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我—他者关系

学术论文可以区分两种观念：作者观念和他者观念。作者观念可称为自我观念，这两种观念就形成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一 何谓“他者”？

“他者”是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汇，“他者”与“自我”相对，是自我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他者，自我就无从产生，对话就无法进行。“所谓他者，是指一切与我相异且外在于我的主体或主体性存在，包括具体的你和他，也包括蕴含意义的物质的或思想的存在与环境，甚至包括我试图摆脱的那部分自我或自我意识。世界创生于自我与他者的相遇。”“他者”，广义上是指包括他人、自然万物和超越的存在者，即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存在的和虚构的）；狭义上，“他者”是指作为自我之外并与自我异质的存在者，即异己者。

“他者”是外在性、异质性的，也就是说，“他者”以“他性”（与主体的不同规定性）或“相异性”成为与“我”之外并异于“我”的存在者。霍尔对差异进行了描述：第一，差异是意义的根本，没有它，意义就不存在。第二，意义只有在与他者的对话中才能生成。第三，文化取决于给予事物以意义，这是通过在一个分类系统中给事物指派不同的位置而实现的。第四，“他者”是根本性的，无论对自我的构造，还是对性身份的认同都离不开他者。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平等、和而不同的“我与你”或“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是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对话模式。这种模式是主体与主体的模式，它与下列品质相关联：相互性、开诚布公、诚实、自发、不伪装、不操纵、不带偏见、共享以及对他人负责意义上的爱。在“我与你”的关系中，人是一个参与者、言说者和倾听者，是一个具有爱和神性的合一体。

二 自我与他者的联系

自我来自叙事，不同的叙事对应并建构出不同的自我。“自我不是在我们身上‘发现’的，而是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创造’出来的。”他者不是位于自我之外，而是自我内在的一部分。

（一）自我与他者是共生、共存的

自我与他者是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构成社会和世界，没有他者就没有自己。

巴赫金认为，首先，自我需要与他者发生联系，此联系为“向心力”；其次，自我需要与他者有所区别，此区别称作“离心力”。自我就是在这双重的需要中，经过“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张力过程得以建构起来的。自我作为主体是一个生命存在的事件或进程，在存在中占据着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位置，是一个确实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又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因为每个自我在观察自己时都会存在一个盲区，但这个盲区却可以被他者所看见。这种情况就决定了自我不可能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巴赫金指出，“人对自己的了解是十分表面的，人对自己的深层了解只有人穿越他人的反射与反照，通过别人而为我所知”，“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我自己是人，而人只存在于我和他人的形式中”，即“我存在于他人的形式中，或他人存在于我的形式中”，“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应先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人，再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他人意识的存在，使“我”能够透过他人看到自己，“一切内在的东西都不能自足，它要转向外部，它要对话。存在意味着交际，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再通过他人为自己而存在”。

（二）自我与他者是对话的

对话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存在于人类的一切行为中。对话是自我与他者的交流。

人类的关系、主体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声音的开放和对话。对话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双主体性是以彼此平等为前提的相互对话、互为主体、相互补充、同时共存的关系。

由此，他者、他人意识是对话的基石，没有他人意识，对话就不可能存在，一切就只剩一种声音。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我与你”的关系原本就是一种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强调直接的体认，但这并不表示二者完全融合，其间还存在着一个距离。布伯说：“精神不在‘我’之中发现，它伫立于—— ‘我’与‘你’之间。”而在巴赫金看来，自我也只有在自我意识与他人意识的接壤处，在二者的对话中才能存在。自我离不开他者，同时自我又与他者处于对位，二者意识不完全相融，他者之于自我是有独立自觉意识的主体，他者意识与自我意识在门槛上发生碰撞，相互争辩、相互补充、相互交换。在这种对话中，主体的存在得以建构和体现。在对话中，自我与他者的区分是相对的。正确理解对话，关键就在于妥善地处理好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向着彼此之间的聆听而开放，才能“彼此听见对方”（海德格尔语），才能“倾听我们或他们身上的那种他者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话并非为了“达成共识”，并不是为了“一致性”，相反，对话是为了“差异”和“谅解”。对话是人们就各种差异进行商调，以求得形成他们可在共同中把握的新东西。“真正的对话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前提，是承认多元文化与多元话语共存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则是平等对话，努力建立各种话语之间的平等关系，取消任何一种独断的话语霸权主宰一切的优先权。当然，平等对话并不是取消差异性而追求一律，相反它甚至意味着承认文化选择、文化传播中的误读与过度阐释，以及对话中可能存在的其它变形。”简言之，对话就是“和而不同”。

（三）自我与他者是平等的、和而不同的

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从属关系表明，作者是独白者：“说”而不“听”；读者是倾听者：“听”而不“说”。读者的主观性从属于作者主观性，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和而不同关系表明，读者不能忽视作者的要求，要认真听取作者所说的东西；同时，读者不是无条件地做作者所想的东西，不是去充当作者或文本的“奴隶”，而是要借助于自己的“说”，达成一种对文本的新的意义。这里自我（作者）、他者、读者、文本等主体是平等、和而不同的。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作者预测读者的“统觉背景”，组织话语成文本，读者通过文本积极理解，对作者的呼应做出回答。因此，真正的对话是通过互相的讨论、交谈和协商，使差异在双方之间达到一种均衡的共存、同化，并对双方加以制约和协调。

只有为了他者，通过他者，在他者的帮助下展示自我时，我才意识到自我，成为自我。构成自我意识最重要的行为取决于跟他者的关系。人之存在，就在于最深刻的沟通……存在既依凭他者，也是为了他者。人没有完全独立的领地。人自始至终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他要观察别人的眼睛或依凭别人的眼睛才能看到自己。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

在学术研究中，自我即以作者为主体的学术意识、学术活动或成果；他者是指以其他人为主体的学术意识、学术活动或成果，即非自我的学术意识或他者意识。自我与他者是不同的主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学术研究展开的多元价值。他者是对学术自我的对话、补充、参照、支持或反对。自我和他者共同构成学术研究的整体，即学术生态。自我与他者是独立、平等的学术研究主体，共同存在于学术活动或成果中。

三 学术论文的他者

学术论文的他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其他作者的作品或文本；二是作者自己的其他作品，或与正文分离、独立的文本。

（一）其他作者的作品或文本

学术论文的他者是指其他作者的作品或其他作者的观点、理论、方法、数据、研究结果等。如：

 

（14）汤普森认为，“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创造性地利用象征性权力，帮助个人和群体应付、适应、创造和改变经济政治力量和强迫性影响所构成的环境。”（[美]詹姆斯·罗尔著：《媒介、传播、文化——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6页。）但事实上，在制度化的力量作用下，媒介组织及其产品因此成为象征性权力的持有者，并为社会政治经济精英的利益服务。（邵培仁、范红霞：《传播民主真的能够实现吗？——媒介象征性权力的转移与话语民主的幻象》，《现代传播》2011年第3期）

 

文本中引入其他作者的声音：汤普森认为……这是他者，即互文本，是直接互文。又如：

 

（15）根据市场集中度数值的大小，可以判断市场结构的类型。不同的学者对市场结构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异，其判断标准也不尽一致。美国学者贝恩根据市场集中度的不同，将市场结构分为寡占Ⅰ型、寡占Ⅱ型、寡占Ⅲ型、寡占Ⅳ型、寡占Ⅴ型、竞争型等6种类型[美国学者贝恩根据产业内前4位和前8位企业的相关数值占整个行业的市场份额来测评行业集中度，将市场结构分为6种类型，分别是寡占Ⅰ型（85%≤CR4）、寡占Ⅱ型（75%＜CR4≤85%）、寡占Ⅲ型（50%≤CR4＜75%或75%≤CR8＜85%）、寡占Ⅳ型（35%≤CR4＜50%或45%≤CR8＜75%）、寡占Ⅴ型（30%≤CR4＜35%或40%≤CR8＜45%）、竞争型（CR4＜30%或CR8＜40%）。参见苏东水《产业经济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该分类方法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传媒产业市场结构提供了参考。（陶喜红：《中国传媒产业广告市场集中度研究》，《新闻大学》2014年第1期）

 

例中解释的6种类型是他文。文本中引入其他作者的分类，这是他者，即互文本，是间接互文。

（二）作者的其他作品或与正文分离、独立的文本

他者是作者的其他作品或与正文分离、独立的文本。如：

 

（16）关怀同性恋者，还是只能借艾滋的议题来切入，可以预见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合法化（legitimization）是一个交织着被歧视、被污名化（stigalization）、被艾滋化、抗击艾滋化的过程。（曹晋（2007b），“中国另类媒介的生产：以《朋友通信》为例”，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4期，第75—102页。）（曹晋、曹茂：《边陲城市的女同健康热线研究》，《新闻大学》2008年第3期）

 

互文本：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合法化（legitimization）是一个交织着被歧视、被污名化（stigalization）、被艾滋化、抗击艾滋化的过程。它是作者的其他文本。又如：

 

（17）正文：在目前传播研究的诸多领域，用这一研究框架去解释一些问题会给我们以很多的启发，尤其是在效果研究和受众研究的层面。

注释19：其实对于传播者的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文化向度和社会向度在传播者身上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支配力，由其社会角色和专业角色所培养出的文化观念，以及关涉他们自身切身利益的社会约束，通常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尤其可能出现激烈的博弈。张志安近些年来对我国调查性记者群体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在这个领域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文化现象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胡翼青：《论文化向度与社会向度的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3期）

 

例中的注释19是作者的与正文分离、独立的文本，是正文的附属文本，通过关键词进行链接。正文与注释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