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喜欧阳永叔余安道王仲仪除谏院》

御笔新除三谏官，士民千口尽相欢。昔时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贤得路难。好竭谟猷居帝右，直须风采动朝端。人生万事俱尘土，留取功名永远看。（7册页4788—4789）

笺说：

此诗本事，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四载：“庆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谏官，君谟以诗贺曰：‘御笔新除三谏官，喧然朝野竞相欢。当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难。必有谟猷裨帝右，直须风采动朝端。世间万事俱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三人以其诗荐于上，寻亦除谏官。”按，紧接孔道辅、范仲淹等人的“伏阁谏诤”之后，“庆历四谏”（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的出现是仁宗朝“台谏之重”达到顶点的标志。当事人蔡襄《乞罢吕夷简商量军国事奏》明确地把“四谏”与“伏阁谏诤”参与者相提并论：“夷简执政以来，屡贬言者，凡三四次，如曹修古、段少连、孔道辅、杨偕、孙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可见两者在人事、政局关系上紧密相连。王素是孔道辅任御史中丞时荐为侍御史的同道中人（《宋史·王素传》），蔡襄《再答谢景山书》、《策问》都体现出道统、文统观念。余靖则撰有《三统论》，讨论夏、商、周三代的正朔，透露出将道统、文统学说引入正统论的新思路。“庆历四谏”中对于道统、文统学说的建构最具自觉性的当属欧阳修。除了阐述道统文统学说，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进而将这一学说与宋代正统观念的构建联系起来，完成了道统、文统学说由士大夫阶层文化观向国家意识形态的最终转化。欧阳修对正统学说的建构，提出了可与“前三代”相媲美的汉、唐、宋“后三代”。正统论在欧阳修的手中，圆满完成了宋人在政治观念上对本朝加以历史定位的任务，由此宣告赵宋在政治上已经走出了五代之后“第六代”的仓促窘迫局面，树立了与汉、唐并肩的大国意识。新“三统”学说对于北宋前期士大夫阶层的意义在于，在赵宋君主提倡崇文之治的背景下，他们通过道统、文统学说“孔孟—扬（雄）—王（通）韩（愈）”近似宗教神谕般的“思想史”秘传通道，获得了直接继承、解释、发挥前代圣贤思想资源的特权，使道统、文统的精神力量得以超越五代立国的两大根基——将帅的武力与掾员的吏干，成为文官政治体制的思想基础；正统学说则在道统、文统学说开创的理路轨迹中完成了对于赵宋立国合法性的论证，从而使得宋与汉、唐二代鼎足而三，赢得了五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国主体意识。换言之，北宋前期士大夫阶层通过道统、文统、正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三统”学说意识到，自己作为先圣思想（道统、文统）的直接继承人，最有资格成为这一历史性大国（正统）的主人。新“三统”学说成为宋代文官政治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各种渠道在宋代政治中发挥其作用，宋代台谏之重就是新“三统”学说影响及于职官系统的具体体现之一端。第一次以台谏集团的姿态与皇权、相权相抗衡的“伏阁谏诤”之举，以及为宋代第一次政治改革“庆历革新”助阵声援的“庆历四谏”，是公认的仁宗朝台谏发挥关键作用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其领导者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所具备的道统、文统与正统学说背景，正是其勇于谏诤的深层思想动力。只有当接受了新“三统”学说的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进入台谏系统之后，台谏制度才能够真正发挥其重要作用。要之，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更在士大夫阶层中精英分子构成的台谏背后的新“三统”历史政治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