利亚宇宙学家阿隆索·德·圣克鲁斯（Alonso de Santa Cruz）的《世界全部岛屿通用地图集》（Islario General de Todas las Islas del Mundo），此图集编制于1539～1560年，最终完成后献给菲利普二世（Philip II）。书中搜罗了欧洲航海者的各种最新发现，包括111幅地图及相应图说。其中的一幅沿海图包括中国南部海岸（图11），对珠江河口外部浅湾的绘法应即仿自里贝罗之图；但图幅北端截止于广州（cantan）北侧，故不见上游两支河道之形；较多注记与里贝罗图类似，其中即有“mantan”，注于里贝罗图“matan”相应位置。

【C】欧陆早期印本图上的变异图形I

“matan”的注记还出现在另一系列由欧陆本土制图家描绘的亚洲地图上。1554年，意大利学者赖麦锡（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的《航海和旅行记》（Della Navigationi et Viaggi）中附有三幅描绘亚、非两大洲的木板刻印地图，其“第三图”（Terza Tavola）涉及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中国部分绘出华南地区（图12）。赖麦锡的著作中汇集了包括马可·波罗、尼科洛·达·康提（Niccolò de' Conti）与麦哲伦在内的数百年间的旅行家记述，“第三图”之中国相关部分注记也同样杂糅西人新旧地理知识，既有马可·波罗笔下的刺桐（Zeiton）与蛮子（Mangi R.），也有葡萄牙航海者记录的广州（canton）、宁波（niampo）等地名，但“niampo”标在接近广州的华南沿海，谬以千里，作者显然不明其准确位置。此图方位上南下北，珠江标作广州河（Cantoan F.），河口段变宽，且伸展较长，广州城在其东侧，主干河流的东方另有一独流小河入海，“mantan”记在这一小河的河口西侧。

1559年意大利制图家伽斯塔尔第（Giacomo Gastaldi）在威尼斯制作了一幅亚洲地图（图13），此图亚洲东部海岸线大体呈西南—东北斜上。在图上表现中国地域的范围较赖麦锡之图更大，可注意图上同时存在以下区域性大地名：在北回归线附近记作“China Pro. ”（中国地区，应指闽粤一带）；其东北方向沿海依次记有“Cheqvan Regi. ”“Nanqvi Regi”“Xanton Regi”“Qvinci Regi”（浙江、南京、山东、京师王国，但没有福建）；内陆部分则有“Cataio Pro. ”（契丹地区）、“Mangi Pro. ”（蛮子地区，且方位标注在契丹的东北方）、“Cambalv Regi. ”（汗八里王国，汗八里即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元大都的称呼）。显然此图也是混合当时西方之“古、今”地理知识而成的。图上的珠江河口形状大体承袭赖麦锡之图，并增加了一些注记，宽阔的河口段沿岸有两个“广州”，“Guanzu”位于其顶端，“Cantõ”位于其东岸偏南。Cantõ东南方有“Nanto”（应即“南头”），湾口外有两个贸易岛（Beniaga）分踞左右，或可对应葡人文献上的大屿山、上川岛。而图上的“Matan”则稍作搬迁，绘在东侧独流小河口的东岸。

1570年奥特里乌斯在安特卫普制作了西方第一部世界地图集《地球大观》的首版，其中有一幅《亚洲新图》（Asiae Nova Descriptio，图14）。稍加对比可知，至少中国部分同伽斯塔尔第之图非常近似，图上的区域性大地名几乎一致（除了将汗八里正确地改作城市名），中国海岸线也总体呈现一路斜上的样式，水系虽有修订，但图上珠江河口的绘法相近而较简洁，注记少于上图，也同时存在“Guanzu”与“Canton”。“Matan”位置相同，贸易岛只有一个，在Matan所傍独流小河的口外。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有一幅奥特里乌斯制作于1567年的大型单幅亚洲地图（图15, 107×299厘米），此图图形、地名注记几乎与1570年《地球大观》之图一致，应即后者之直接蓝本。珠江河口部分唯一区别是此单幅亚洲图在河口西侧绘出一簇小岛，旁有拉丁文注记“此湾产珍珠”（Hic sinus margaritas producit），这或许同中文“珠江”之名有关，这一绘制细节与注记在伽斯塔尔第图上均可找到（注记为意大利文），但在开本大缩的《地球大观》图上被省略。

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不断再版，但《亚洲新图》基本保持原貌，图上的珠江河口形状及“Matan”等注记也被一再刻印。更因奥特里乌斯图集在当时欧洲的崇高地位，其他欧洲制图家纷纷仿制此图，如Tommaso Porcacchi于1572年在威尼斯制作的亚洲图，Ortelius Bertelli Camozio约1585年制作的亚洲地图，收入1588年版Sebastian Münster之《宇宙志》（Cosmographia Universalis）的彼得里亚洲地图，意大利人Arnoldo di Arnoldi约1600年在锡耶纳出版的亚洲图等，均将《亚洲新图》的珠江河口图示及“Matan”注记依样绘出。

总之，本类图示由欧陆本土制图家绘出，最先由赖麦锡在十六世纪中叶创制，其上“Canton”“Matan”等地名信息应得自远东的葡萄牙人，但珠江河口的绘法又同目前所见葡人海图迥然不同，很可能大半出自制图家本人的想象。此图式经伽斯塔尔第、奥特里乌斯及其追随者的转承，以刻印（木板、铜板印刷）方式广为传播（与早期葡人沿海图之羊皮纸手绘方式对应），影响力持续半个世纪之久。

【D】欧陆早期印本图上的变异图形II

在1570年奥特里乌斯《地球大观》初版中，另有一幅东亚及东南亚地图（图16）。此图之中国海岸轮廓与上述《亚洲新图》迥异，出现明显转折，华南岸线同样向东北方向斜伸，至中段标有“Liampo”处最为突出，在图上北纬30°左右，更北之岸线复又内收。图上的珠江河口主体部分也同C类图示有异，广州（Cantan）位于河流东侧（此河为图上远东最大河流，源头处标注“Ganges fl. ”，中游标注“Cantan fl. ”），其下游则大为展宽，类似一宽阔的海湾状，湾中有多个洲岛，其中间一岛颇巨，湾口外注有贸易岛字样，应指图上外缘的一个小岛。此图上“Matan”注记却同《亚洲新图》类似，位于大河口东面一条独流小河口东侧，此小河口西侧，另有一城名曰“Ermema”，为《亚洲新图》所无。《地球大观》之东亚及东南亚地图依据1569年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之大幅世界地图的相关部分制成，墨卡托之图目前可见读较清晰的黑白图片。

此类图示在墨卡托家族所制地图、奥特里乌斯《地球大观》此后的版本中延续，且多为他图借鉴。1575年Sebastian Münster之椭圆形世界图上有类似的湾口，但注记较少，无“Matan”。1578年Daniel Cellarius之亚洲图的珠江河口部分与墨卡托图一致，且注有“Matan”。1581年André Thevet之法文亚洲图图形类似，无“Matan”，另在大河流边标注“广东河：古称恒河”。1587年西班牙王室制图家马丁内斯（Joan Martines en Messina）之东亚图装饰绚丽，但图形显然仿自奥特里乌斯图集之图，中游也有“恒河”的相关标注，湾口东侧独流小河口相应位置标有“ramatan”，应是“matan”或“mantan”的讹变。1587年墨卡托父子所作地图集之两半球世界图上图形类似，在湾口注明“Ganges nunc Cantan flu.（恒河，现称广东河）”，但无“Matan”（可能因此图比例尺较小）。1595年小墨卡托（Rumold Mecartor）之亚洲图上（图17），同样注明“Cantan fl.olim Ganges（广东河旧称恒河）”，与前述1569年大地图上的标注一致，也绘出东侧独流小河，并标注“Matan”。

此类图示由墨卡托最先创制，其性质与C类相似，珠江河口一带的一些地名得自远东，但河口形状也应多半出自想象。

【E】长锥形河口

将珠江河口绘作逐渐展宽之长锥形的图示最早见于热那亚官方制图师维斯康蒂·德·马约洛（Vesconte de Maiollo）1527年绘制的意大利文世界地图（图18），图上“Tera de Cina”（中国之地）内唯一大河流应即珠江，其河口段较长，缓缓展宽，口内有多个红色小岛。

约作于1545～1548年的未署名葡萄牙制平面世界图上（图19），中国南方的巨大河口呈长锥形，河口边标注“cidade de cãtão”（广州城）字样，口外有众多大小岛屿，其中之一标作“贸易岛”。河口东岸近口处有“Maʒo”，当即“Mago”。考虑此名的对音汉字，似可有二解。一种可能性是，此音与“妈谷”的闽语、吴语及日语读音同。据大量收录明治以前日语史料的百科全书《古事类苑》“亚马港”条下摘录《增译异言》所引《亚马港纪略》，及《外蕃通书》引《支那纪行》载，“往昔此地有神名亚妈，能保护船舶，此地船舶凑会，要津也，支那人呼曰‘俄于’（原注：港也）。因并其神名呼‘亚妈港’，世人促曰‘妈港’或‘妈谷’焉。”所谓“促曰”就是读快了，可能读作“妈谷”。图上用拉丁字母拼写的“Mago”可能也恰记下了这种“促读”。还有一种可能是，“Mago”是“妈阁”的对音，妈阁是供奉妈祖的庙宇。从上述对音的证据，有较充分理由可将“Mago”视作今澳门所在之地的注记。再细看中村拓书中的此图影印件，虽较模糊，但在河口西侧可见类似“rapom”字样，如前文所述，应即浪白澳。若上述判断不误，则依据相对方位，图上河口当即西江南向诸口之一的磨刀门水道（参见图7）。

约作于1565年的Sabastião Lopes地图集所收之远东沿海图上也绘有巨大的长锥形河口，河口尖端上方绘有广州城的夸张图示，楼宇密集，显示此城之大，口外有密集小岛，但目前仅见模糊图像，难以进一步分析。约作于1583年的Sabastião Lopes地图集所收之世界图上也有类似直锥形河口，河口内似有大岛，此图也未见清晰本，待查。另有一幅1590年Bartolomeu Lasso所作南亚及东亚沿海图，亦未见清晰本，但图形及部分可辨注记均与图19近似，此图河口东岸也有一四字母地名，待查。

【F】略倾斜的锥形河口，相邻的西侧小海湾

葡萄牙制图家洛波·奥门（Lopo Homem）于1554年制成世界图（图20），图上的珠江河口也呈锥形，但较短小，且略呈东北—西南向倾斜，河口内外绘有众多点状小岛，口外诸岛集聚成向南突出的三角形，有注记“贸易诸岛”。河口一带未标注广州城，但河口西侧中段注有“malo”。锥形河口湾西侧，紧邻一个明显的小海湾，湾中也有众小岛的图示，此湾的左上方注记似为“labuparanpom”，当对应浪白澳。这一情况可同前述A类图示形成鲜明对照。A类图上河口湾（对应“珠江口”东半）与西面注有浪白澳的小湾间尚隔一段距离，而F类图示则紧邻浪白澳，可知两类图示展现的并非同一水道。

1558年，洛波之子迭戈·奥门的亚洲图之江口图示与其父大体一致，但删去了“malo”注记，在河口左侧记上“广州城”（Cidada de Cãtã）。1559年André Homem在安特卫普制作的世界图上岸线轮廓相同，但图片模糊，图上注记待查。郭声波重点讨论的1560年《从暹罗湾到日本的远东海图》上（图4），河口微弯，但也属本类图示，“Maco”紧贴河口东侧近口处，河口西侧的小湾边也有浪白澳字样，此“Maco”或即“妈阁”之对音。

约1560年，葡萄牙人Bartolomeu Velho制作亚洲南部沿海图（图21），锥形河口略短，此图注记同诸位Homem之图有较多差别，注出珠江之名“R: Coamsim”（广州河），在西侧湾口外记有“S:Choan”，可能为“I: S. Choan”的误写，应指上川岛（这是所见西图上首次出现），最值得注意的是河口东侧的两个地名，“Cidade de Cantam”（广州城），及右边的“I:da Matam”，前一注记可能并不表示广州城处在河口处，而指入此河口可以驶抵广州（此图所有地名均紧贴海岸书写），则位在河口处的应是后一注记所指代的“Matam岛”，从拼写看，此地名很可能同前述的“Matan”有关。Bartolomeu Velho在1561年另绘世界平面图（图22），全图由四个分幅构成，图上的远东部分，目前仅见不甚清晰的图像，二战前在欧洲亲见此图的日本学者中村拓在《锁国前南蛮人制作的日本地图》第一卷中曾列表录下此图远东部分所有地名，表中列出“cidade de cantão”“I: braco”“I: da uiniagua”“S: choaõ”等可在图21中找到的地名，表中无图21上的“I: da Matam”，却列有“amacao”，不知制图家是否正着意将“amacao”标注在旧图“Matam岛”的相应位置上？果若如此，即可十分明确二者间，乃至“amacao”之“新式”地名同“Matan”之旧地名间的对等关系。唯望早日见读此1561年图之清晰版。

1561年，迭戈·奥门（图23）作一沿海图，河口东侧近口处注有“Mala”。1565年，又作一色彩缤纷的精美沿海图（图24），注记基本与前图相同，但由于北回归线的遮盖，河口东侧只能读到“Ma a”，此处应即“Mala”无疑。

此类图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十六世纪后期。1573年葡萄牙人Domingos Teixeira的世界沿海图上图形相仿，所见图片不够清晰，在河口东侧似有“Maco”注记，待确认。此后，其他欧洲国家的制图者也频频效仿，1580年左右，西班牙人Juan Riezo alias Oliva之东亚地图、奥利维斯（Bartolmé de Olives di Maiorca）之东亚图（图25）同样秉持这一绘法，但图上注记不同，如图25上在河口左右均标注“Laborat”字样，其义或许也同马来语“lapuá”有关，东侧还有一“amalo”注记，或可将之连读作“amalo港口”。此外还有奥利维斯作于1580年后的航海图集，西班牙人马丁内斯约作于1582年的亚洲图，出生于希腊、后赴威尼斯的Antonio Millo约作于1582年的东北亚沿海图、东南亚沿海图，及1586年制作的亚洲图，图上珠江河口形状均属此类。

总之，此类珠江河口图示上，西侧邻近的小海湾可定位为浪白澳一带，因此图上锥形河口可大致对应于西江的磨刀门水道（参见图7），同上述E类河口所指相仿。此类诸图，除1554年洛波·奥门图上的“Malo”标在河口西侧这一特例外（甚至这一特例或许也可用河口东侧空间过小而将标注移置来解释，参见下文），曾有“Maco”“I: da Matam”“Mala”“amalo”等注记先后出现在河口东侧的位置，很可能同样指向今澳门所在之地。若能核实中村拓所记1561年之Bartolomeu Velho图上“amacao”的拼写不误，且同样位于上述注记所在位置，则可进一步证成此论。

【G】内包诸岛的长海湾

1563年，葡萄牙制图家鲁伊兹绘制的东亚沿海图上（图26），珠江河口的图示出现较大转变。前述E、F类锥形河口图示上，河口内岛屿一般较少，且多绘作点状小岛；鲁伊兹此图河口形态虽较类似前作，但口中出现两个长条状大岛。同F类图示相比，河口西侧的小湾不再突出显示，且河口东侧有“Lampacao”即“浪白澳”的新拼写法（此拼写法在之后的西文地图上成为主流），而未见类似前述图中出现可能同澳门相关的地名。根据浪白澳的方位，推测鲁伊兹此图可能意在表现浪白澳西侧的西江之崖门或虎跳门水道（参见图7）。

1560年代末起，出生于果阿、母亲可能是当地妇女的土生葡人费尔南·瓦斯·多拉杜编制的一系列地图集中，出现了关于珠江河口的全新图示，并在西文制图界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已见读多拉杜多部地图集中的远东沿海图，除前文述及的1568年版（图27）、1570年版（图1）、1571年版（图2）外，葡萄牙国家图书馆网站公布一部《多拉杜地图集》，称之为1576年版，其中所收远东沿海图与中村拓所录1568年版完全一致，但图幅较小。葡萄牙国家图书馆此图在《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文化交汇》图集上也记作1576年，1568、1576两图的定年及其相互关系似有待进一步查证。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有多拉杜1580年地图集，配以金饰，最为精美，但线条、图案则反较旧作简洁（图29），另有中村拓记作约成于1573年的一幅（图28），但多拉杜此年似未制作图集，此图应为其1575年所制图集所收，有待查证。

多拉杜之图应同鲁伊兹之图有一定继承关系。两图的湾口形状虽有差别，但均在湾中绘出面积较大的岛屿；另有一细节特征极似，鲁伊兹之图河口外沿之东侧绘有一段斜下的笔直岸线，多拉杜之图完全因袭。鲁伊兹之图将“Lampacao”（浪白澳）记在湾口东南侧，多拉杜之图相同（1568年、1576年图作“Lampaquao”，其余诸图均作“Lampacao”）。比对多拉杜诸图湾口图示，除湾口处左右相对的一组岛屿外（很可能即承自鲁伊兹图上大岛），所绘内部洲岛前后变幻纷纭（因当时葡人对本地复杂的洲岛、水道形势尚难充分了解之故），所以，前人研究所谓岸上地名同湾中具体岛屿的对应关系实则无从谈起。

多拉杜诸图的地名标注基本一致，图上的湾口西侧有两个注记，偏南者为金国平准确译出的“江门”（Camão），偏北者则为广州（Camtão），图上源远流长的珠江主流注入下方湾口顶端，湾顶位于广州注记的东北侧，与现实不符，相较前述B类图示则为退步。目前未见关于多拉杜曾亲履中国的史料，其人制图应是参考前人旧作[鲁伊兹图上的广州城（Camtão）位置类似，鲁伊兹本人可能又受F类图示的标注影响，F类图示多将“广东河”标在锥形河道左侧，鲁伊兹误以为广州城在此]，并结合来自中国的报告而成（如添加“江门”注记），注记位置偏差在所难免。

多拉杜之图确为前人所指出的首次标出了“Macao”，关于图上“Macao”的标注位置或可作如下解：多拉杜承袭鲁伊兹的作法，将浪白澳标在湾口东侧近口处，又因当时葡人纪程类文字、报告中，多描述Lampacao较Macao位置偏外，故将后者的位置标在较前者更靠内的湾口沿岸，从而置于图上的湾口右上方处。

多拉杜诸图影响巨大，为16～17世纪之交许多重要西文地图传承。如1584年版奥特里乌斯《地球大观》所收第一幅西文单幅中国地图——巴尔布达《中国新图》（图3）即采此类珠江河口图示，从湾口总体形状、广州（Quantão）的位置、湾口的那组相对岛屿等特征即可看出；但也有所改动，“Macoa”（澳门）注记移至湾口东侧下方，更符合澳门濒临外洋的实际位置，然这一改动也可能因为图上未标出浪白澳，而恰给“Macoa”腾出了下移的空间。1596出版之荷兰人林斯霍顿（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之《旅程》中所附由Cornelis Claesz所绘之东亚及东南亚地图上（图30，此图方位上东下西），珠江河口也属此类图示，但更接近多拉杜的沿海图，而非巴尔布达之中国图。图上误将代表广州城的城市符号绘在湾口那组相对岛屿中的左面一个之上，表明作者对本地了解有限。湾口东侧则有两座城池符号，分别标作“Macao”与“Lampacao”，与多拉杜之图类似，但“Macao”位置下移许多。

荷兰制图名家普兰修（Petrus Plancius）制于1600年的东亚地图上，华南沿海部分肖似林斯霍顿书中之图，图上“Macao”注记位置相同，因Cornelis Claesz恰为普兰修的主要合作者。十七世纪初，接受墨卡托父子（Gerhardus Mecator与Rumold Mecator）之地图集版权转让的荷兰制图家洪第乌斯父子（Jodocus Hondius Sr., Jodocus Hondius Jr., Henricus Hondius）开始不断出版地图集，其图集中所绘中国图像可称作洪第乌斯模式（Hondius model）。1606年洪第乌斯地图集中的中国图上（图31），总体绘法与普兰修之图颇近，珠江河口的图示仍同巴尔布达《中国新图》以来诸图类似，但更略简，“Canton”与“Macao”分居湾口两侧。此后所见1607年版洪第乌斯亚洲地图、1610年版洪第乌斯亚洲地图、1613年版洪第乌斯中国地图，乃至收入1630年版洪第乌斯图集的印度及以东地区图上亦均未更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所见少数十六世纪末地图上，尽管珠江河口绘作类似图示，但图上注记位置却发生显著挪移。如马丁内斯在1591年绘制的一幅东亚地图上（图32），尽管珠江河口也呈长海湾状，但图上的广州（Cantan）标在湾顶珠江正流东侧的正确位置上，且湾口西侧出现“Maca”，应即澳门异写，而浪白澳更在“Maca”之西。安特卫普制图家Cornelis de Jode制于1593年之中国图总体上模仿巴尔布达图，珠江河口图示亦相仿（图33），但湾口岸线及湾内洲岛的描绘细腻许多，应是参照过其他材料；图上Macao与Cantaon的位置均同巴尔布达图无异，但Lãpacao则改注于湾口西侧。根据马丁内斯图上的地名标注，所绘湾口相当于“珠江口”东半部的“伶仃洋—狮子洋—珠江”之岸线，同前述A类图示所指相同。而Cornelis de Jode似也意识到多拉杜、巴尔布达等图同珠江河口实际情形并不吻合，故将浪白澳的位置改动，但Macao却留在原地。

若对比多拉杜之后的长海湾状图示与E、F两类更接近河流状的锥形河口图示（包括鲁伊兹之图），两者形态相去悬殊。基于此点，甚至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未到过中国的多拉杜从前方亲历者口中了解到珠江河口水域其实非常宽阔（多拉杜开始制图时上距葡人最终定居澳门已有十余年），故将图形改作海湾状（但总体仍偏长）；但与此同时，他又继承了E、F两类诸图及鲁伊兹的作法，将“Macao”与“Lampacao”标在了湾口右侧，换句话说，图上的岸线轮廓与地名注记有可能为两套不同地理知识的叠加。

十六世纪末，还有个别沿海图并不遵照多拉杜一系的流行绘法，而将珠江河口绘作展宽的三角形，地名标注则各异。如所见约制于1598年的未署名东亚沿海图，湾口西侧标注“Marcom”与“Lampargao”。英国地理学家Richard Hakluky在1598～1600年出版的世界沿海图上，则将“Macao”标在湾口东侧，未记浪白澳。

约绘于1590年后的葡萄牙制远东沿海图上（图34），图形更接近鲁伊兹之图，展宽的河口更近长锥形，近口处有一对长条形大岛，外接一浅而宽的海湾；但此图注记不同于鲁伊兹之图，广州（cantam）、澳门（macam）、浪白澳（lanpacam）由近及远地标注在长锥形河口西侧，与马丁内斯的标注大致相当。普兰修制于1594年的《香料群岛地图》上，图幅左上角涉及中国南部沿海（图35），图示也近似鲁伊兹之图。此图注记亦特殊，在长锥形河口东侧，标有广州府（Cancheu fu），东南方宽浅海湾东缘，标有“Maco”，更东侧另有“Macao oli Vera Cruz”（澳门又叫真正的十字）注记（此据《天朝大国的景象》一书的中译），但无浪白澳，此图应是综合各种材料而成。然而，如前文所述，数年之后，普兰修又转而依从与林斯霍顿书中之图类似的更流行图示。

关于普兰修图上“Vera Cruz”的注记，应承自部分早期葡人沿海图，所见可识读的清晰图像中，前述E类中1545～1548年之图在“Mago”注记东侧即有“aberacruz”（图19），F类中1554年洛波·奥门图上锥形河口右下角也有“beracruz”（图20，但因空间狭小，“cruz”写到河道左上方，颇疑图上“malo”的注记原本也应写于河口右下角，就像E类图示中其他诸图上“ma-”开头注记那样，但同样因空间不足而移至河道左侧），1560年图上“maco”东侧紧邻处也有“averacruz”（图4），1565年迭戈·奥门图上“ma a”东侧则为“veracruz”（图24），此注记是否可看作早期地图上“Ma-”字头地名的别称？抑或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这一标注同澳门半岛南侧的中文水域地名“十字门”有关？将来研究中可进一步深究。

【H】宽阔的海湾，包括完整珠江口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1588年11月21日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致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Claudio Acquaviva）档案中附有一幅未署名的中国区地图。徐光台新近撰文认为此图应是档案所属日期前在东亚手绘而成，出于范礼安的指示，此图并非由罗明坚制作，利玛窦则很可能对此图有较多贡献。香港科技大学藏有一幅极类似之图，整理者系于1590年（图36），可能为罗马藏图之衍生品或复制品。徐光台还指出此图展现的内容当有多重来源，一部分来自当时的西文世界地图或东亚地图（如台湾形状、大陆东南沿海岸线、日本及东南亚的图形等），一部分来自中文舆图（如长城、黄河、沙漠等），一部分得自入华西人的经纬度实测，另一部分出自耶稣会独特成果（如图上的肇庆会所）。就图上珠江河口区域的绘制看，同当时的中文舆图（详见下节）与西文地图（详见前述诸节）均有较大差异，应是由熟悉本地的人士根据亲身见闻得出的图形（且将珠江河口区域着重展现，占去图上广东省的三分之一面积）。图上可清晰地见到珠江水系的几大支流，广州城（Quancheu fu）西侧的水道应是北江，肇庆（Seuchin）之南则是西江主道，方位准确。图上所绘宽阔湾口应是包括西江诸口、狮子洋—伶仃洋在内的完整珠江口水域，湾口外侧特别标出沙勿略等耶稣会先辈一度驻足的上川岛（Sanchoão），湾中绘制众多岛状图案，应是对当时香山、顺德、新会等县山屿、沙岛形势的一种抽象性描画，澳门并未被标示出来。1588年耶稣会之图在欧洲有一定流传，最直接者为大英博物馆所藏一幅手绘中国及周边图，是在1609年专为英国公使Charles Cornwallis绘制的，将原图右侧一个图框内介绍中国地理概况的拉丁文字也节译作英文，制成于马德里，内容完全基于1588年之图，但明显简略许多，与珠江口的绘法类同。

回到上节所引西班牙制图家马丁内斯之东亚地图（图32），此图与1588年耶稣会之图在中国与朝鲜岸线的方位及轮廓、长城、黄河源、内陆湖泊（如洞庭、鄱阳二湖）等要素的绘制上颇多形似，省名的拼写方式也大致相仿（而与巴尔布达《中国新图》的拼写体系则差别很大，但马丁内斯之图遗漏福建等几省），可初步确认马丁内斯绘制中国部分时曾着重参考过耶稣会之图（但同时也结合了许多当时西方地图的旧绘法）。前述马丁内斯之图更正了多拉杜一系地图之标注，将“Macao”与“Lampacao”改标在湾口西侧，似也有可能受到耶稣会图绘出完整珠江口之启发，但其改动并不尽善，因为他的图示上无法包纳澳门、浪白澳西侧西江诸口水域。马丁内斯是菲利普二世的王室制图家，罗明坚在返回欧洲后，曾前往西班牙觐见菲利普二世，马丁内斯可能正是借此机会参考了耶稣会之图。此外，联想到前述1609年于马德里摹绘的英文图，则在罗明坚逗留马德里期间，1588年耶稣会之图很可能已在当地制成至少一份复制品。

顺便指出，普兰修也借鉴了1588年耶稣会之图，他于1594年绘制的两半球世界图上，中国部分的轮廓就显然得自耶稣会之图，前引1594年制《香料群岛地图》（图35）绘出的中国一角上，广西（QVAN SII）、云南（HIUNAN）的拼写，此段海岸线及广东省的大致轮廓均显然得自耶稣会之图，但珠江口的绘法则如前文所述，更接近鲁伊兹。

除1588年耶稣会中国区地图外，把珠江口完整绘出的新作法还有另一个知识来源：十六世纪晚期实际航海者手绘的大比例尺海道图，目前可见者即金国平介绍的里斯本国家图书馆藏D89R、D90R两图，两图的绘制年代待进一步考证（参见学术回顾部分），在D89R图上（图37），图幅上方总体呈弧形的岸线即完整珠江河口湾的外沿，东侧高耸的象形山峰或即可作航海标识的大屿山，湾中有一四面环水的大岛，金国平指出上面的葡语名称作“Amção”，为粤语“香山”的对音，此大岛右下方向下伸出一小半岛，上有注记，约为“Macao”，可知制作此图的航海者已将包括澳门在内的香山县主体部分看作湾口内的一个大岛，并准确地绘出了澳门与香山县间的位置关系。“香山岛”的南侧与西南侧另绘诸多岛屿，并有部分注记，表现西江口外一带诸岛，甚为详细。

金国平、吴志良指出，“从17世纪开始”，在葡萄牙沿海图中“直锥形海口才逐渐变为梯形”，“这已经是珠江口及西江口的总体标示”，并在注释中列出作者视为证据的几幅西文地图，分别是《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文化交汇》（以下简称《交汇》）第103页下图（作于1615～1622年的收入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图集中的东亚图），第104页三图（收入João Teixeira Albernaz I制于1628年之地图集中的东南亚沿海图、东亚沿海图及同氏1630年图集中的亚洲地图），第105页三图（收入Albernaz I之约1640年、1643年、1649年三部图集中的东亚地图），第106页图（插入约1640年的一部关于东印度要塞、城镇、乡村的书籍的未署名葡人沿海图）及第108页图（António Sanches于1640年所作亚洲沿海图）。

此处尚须对此问题稍加补充与辨析。第103页之图较为简略，但图上“Macao”位于湾口西面，此湾口可能是“伶仃洋—狮子洋”，而非完整珠江口。《交汇》缩印的阿尔贝纳（João Teixeira Albernaz I）诸图过于模糊，字迹难辨。其中1630年之图可见于《驶向东方：全球地图中的澳门2014年纪念册》（图38），1643年之图可见于香港科技大学特藏（图39），两图图形相近，共同的特点是在湾口中部有一较大岛屿，略呈右侧向下弯折状（另，西面两个岛屿合成感叹号形状），此岛或许就是图上香山与澳门所在的位置，前图“Macao”字样记在湾口右下侧、后图记在上方，似均指示澳门位于此岛上。此二图所绘应均已是总体的珠江口，但更早些的1628年之图总体图形与1630年之图有异，所绘是否珠江口尚需将来根据清晰图片作进一步判断。《交汇》第106页之葡人沿海图上（图40），湾中所绘主要岛屿同阿尔贝纳之图类似，但中央弯折之岛形态更为显著，此图图片不甚清晰，似无澳门相关地名，待查证。《交汇》第108页之图也确系绘制珠江口，但图片不清，待查。

除了《交汇》图集外，另可见到十七世纪上半叶其他一些地图对珠江口的描绘。如一幅制于1630年的葡文沿海图上（图41），湾口中央绘有一个蓝色大岛，从形状看，即上述阿尔贝纳诸图中的弯折状大岛（此类图示实又可以上溯至图37之航海草图），“Macão”标在湾口上方，应指澳门位于此蓝色大岛上。

尽管十六世纪晚期西人对珠江河口认识的变化已展现在耶稣会中国区地图与D89R、D90R航海图等少数地图上，但迟至十七世纪初，在欧陆印本地图中，上节所述G类图示因墨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的畅销而传承，甚至仍居主导地位。所见十七世纪最早绘出完整珠江口的西文地图应是荷兰制图家威廉·布劳（Willem Janszoon Blaeu）于1618年制作之亚洲新图（图42），图上珠江口呈开放的海湾状，广州误绘在岛上，湾口右侧下方仍有一座城市标作“Lampaca”，或均为林斯霍顿图上绘法的延续；但是，海湾内偏东南处有一座小岛，岛上有城市符号，图上写于湾口右上方的“Macao”注记即对应这座岛上的城市名，这是同G类及之前的图示最显著的不同。另可注意，威廉·布劳此图在图框上沿有9座亚洲城市的鸟瞰图，其中之一便是澳门图。英国人John Speed在1627年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世界地图集中收录一幅中国地图（图43），珠江口部分与威廉·布劳之图基本相同，且在“Macao”注记后画一短线，指向南方标有城市符号的小岛，更清晰地传达制图者之意。此图图框上沿有澳门、京师（Quinzay）两座城市的鸟瞰图，澳门之图也与威廉·布劳图上近似。

在同洪第乌斯家族之地图集的竞争中，威廉·布劳至少在关于珠江口的绘制上胜出，1631年版小洪第乌斯（Henricus Hondius）的亚洲图上，完全采取布劳之图的样式，Macao已改绘至岛上。但布劳家族并未原地踏步，1635年威廉·布劳图集中的一幅亚洲沿海图上（图44），在湾口正中标出一个斜置的大岛，岛中间绘有城市符号，岛边水中注上“Macao”之名，此为所见西文印本地图中首次将澳门相关地名标写在湾中岛旁者。而形似阿尔贝纳图上（图38、图39）左侧呈感叹号形的岛屿组合则画得较大，并紧贴湾口左壁。此后布劳图集上的中国地图也采取同样的珠江口图示。

布劳图集1635年的新图示对以后许多西文地图都产生影响。原籍英国，后至意大利的Robert Dudley于1646年制作的《中国南海及中国南部地图》所绘珠江口即大体类似，澳门城注记（C. di Macao）写在海湾北侧。约1680年之F. de Wit之东印度沿海图、1680年Johannes van Keulen之亚非沿海图、1696年Caroli Allard之亚洲沿海图（图45）均属此类图示的延续，Caroli图上Macao城所在之岛进一步膨大，独尊于珠江口内。在清初法国传教士进呈清廷的1698年法文版亚洲地图上亦相似。此图示的影响一直持续至18世纪初，如1700年莫尔捷（Pieter Mortier）之东亚与东南亚图、1702年W. Mount与T. Page之亚洲东部沿海图等均属此类。

【I】中国舆图影响下的浅海湾模式

17世纪西文地图中另有一类珠江河口图示，呈现特殊的浅海湾模式，这是吸收当时中文舆图图示的结果。明代中文舆图所绘的珠江口区域往往难以见到明显的海湾图形，如最著名的罗洪先《广舆图》中，在《舆地总图》（图46）与《广东舆图》（图47）上所见均为内凹不甚明显的较平滑岸线，《广东舆图》上，广州城离海不甚远，珠江口左右岸的县份（新会、顺德、东莞）则被依次标注在广州两侧岸上，新会一侧岸线略斜，东莞一侧也略南偏，稍呈一浅海湾模样。唯独香山县注记标在广州以南的海水波纹中，同虎头、大溪、厓山等山岛地名麇集。再观明代其他中文舆图，诸方志舆图中，如年代最早的《永乐大典》所收之《广州府境之图》《广州府香山县之图》等，以及现存的嘉靖之后诸版香山县志、广东省志舆图，均将香山县主体地域绘作海中一大岛，而将广州城绘作离海不远，广州城左右岸线曲折并不显著，著名全国总图如《大明混一图》《杨子器跋舆地图》《古今形胜之图》等，专题地图如《筹海图编》之《沿海沙山图》、《全海图注》之《广东沿海图》等亦莫不如是。

1625年，英国人帕恰斯（Samuel Purchas）出版的旅行书《帕恰斯的巡礼者》中，收录一幅地图（图48），此图图首冠有“皇明一统舆图备览”之名，应是同名中国原版地图的翻刻（帕恰斯称原图是由在日本平户开设英国洋行的某人得之于爪哇），西方制图者又在原图上增添了经纬度的背景（但应未改动原图，经纬度可说只是一种符合西人习惯的装饰）。英文图上保留了原图的水道与城址符号，但地名注记一般仅标出省名及少数城市名，珠江口部分，广州城（Canton）南侧的岸线平直，呈极浅海湾状，海中另有一城市符号，上注“Amacao”。帕恰斯书中之图三年后由版画家Theodor de Bry重刻并着色，附于另一部旅行记中。

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返欧后于十七世纪初年绘制的《中国地图集》（Atlante della Cina）稿本藏于罗马国家档案馆，二十世纪末被整理公布，汪前进以稿本中夹有一幅中国原刻版书本式单页地图《辽东边图》为线索，经严密推理，指出罗氏地图集主要是根据《大明一统文物诸司衙门官制》（以下简称《官制》）一书所编绘。《官制》所收地图基本摹绘自《广舆图》。罗明坚图集中有五幅内容各异的广东省草稿、半成品图（如图49至图53），诸图繁简不一，本文所关心的区域内，最大差别是对珠江口内外洲岛的描绘，但诸图中广州府大陆岸线则很类似，与罗明坚所据中文原本的浅海湾模式相符，大异于同时代其他西文地图对珠江口的描绘。

对五幅草图作精细对比的系统研究有待将来，仅据目前的初步观察，可见五幅图上均在湾中绘有香山县（Shian scian），而澳门则出现在图50、图51、图52三幅中，T.5海南岛图（图50）向东绘至珠江口，对湾中洲岛作细致描绘，其居中的一个大岛，上绘城市符号，注为香山，下方伸出一个小半岛，亦绘城市，注为“Maccao”，整个大岛的形状同前述D89R图颇类似，似也参考了当时航海者的草图，T.11、T.13图（图51、图52）上亦均为大岛+半岛的形状，上注香山，下注“Maccau”、“Macoa”或“Macao”。

罗明坚在沿用中文舆图大陆岸线的同时，通过在浅湾中绘出许多洲岛，并在其上注出相应地名的方式，将西方人对珠江口的地理知识融合到《官制》的“底图”中去。如罗明坚T.5图（图50）中，将《官制》原图绘在岸上的东莞、顺德两县注在岛屿上，T.11图（图51）中顺德亦在岛屿上，T.13图（图52）中东莞绘在岛上、顺德绘于岸上，但海中另有一被涂抹的岛屿画痕，原注有“顺德”，此外在广州城南注出“南海”（《官制》原图与《广舆图》一样，略去所有附郭县），但在注有东莞的大岛上又另标一“南海”。罗明坚对珠江口地理形势的明确文字描写可见T.10图“位于广州（Quamceu）[或称广州（Cantone）]江口之岛屿”一节，称“广州城这条大江口之岛屿星罗棋布……这一群岛有大岛三。其中之一称作香山。该名来自一宏伟、广袤之地区……如地图所示，岛之南端，葡萄牙人的城市与其一茎相连。其名为‘天主名之港’或‘亚马港’……另外尚有一岛屿，当地居民称之为东莞。它位于广东江口之东南方向……岛屿肥沃至极，行事便捷，邻近广州城。第三个岛屿就位于广州城对面。为一宏伟城池，名顺德。河流纵横交错，沼泽繁多……此地田野肥沃，物产丰饶”。从诸图稿上对洲岛形状及分布、城址定点莫衷一是的情形可以看出，罗明坚在将中、西方关于珠江口的地理知识进行调和时，遭遇很大的困惑，且未能及时圆满解决。

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同样在返欧后绘制过中国地图集，王永杰对卜弥格图集的诸版本有系统讨论，汪前进指出卜弥格图集完成时间在1652年6月至1656年3月3日，梵蒂冈图书馆藏有卜弥格制作的18幅地图，王永杰介绍过其中《广东省图》（图54）与《海南图》（图55）上珠江口与澳门的绘法，指出《广东省图》上绘有一大岛，标有香山、hiam xan及澳门、Aú Muên、Macao等中文注记与拉丁拼写，说明卜弥格清楚地知道澳门与香山之间的关系，《海南图》上则仅标澳门、Macao，王永杰认为此处“澳门”为图上岛屿名，因“澳门所在的香山实际上是个半岛”，图上绘作岛屿是错误的，且澳门的面积被严重夸大。此论不确，《海南图》上“澳门”标于岛南伸出的小半岛上，实指此处的葡人居地，而非整个岛屿之名，所绘岛屿为香山县域，面积恰当，当时中西舆图均多有将香山绘作岛屿者，卜弥格的绘法符合当时的流行知识。王永杰另指出两图湾口东侧另有一大岛，《海南图》上标作“东广”“东海”，《广东省图》标作“东莞”“南海”，当以后者为准。图上除两大岛外，还绘有众多小岛，陆地轮廓绘作浅海湾状，广州城邻近海边，应是仿自卜弥格所据中文舆图的模样，但与《广舆图》上将东莞记在岸上的作法相比，卜弥格将东莞同“南海”归并，绘作一大岛，似同罗明坚图稿T.13的作法一致，二者间的关系似可进一步探讨。

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卜弥格之中国总图（图上有“中国图”与“中国总舆地图”两个标题）上，陆地岸线类似《广东省图》，呈浅海湾状，香山及澳门所在岛屿形状类似，但没有地名标注，东侧一大岛上则标作“东广”，类似《海南图》。卜弥格之总图另有Szczes′niak文章中讨论过的一个藏于英国菲利普斯艺术馆的版本，文字注记明显多于梵蒂冈图书馆之图，但文中所附照片不甚清晰；王永杰文中另有法国人纪尧姆·桑松（Guillame Sason）1670年改绘本的图片，这两幅改绘之图上的珠江湾口较梵蒂冈原图更深凹一些。其中小桑松的改绘本重新布设了经纬网体系，中国的图形较原图稍有纵向拉伸，珠江湾口变深或与此有关，待进一步仔细探讨。

纪尧姆之父尼古拉·桑松（Nicolas Sanson）1652年制作的一幅中国地图上（图56），广州南侧的珠江口几乎不呈现海湾状，海中有一城市符号，注明“Amacao”，此图示与前述帕恰斯之中国地图非常类似（特别是珠江水系的总体形状），实则桑松此图便由帕恰斯之图改绘而成。17世纪下半叶老桑松的侄子、法国人杜瓦尔（Pierre Duval）所作诸图继承了老桑松1652年的绘法，呈现浅海湾状的珠江口，Amacao所在岛屿悬居海外，如1672年制中国图（图57）、1676年制亚洲图、1686年制亚洲简图。

老桑松在1656年制作另一幅中国地图，图形大为改观（图58），图上种种特征表明，此图应是根据罗明坚手稿图集的分省图拼合而成的。前文已述，罗明坚图稿上广东部分有各种不同“草案”，桑松对其进行综合之后，图上的珠江口仍呈浅海湾状，但东翼岸线有一明显下伸，湾中部有一小岛，绘有城市符号，标作“Macao”，其上方另有一横向大岛，或可对应罗明坚图稿上的香山所在岛屿，但未标名。东部另有一岛，上有“Dunquan”（东莞）城注记，此外还有诸多岛屿。

在两部传教士著作中，也可见到类似的浅海湾模式，一是卫匡国（Martino Martini）《鞑靼战纪》书中插图（图59），此书出版于1654年，早于《中国新图志》一年出版，书中插图应同样是卫匡国所作，但较诸《中国新图志》则大为简化，图上并未突出珠江湾口，甚至几乎绘作一直线，Macao所在岛屿则孤悬海中。另一是曾德昭（Alvarez Semedo）的名著《大中国志》1655年英文版中的黑白插图（图60），此图显系依据帕恰斯之原图改绘而成，地图上主要的改动是删去了原图密布的各级城市符号，添绘一些山脉，并增加一些城市名注记。珠江口一带呈平浅弧线。南方海中绘有一个竖直长岛，上有城市符号，注“Macao”，与帕恰斯原图仅有城址符号不同，绘法反而颇似《鞑靼战纪》之图，注记亦同。

【J】卫匡国地图一系的珠江口

耶稣会士卫匡国之《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之于西方制图学的意义及影响力已无须赘言，故须将之单列为一类。因有幸于2015年7月底在澳门科技大学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地图文献珍藏展上见读卫匡国批注的梵蒂冈藏《广舆记》之部分精细复制图像，可知卫匡国绘制《中国新图志》地图的蓝本确系明万历刻本《广舆记》，将其人对《广舆记》的亲笔批注及《中国新图志》的成图及书中所附经纬度表格作对比研究后，可大致复原其制图过程，笔者以广东图的绘制为例另文研究，此处仅略作叙述，以免重复。

卫匡国图集之《中华帝国新图》（图61）与《广东省图》（图62）上，珠江口岸线、洲岛的轮廓基本相仿，前者绘图简略、注记较少，一般只注府级政区（但特别注出澳门，拼作Macao），后者注记、水系、岸线、地形等皆具体、细致得多。《广东省图》上，右岸新安县（singan）一带被绘在十分凸出的西向半岛尖端（这是由于卫匡国在制图之最初步骤时对《广舆记》原图失载的新安县定位失准的缘故），导致珠江口被分成上下两部分，略呈一“烧瓶”状，上部广州城南呈一小湾状，经过中间颈部水域，下方是一宽阔的大湾，湾中岛屿众多，“Macao”与“Hiangxan”（香山）分别标在大湾偏东部南北分离的两个不大的岛屿上，大湾西部一个岛屿上则标注“I. Yaimuen”，应即“崖门岛”，此外别无岛屿注名。卫匡国图上广州、香山、澳门的相对位置应基于实测数据，比较精准，但珠江湾口的总体图示其实很不确切，新安县并不在图上这一位置，澳门与香山分别画在两个小岛上更是错得离谱，若剔除新安“半岛”的影响，卫匡国之珠江口轮廓、图上澳门的方位与最早出现在前述H类中威廉·布劳于1618年制作的亚洲新图上的图示最为接近（图42）。

《中国新图志》很快成为琼·布劳（Joan Blaeu，威廉·布劳之子）《新地图集》中的第六卷，在此图集1662年增补本中则为第十卷，在接下来的八十年中起到用标准化的视角绘制中国地图的领军作用。许多西文地图仿照卫匡国的图示，如J. van Loon于1657年制作的中国新图，1669年英国制图家Richard Blome的中国地图，Giacomo Cantelli于1682年制作的中国地图等（图63）均与之非常相似，但后者将Macao所在岛屿突出，可能受前述H类中类似作法的影响。1695年意大利制图家Vincenzo Coronelli绘制的中国地图、福建广东合图（图64），非常忠实地继承了卫匡国的图示。在福建广东合图上，同样摹写了澳门与香山分居两个小岛的错误；此图另有一个创制，将珠江口水域命名为“Golfo di Macao”即“澳门湾”。卫匡国图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前期，如1717年Guglielmo Sansone、1737年Matthaei Seutteri之中国地图等，均为卫匡国的模式。

1705年法国人Guillaume de Lisle制作的亚洲东部图上（图65），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此图珠江口图形上更接近前述H类，但也吸取了卫匡国图上河流、地名的信息，湾中大岛被绘成方形，西北角标注“Hiansan”（香山），大岛南侧伸出小半岛，上注“Macao”，清楚地区分澳门半岛同香山县的关系，为重要进步。另，此图“Macao”下方另注“aux Portug”，指明为葡人居地。但可能因卫匡国图示的影响太大，1720年的一幅更简略的英文亚洲东部图上（图66），湾口轮廓类似，同样注明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却又再于澳门所在岛屿以北添绘另一个大小相仿之岛，或即回到了卫匡国澳门、香山两岛并立的模式。

【K】康熙年间实测图后的基本准确形状

1708～1717年，传教士及中国助手进行分头测量，由杜德美（Petrus Jartoux）在北京汇总后，《皇舆全览图》终于在1718年告成并进呈御览，制成1718年木刻本（图67）、1719年铜刻本与1721年木刻本三个最初的版本。1735年杜赫德（Du Halde）《中华帝国全志》的法文本出版，书中包含四十余幅法国宫廷制图家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 Anville）制作的地图及城市图，其中内地直省部分基本依据《皇舆全览图》。中国分省图之一的《广东全图》（图68）上精细地描绘了珠江口由山岛、沙洲、河海共同组成的复杂地形，所绘地物方位大体确切。图上珠江湾口中西部大部分已由大小陆块占据，陆块间水域不甚宽阔，反映此时西江三角洲在自然淤积及人工干预下已有充分发展，其中偏南一大陆块之南部尖端的半岛上，注出“Macao”，此大陆块北侧一较小陆块上则注有城市符号，注出香山县（Hiang Chan hien），香山县城以南为丘陵地，实际并无一条东西贯通的水道，这是《皇舆全览图》上原有的错误，杜赫德承袭之。

唐维尔之图较诸卫匡国等人的旧图示，准确度有天壤之别。杜赫德著作出版后，被大量翻刻乃至盗印，很快取得了权威地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文地图上的珠江口陆域图示也基本为唐维尔之图的衍生品（水道部分则因西方航海者的不断测量而愈益精确）。

三 关于地名拼写与图形绘制的讨论

笔者尽可能搜集16～18世纪西文古地图关于珠江河口绘法的材料进行比对研究，因西文古地图数量庞大且藏地分散，毕竟难以尽览，且所见之图像有部分不甚清晰，亟待日后进一步查访。现仅据上文的归纳提出一些想法。讨论之前，先将上文主要内容进行归纳（表1）。

讨论一：西文地图上可能与澳门相关的早期地名拼写

关于地图资料所见可能与澳门相关的早期地名拼写，可提出三个问题。

1．从上述最早期地图（16世纪）看来，标志为“Amacao”的地名几乎没有（除1561年Velho之图上可能出现过），而标志为“Ma-”开头的省略型地名则在地图上普遍存在。这就使人疑惑，从文字文献研究所得到的“由Amacao简化至Macao”的这个结论是否还有详细检讨的必要？

2．目前学界认为最早出现确指今澳门地区的地图是1560年未署名的《从暹罗湾到日本的远东海图》上标记的“Maco”。但本文从葡萄牙人正式入居年份之前的地图中找出1537年图上的“Macom”，1545～1548年图上的“Mago”，均较“Maco”更早，且从标注位置及对音的证据看，有较充分理由认为它们指代今澳门之地。至于最早出现的地名标识“Matan”，从标注位置及诸图地名间的转承关系看也很可能与澳门有关，但暂时不能在对音上作出确切解读，因此进一步的探索仍有必要。

3．地名来源问题。事实上，中国沿海地区带“妈”或“马”字的地名十分普遍，尤其是小地名多不胜数，其来源就是妈祖信仰里头的女神妈祖称谓的各种变形。妈祖在其原生地莆田被称为“娘妈”，在闽南则被称为“妈祖婆”。浙江、福建及广东沿海地方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娘妈宫或妈祖宫。这些庙宇的名字常演变为小地名。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澎湖岛上的“娘妈宫”，后来简称为“妈宫”，日本侵占台湾后将其改名为“马公”，一直使用至今。其他由妈祖信仰产生的小地名星罗棋布地分布于浙、闽、粤沿海，或为岛礁名，或为山丘名、海湾名、海港名，不一而足。古时，许多地方的“妈”字就常为“马”字所替代，如嘉靖四十一年成书的《筹海图编》中，在《浙江沿海沙山图》上的霩衢所附近就可看到有“马婆隘”之小地名（“妈祖婆”可简称为“妈婆”）。

因妈祖相关地名通常为沿海小地名，史志中偶有记载，但全面搜罗有待将来，此处先依据20世纪晚期基于地名普查编撰的地名志、航海图等资料制成当代福建、广东二省妈祖相关地名图（图69、图70），以展示此类小地名数量之多、地名变体之丰富。

葡萄牙人在濠镜澳一带活动之时，当地因妈祖庙的存在，可能已产生一系列相关小地名，不同葡人将之分别记录下来并传递至制图家笔下，故各种“Ma-”字头地名呈现在最早期西文地图中，且有不同样式的拼写。依据目前收集的史料，应该说从总体上考虑，图上以“Ma-”开头的、位于珠江河口的地名，如上所述“Macom”（可对音“妈宫”或“妈港”）、“Mago”（某种“促读”或对音“妈阁”）、“Maco”（可对音“妈阁”）、“Macao”（可对音“妈港”或“妈宫”，“a”上方脱去鼻音符）、“Matan”、“Mala”、“Malo”（对音待考）等诸种拼写形式，都很可能与今澳门之地相关。当然，本文为依据有限史料作出的推论，若能在十六世纪中前期葡文或其他欧洲文字之文献、档案中觅得上述地名的踪影，则还可继续对它们作进一步逐一细究。

讨论二：西文地图上珠江河口的绘法及相关地名的标注位置

综观上述地图序列，早期西文地图上表示的珠江河口在绘图对象方面并不统一，因此，本文讨论的澳门（Macao）注记与很可能同澳门有关的“Ma-”“Ama-”字头注记也相应地出现在图上湾口两侧或湾中的不同位置。

A类图示出现于1535年，图上绘出的河口湾应指珠江口东半部的“伶仃洋—狮子洋—珠江”区域，很可能保留了1522年西草湾战败前十年间葡人长期居留珠江口东南角时积累的知识，1537年图上湾口左下角记有“Macom”。多数作于1540～1560年代的E、F两类长锥形河口，大致可表示西江之磨刀门水道，“Mago”“Maco”“I: da Matam”“Mala”“amalo”等注记主要出现在河口右下角。作为G类图示前身的鲁伊兹之图，似表示浪白澳西侧的西江之崖门或虎跳门水道，156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多拉杜一系图示中的长海湾上，“Macao”大多出现在湾口东侧，此类图示表现对象有两种可能：可能的确表现西江水道，也可能绘图者笔下的海湾轮廓是意图表现整个珠江口，但地名注记的位置仍沿袭旧图示，为两套知识的叠加，此时“Macao”的拼写已占大多数，基本定型。H、J类图示明确表现整个珠江口，“Macao”的城市符号绘在湾中的岛屿上，但岛屿大小各不相同。I类图示较为特殊，受到中国舆图影响，将珠江河口绘作一个浅海湾，澳门则悬于海中，有“Macao”“Amacao”等拼写。K类则为康熙年间实测成果，西文地图上的珠江口终于有了大体准确的形象。

绝大部分最早期葡人沿海图上之所以会单独绘制西江水道，与葡人当时在珠江口的主要活动区域及路线有关。尽管西草湾战后，官方明令禁止佛郎机赴粤贸易，但葡人却仍常混入东南亚商人中进至广东诸澳；嘉靖十四年（1535），黄庆请示获准移电白之舶口于濠境，香山一带南洋贸易更盛，至1554年之后葡萄牙商人大量抵达浪白澳，经数年交涉，终于1557年获准在澳门盖屋居住。葡人入居澳门之前，是由西江水道北上广州的，即便入居之后，西江水道仍被经常使用，金国平、吴志良举出大量史料分析此点，无须重复。由于西江水道的重要性，且伶仃洋—狮子洋的东侧水道一度被葡人放弃，葡文沿海图上只绘出西江水道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不能将“西方近代-实地观测-客观准确”的刻板标签加在早期葡萄牙人身上，况且当时一些著名制图家很可能并未亲履中国，乃据有限的知识绘成地图。

由此再观B类图示，1529年里贝罗将“Matan”注记添加到广州右下方的湾口东侧，推测此“Matan”有可能与后来同样位于E、F两类图上河口东侧的“Mago”“Maco”等注记有一样的所指：今澳门所在地，而Matan西侧也即西江口水域。至于C、D两类在欧陆印本地图上流传的变异图示，由于制图者距离绘制对象过于遥远，恐怕包含太多想象成分，其所绘“Matan”的方位并不具有参考性。

如果本文关于“Matan”“Macom”“Mago”“Maco”等注记与后来确立的“Macao”相同，均指今天澳门之地的推论成立，则早期西文地图（A、B、E、F、G类）往往将这些注记标在各图的湾口岸线之上，说明在制图者的知识中，这些注记所指的是一个陆地地名，而非岛屿地名。关于约1560年Velho图上出现的“I: da Matam”注记，似乎也可借用金国平曾提出的当时欧人文献中常用“岛屿”称呼澳门一类半岛地形的说法加以解释，此注记可能并不能说明当时葡人已认为澳门位于岛上。西人后来确又改将“Macao”标注在湾中的岛屿上，可是，这种认识的改变在地图上则较晚展现，虽然16世纪晚期之葡人航海草图、1588年返欧的罗明坚手稿图集上已将香山县绘作岛屿、澳门标于其南端的半岛上，但目前所见最早在西文印本地图上出现将“Macao”城址标注在岛屿上的情况则需待至1618年。

明代中文舆图上认为广州以南不远便是海，而香山县主体则是海中的一个大岛，西文地图中的I类图示便受到中国本土观念的影响，但此类地图较少。更为常见的H、J两类图示将之改绘为岛则应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描绘对象变为整个珠江口，香山与澳门自然位于湾口中间；二是可能迟至十六世纪后期，在澳门定居有年的葡萄牙人才逐渐了解到澳门所在香山县四面环水的总体地理情况，表现到地图上则更晚。在此之前数十年间，葡人由澳门西侧的崖门、虎跳门或磨刀门水道乘舟北行时，由于诸水道入口较窄，且两岸沿途（特别是最初数十里）均为丘陵、山地地形，因此容易造成正在河流中行驶的感觉，“河流”岸边当是陆地，而非岛屿（参见图7）。实际上，即使在欧陆印本地图纷纷将Macao标注在岛屿上的1640年代，在一幅由熟悉本地的葡人雅氏域度（Jorge Pinto de Azevedo）绘制的珠江口地区图上却仍透露出葡人将香山县域认作陆地而非岛屿的旧知识（图71，图右上角为广州城，下部笔者添加箭头所指处为澳门半岛）。

本文撰写过程中，在资料采集方面承澳门科技大学戴龙基教授、杨迅凌先生大力帮助，多次慷慨向笔者提供项目组辛苦搜得的西文古地图资料，特此致以由衷感谢！

Changes of Spelling of“Macao”and Its Location in Early European Maps

Zhou Zhenhe and Lin Hong

Abstract: Soon after the first Portuguese sailing to the coast of Guangdong, Zhujiang Estuary can be seen on the western maps and be further studied among academia. The shape of the estuary changed frequently, affected b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selection of main sailing route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n the map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many toponyms with the prefix of“Ma-”appeared, which may probably refer to the place of Macao, and the forms of which may origin from the local toponyms related to the faith of Mazu（妈祖），and the toponyms“Macao”was gradually stereotyped during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On the map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e toponyms probably related to Macao were marked on different places, formerly on the coastline, later on an island.

Keywords: Early European maps, Macao, the spelling of toponyms, the shape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