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服务业集聚相关理论及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

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由“工业经济”主导向“服务经济”主导转变的新阶段，服务业发展水平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2012年我国《现代服务业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各地区要以当地示范性服务基地为载体，在生产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等领域形成一批现代服务业产业基地，推进现代服务业聚集发展。这表明加快服务业集聚发展步伐已成为对外开放新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战略部署。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12个省、市、自治区的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与发达国家及我国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偏低，产业比较优势不足，服务业区位布局不合理，缺乏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业集聚区。这些不足之处，制约着整个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章从服务业集聚的相关理论与我国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两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梳理服务业集聚相关理论，包括服务业及服务业集聚的概念，服务业集聚的机制、模式及影响因素，以从理论上全面认识服务业集聚，为后续章节奠定研究基础；其次，详细介绍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方法，并选择适用的方法测度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通过与东中部地区的比较分析，明确目前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发展短板，并把握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节 服务业集聚相关理论

一 服务业及服务业集聚的概念

（一）服务业

一般认为，服务业是生产或提供各种服务的经济部门（或各类企业）的集合，包括除农业、工业、建筑业之外的其他所有产业部门。长期以来，我国同时使用“第三产业”和“服务业”两个概念，其内涵大致相同。目前，国内外关于服务业的分类标准较多，其中，按照服务业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按照是否贯穿于制造业产业链的角度，可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非生产性服务业（或生活性服务业）等。由于后一分类标准更能反映服务业自身性质及其与国民经济的关联性，因而学术界多采用这一分类标准。具体来讲，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企业、政府和机构对生产者（不是最终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和劳动的服务业（Greenfield,1966）；非生产性服务业是为消费者提供具有无形性、可变性、生产消费同时性、社会福利性等特征的最终服务产品的行业。

（二）服务业集聚

服务业集聚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内容，为厘清服务业集聚的概念，首先需要对产业集聚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1890）首次提出了产业集聚的概念，他认为一些性质相似的企业或关联的上下游企业在特定地区集中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会提高机构、专门人才和中间产品的使用效率，产生外部规模经济，因此，企业为了追求外部经济而向某一特定地区集聚的过程即为产业集聚。之后，韦伯（1909）从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指出，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分工和基础设施共享会使其在选址过程中趋于集聚。类似地，Krugman（1991）认为产业集聚是企业为追求外部经济产生的，是同一类型或者不同类型的关联产业向一定地区的集中与聚合。而Porter（1998）则认为，竞争导致了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因此产业集聚是一种独立的、非正式联系的企业及相关机构形成的具有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此后，国内外大量学者对产业集聚展开了深入研究，虽然在其定义上有所不同，但综合来看，他们都指出了产业集聚的共同之处，即产业集聚是相互关联的各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合，它可以产生集聚经济效益。因此，借鉴产业集聚的相关概念，本书将服务业集聚定义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一群相互联系（竞争或协作）的服务型企业及其相关联的其他机构为了获得持续发展优势，不断地进行空间上的集中和聚合的动态过程。当服务业集聚演化到呈现出高度的地理集中状态时，便形成了服务业集聚区，也即服务业集群。

二 服务业集聚的机制

服务业集聚的机制包括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内生机制是指服务业企业因集群内部的要素吸引而在一定空间上集聚的动力机制。它源自企业间的知识、信息和技术共享，根本动力是服务业企业的生存压力和集聚的利益诱导。外生机制是从外到内推动企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的动力机制，它源自区域内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国家政策导向。

（一）内生机制

内生机制主要体现为互补共生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学习扩散效应和创新加速效应。首先，当单一类型的服务业无法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时，就要求规模不同、职能不同的各类企业相互补充、共同生存，在空间上形成集聚，以企业集群的形态为本地市场提供完备的服务，并由此产生互补共生效应。Bathelt（2002）针对这种内生机制指出，尽管种类繁多的服务业企业通过合作促进了产业集聚纵向维度增长，但这种机制容易忽略集群与其他区域市场和客户的联系，即集群横向联系受限，从而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潜力。其次，集聚企业的知识和成果共享可以增加企业间的学习与交流机会，提高知识的传播效率，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可以降低企业间知识转移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由于集聚区内的企业大部分具有相似的产业结构特点和知识水平，与从外部搜寻知识和信息相比，它们更易在区域内部找到所需要的资源，节约时间与成本。不仅如此，与单个企业独自学习和发展相比，集聚企业的共同学习具有极大的优势，即存在学习扩散效应。集群内部的企业通过相互模仿、取长补短，在区域内形成相互关联的关系网，加快信息的扩散速度，促进不同背景的企业实现资源互补、协同进步。此外，各企业之间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进行商品、劳动力和信息等贸易性或非贸易性的交流、互动和交易，互相学习、密切合作，对于区域内服务业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具有快速推动作用，产生创新加速效应。集群内不断产生的创新成果引起社会收益的变化，创新者与竞争者为了争取新的比较优势，将在该领域产生创新竞争，由此带来新一轮创新投资（杨武、王玲，2005）。在这种循环推进的过程中，集群内部的活力与竞争力得到极大提高，并将对外部企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二）外生机制

外生机制主要体现为外部经济效应、吸聚效应和政策引导效应。马歇尔（1890）最初从地方性工业的原始形态、起源和优势来源中归纳出产业集聚的三个重要形成原因，即中间产品、技术外溢和劳动力市场共享。一般来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中间投入品的效益得以提高，劳动力市场供应更加充足，信息交换更加频繁，并催生出技术扩散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产生外部经济，企业为追求外部经济而趋于集聚，因此，外部经济效应是促进服务业企业集聚的重要动力机制。另外，与其他区域相比，集聚区内拥有更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且商务交易更加便捷，从而形成人口众多、需求旺盛、人均消费能力强等独特的区位优势，服务企业向该区域集聚可以减少顾客的搜寻成本、基础设施的分摊成本和市场竞争压力。因此，这种区位优势会通过供需关系、市场竞争和交易成本等因素产生吸聚效应，吸引服务企业向该区域集聚。此外，政府政策也会对服务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形成政策引导效应。政府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引导服务业集聚：第一，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等促进某一特定区域形成区位优势，并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催生出新兴服务业集聚区；第二，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完善已有集聚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功能，提升服务业园区的配套设施水平，吸引企业向区内集聚；第三，通过组织国际性的研讨会或技术交流会，构建信息交流平台等措施提高集聚区内的服务企业与外部市场的对接程度，促进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与壮大。

三 服务业集聚的模式

关于服务业集聚的模式，国内外学者基于各自视角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标准，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例如，曾国宁（2006）认为服务业主要有四种集聚模式，分别为轮轴式集群模式、马歇尔的新产业区模式、政府主导型集群模式和卫星平台式集群模式；路红艳（2008）提出了服务业集聚的虚拟集群模式和生态群落集群发展模式；高运胜（2008）则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视角出发，系统地分析了内生型集聚发展模式、嵌入型集聚发展模式和外生型集聚发展模式，这三种模式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概括性，能够基本涵盖服务业集聚的所有模式，并清晰反映其形成的动力机制。本书借鉴这一分类标准，对现有服务业集聚模式进行分析和总结（如表2-1所示）。

（一）内生型服务业集聚模式

内生型服务业集聚模式的形成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即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旺盛的市场需求及政府的因势利导。首先，地区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如历史文化、人力资源及研发能力等是主导因素；其次，周边地区旺盛的市场需求对内生型服务业集聚模式的形成具有一定辅助作用，在此基础上，本地企业借助区域独特的产业专业化条件和政府的因势利导进行自发创新，便形成了内生型服务业集聚模式。可见，该模式的发展动力具有内生性，主要依靠本地力量形成辐射式发展，具有较强的活力。内生型服务业集聚模式以英国的伦敦金融服务业集聚区为代表。伦敦具有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人口众多、市场需求空间广阔，且在政府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形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欧洲美元市场、保险市场和外汇市场。除了金融业，内生型服务业集聚模式还常见于动漫业、设计业等以人力资源为主的服务业或集聚于商业中心区的批发零售业，以及依托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起来的旅游业。

（二）嵌入型服务业集聚模式

“嵌入”主要是指在区域一定的产业基础之上，政府所进行的市场嵌入、外资企业或龙头企业的网络嵌入和城市之间的地域嵌入。嵌入型服务业集聚模式要求当地拥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并能获得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政府的市场嵌入，即政府专业人才引进和多项政策支持；第二，龙头企业或外资企业的网络嵌入，包括这些企业的研发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第三，城市之间的地理嵌入，即多个城市间的网络状发展。这种服务业集聚模式主要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多见于专业技术服务业等有一定产业基础的现代服务业中（王先庆、武亮，2011），并且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例如，日本东京在中央商务区（CBD）基础上形成的金融业和物流业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和网络化的结构特征。政府能够在强劲的市场需求基础之上，顺应产业发展的需要，积极利用政府服务和行政职能，发挥出服务业集聚所带来的辐射带动效应和服务创新功能。

（三）外生型服务业集聚模式

外生型服务业集聚是指政府基于某一特定地区优越的区位条件，如丰富的土地资源、优惠的投资政策或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及管理技术等，来规划和推动服务业集聚园区在该区域的形成与发展。与内生型和嵌入型服务业集聚相比，外生型服务业集聚更加注重区位条件，并强调政策的导向作用。在这种集聚模式中，政府是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动力。政府根据具体情况，设置集聚区的进入壁垒，形成制度性红利，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则主动向特定活动范围移动、聚集。该集聚模式多见于具备良好区位条件的特色服务业园区，如物流园区、创意产业园区和综合外包服务园区等，典型代表是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园的形成与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班加罗尔在印度政府的带动下开始建设软件园，为支持软件园的发展，印度政府在税收、财政、贷款以及进出口方面都给予了特殊的政策优惠，如今，班加罗尔软件园已成为印度软件业蓬勃发展的典范。

四 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服务业集聚归根结底是多个企业的趋利行为，多数服务业企业的趋利行为便形成了整个服务业的行为。服务业集聚的产生是因为企业既追求收益剩余，也追求成本剩余（余懿，2012），结合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行为理论，本书认为，影响服务业集聚的因素可分为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成本因素，即通过对企业的成本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进而影响服务业集聚的各种因素。收益因素，即通过对企业的收益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进而影响服务业集聚的各种因素。

（一）成本因素

服务业进入集聚区后所面临的成本主要是指搜寻和获取企业经营所需的各种资源产生的相关费用，而能够对这些成本造成影响的因素大致分为制度环境、资源集中度以及配套设施水平。

首先是制度环境，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区域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政府在金融、税收和产业发展方面制定的优惠政策，能够降低服务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促进服务业企业向集聚区聚拢；另一方面，优越的制度环境能够促进区域的市场竞争和专业化分工，降低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减少企业搜寻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的成本，从而促进服务业向该区域集聚。对此，波特（2005）指出，政府在促进产业集聚的作用方面，应该做的是给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即政府政策法规的落实和完善、办公效率的提高和对市场行为的有力监管等。

其次是资源集中度，资源与服务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直接相关。服务业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资金、土地、信息和技术等，这些资源越集中，企业搜寻资源的成本就越低。一般而言，集聚区是人力资源、资金、信息技术等资源的蓄水池，相比于集聚区外部而言，区域内部的企业搜寻和获取相关资源的成本较低，因此，区域外部的服务业企业会在这一影响下向集聚区迁移。陈建军等（2009）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即低成本的要素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最后是配套设施水平，包括运输系统、信息网络建设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水平等。配套基础设施具有公共资源的性质，故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能让当地企业享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降低企业获取资源的成本。比如，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可以大大降低企业运输、仓储和其他的相关运输成本；完备的网络设施建设可以提高信息化水平，大幅降低服务业企业搜寻信息和获取技术的成本；完善的公共服务机制和配套的政策体系等“软件”配套设施则能改善周围居民对服务行业的认识，降低企业的宣传成本等。这些生产成本的降低，将会吸引大量服务业企业向特定区域迁移和集聚，提高服务业集聚水平。

（二）收益因素

与成本因素相对，城镇化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和相关产业发展水平构成了影响服务业集聚的收益因素。

第一是城镇化水平。Alonso（1964）从城市规模的角度阐述了最优城市规模理论，认为其与集聚经济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高鸿鹰等（2007）也指出由于不同的集聚效应指数对应不同等级的城市，因此并非城市规模越大就越能促进产业集聚，城市规模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一个城市最优规模问题。也就是说，在未达到城市最优规模之前，人口集中所带来的大量市场需求可提高服务业收益，推动区域服务业集聚。

第二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作为影响需求弹性的重要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将导致人们对高收入弹性服务产品需求的扩大，并通过提升产品价格实现服务业集聚收益水平和规模的提高。这是因为，相对于工业产品而言，服务业产品因其自身消费与生产同时同地的特性，导致跨区域消费难以实现，有效需求的扩大更依赖本地市场。因此，收入水平越高的区域，对服务消费的有效需求越高，越能支撑服务企业的集聚发展（陈凯等，2012）。

第三是产业结构。不同产业结构下，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生产率会有所不同，其产出提高速度和需求拓展潜力也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高级化能够提高服务业各部门边际生产率，从而引发需求结构及相应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变动，提高服务业集聚收益，增强其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耦合作用（李文秀，2011）。

第四是相关产业发展水平。同一区域上下游产业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消费者通过购买“一揽子”服务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集聚，扩大消费需求，提升服务业集聚收益。同时，产业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也有利于生产效率和产业间生产要素流动效率的提高，增加产业间的相互需求和企业收益，进而吸引更多服务业企业集聚。比如，工业是服务业产出的中间需求部门，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Cohen、Zysman,1987），与服务业关系密切（李文秀等，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