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财税制度变化的方向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财税制度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有的诸侯国财税制度的变革，范围较广，也触及奴隶社会的根本制度，如战国时秦国财税制度变革，但也有的诸侯国财税制度的变革，范围较小，程度较浅，如春秋时齐国的财税制度变革等。尽管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财税制度变化的方向还是一致的。

一 “籍田以力”向“履亩而税”发展

西周时期，田赋与军赋的课征都是以井田制为基础的。进入春秋以后，井田制逐渐瓦解，土地私有制度开始形成。为适应经济领域的新变化，各诸侯国的赋税制度开始由“籍田以力”向“履亩而税”发展。

从田赋制度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可以视为由“籍田以力”向“履亩而税”发展的转折点。据《左传》宣公十五年载：“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籍。”意思是说，按西周的传统“籍法”来衡量，鲁国按亩征税的制度是不合乎西周礼法的。这也反映了“初税亩”与传统田赋制度的根本不同。后来，统治者发现按亩征收田赋，既省力、省事，又能增加赋税收入，还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各诸侯国纷纷采用按亩征税的制度。因此，“初税亩”在我国古代田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从军赋制度看，公元前548年，楚国率先登记田土，依照亩数征赋。公元前538年，郑国改革军赋制度，实行“作丘赋”，即以丘为单位按田亩征收军赋。此项改革增强了郑国的军事力量，也提高了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公元前483年鲁国的“用田赋”，就是按田亩数征收军赋，具体做法是废除以丘为单位的军赋，改为按田亩多少征收军赋，以适应井田制瓦解以后所出现的土地占有数量不等的新情况。这期间各诸侯国都实行了按亩数征收军赋的制度。

二 单一税制向多元税制转化

春秋战国时期，“工商食官”制度瓦解，私营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快速发展，民间富商日益增多。例如，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弃官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时有许多商人财力能够与诸侯分庭抗礼。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各诸侯国扩大财源提供了条件。其时，各诸侯国之间的连年征战，导致军费开支日益浩繁，迫使各诸侯国千方百计扩大财政收入来源。于是，各诸侯国除加重田赋负担外，纷纷开始征收关市税、口赋、户赋，赋税征税范围扩大至手工业、商业领域以及人丁，逐渐形成了以田赋为主，以关市税、人丁税（包括口赋、户赋）为辅的多元税制结构。例如，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秦国推行“初为赋”的军赋改革，将按井田征收军赋改为按户征收军赋，而且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秦国改革军赋，不以田亩征军赋，而以户口为单位征收军赋，亦称“户赋”，这是后世人头税的起源。

三 财税大权向诸侯国国君集中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对诸侯国控制能力的减弱，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周天子纳贡，这标志着原先那种以贡纳关系为纽带的、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分权财政演变成了分裂财政，财税大权完全被诸侯国分割。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掌控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应对连年不断的战争，各诸侯国国君逐渐掌握了财税大权，并且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财税机构作为组织保障。

在中央，各诸侯国设有大司徒，作为主管诸侯国财税的最高官员，另设小司徒作为副职，协助大司徒管理土地、人口、赋役等。大司徒之下，设有大府、内府、外府司、司书等职能机构，分别掌管各项赋税收入、财政支出安排、财税账目、对各级财税官员政绩的考核记录等。

在地方，各诸侯国设有乡大夫之职，掌其乡的土地、户口、赋役。乡下有闾，各闾设有闾胥之职，负责本闾赋税征收，并将赋税及时上缴乡、县。另外，诸侯各国还都建立了严格的会计制度，对财税收入每年都要严格核查，并把核查情况上报至国君。如发现有官员贪污行为的，严厉查处，直至处以死刑。国家对于赋税收入实行严格的支出管理，实行专税专用。如关税、市税的收入，只供朝廷膳食衣服的费用；国中的农业实物税，只供外交上招待宾客之用；距国都200里之外的农业实物税供官员俸禄、祭祀和赏赐百官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