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础设施与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一 基础设施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一）异质性企业技术选择理论机制
在讨论国际贸易增长的源泉时，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比较优势，即现有产品的出口扩张是出口增长的唯一途径。新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与产品多样性偏好假定使得扩展边际成为解释出口扩张的新渠道（Bernard et al., 2007）；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同一产业内部有差异的企业来解释一国的贸易增长可以沿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和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实现（Melitz, 2003; Bernard et al., 2003）。之后的很多研究都是以此模型为基础而设定的，如Baldwin（2005）以Melitz（2003）的模型为基础，分析了企业选择成为国内企业、出口企业和不生产企业的生产率差异，证实了高生产率企业选择出口的结论；Chironi和Melitz（2005）也是引入了Melitz（2003）的基本模型假定，建立了一个随机的、宏观动态一般均衡两国贸易模型，并假定企业的生产率存在差异以及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模型证明了只有相对高生产率的企业出口，并分析了外生的生产率冲击以及贸易成本变化对于企业出口和退出市场等决策的影响；Yeaple（2005）用一个同质企业的一般均衡框架，设定企业会选择异质的技术，规模更大的出口企业一般会选择高级的技术，支付高的工资，且生产率会更高；Namini和Lopez（2006）建立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实证分析1991—1999年智利企业数据，发现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时会谨慎地采纳人力资本密集的技术。
以上文献都是假定外生的企业异质性，也就是企业生产率和规模的决定是外生的随机的，而不是内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一些扩展文献引入了企业技术选择机制
，将生产率的决定变成由企业内生选定（李春顶、王领，2009），当然企业的选择也是由其外生的生产率和吸收能力等决定的。Bustos（2005）建立了一个垄断贸易模型，并假设企业异质性，由于企业的生产率差异、采纳技术的成本不同，所以它们会选择不同的技术；而贸易自由化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消除技术转移的限制促使企业采纳新技术，故而最有效率的企业进入了出口市场，出口的高利润抵偿了采纳新技术的固定成本。Hansen和Nielsen（2007a）改变先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建立了一个双寡头贸易模型，寡头企业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的技术，一种是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另一种是低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其研究结论为企业规模、市场一体化程度、贸易成本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一般出口导向的企业会选择低边际成本的技术，贸易成本的降低会引致更多的出口。Hansen和Nielsen（2007b）与Hansen和Nielsen（2007a）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和假设，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只不过Hansen和Nielsen（2007b）是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角度看企业的技术选择。
（二）异质性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测算
笔者在多年研究中，曾受困于如何测算异质性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研究发现于Bender（2001）根据Balassa（1965）构建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指数，）计算产品技术附加值及其技术含量。之后，Lall等（2005）提出了“复杂性指数”的概念来测度不同产品的技术水平，认为收入越高的国家，出口的产品越复杂，即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越高。故此，他们将产品的技术水平定义为出口这种产品的所有国家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各国该产品的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并使用产品复杂性指数来测算中国出口篮子的复杂程度，结果显示2000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指数比1990年水平要低，与世界其他国家各个出口产品技术等级的产品份额比较发现，中国在中等偏上技术产品上的世界份额有所减少，其他产品的世界份额都有较大增长，从世界排名来看，中国出口篮子复杂程度没有明显提高。Hausmann等（2005）和Rodrik（2006）认为Lall等（2005）的计算方法可能会高估大国的作用，而忽略了小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形修正了该指数，将权重改为一种商品在一国总出口中的比例相对于世界总水平的份额（即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目前文献中使用最多的是Hausmann等的这种测度方法。Rodrik（2006）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发现出口技术含量与人均收入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与人力资本存在较弱的正偏相关性，并指出中国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与许多OECD国家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十分相似。中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主要取决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而不是仅限于贸易量的扩大。随之Hausmann等（2007）以各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为权重，构建测算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Export Sophistication Index），分别得到某种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PRODY）以及一国出口产品篮子的总体技术水平（EXPY），并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后发现，中国出口篮子的总体技术水平与比中国人均GDP高3倍的国家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相当。Schott（2008）采用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 ESI指数）来反映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变化，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与OECD国家的出口相似度取决于人均GDP和技术禀赋，国家规模更能解释不同国家间出口相似度的差异，他对中国和OECD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与世界发达经济体较为相似。其他学者诸如Gaulier（2007）、Fontagné（2008）、Lemoine等（2008）以及Bensidoun等（2009）也得出了与上述极为相似的结论。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已经步入了“发达国家之列”。
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奇迹”诱发国内学者对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研究的浓厚兴趣。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有一定幅度的提升。例如，关志雄（2002）以产品的技术附加值测算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使用出口贸易量占总贸易量的比重表示贸易结构，研究发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贸易环境中，中国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比东亚等国提升得更快些，但与欧美新兴工业化国家差距较大，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樊纲等（2006）用显示技术附加值赋值原理构造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技术高度指数，将产品分类为不同技术等级比较发现，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正在上升，中上等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份额有较大幅度增长，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增速缓慢。杨汝岱和姚洋（2007）改进Zhi Wang和Shang-jin-Wei（2008）计算出口技术含量的方法来测度出口重叠度，研究发现，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高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领域差距较大，但已由低技术品的出口转变为中等技术品的出口为主，且在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表现出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由此，学界开始解读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提升的原因。例如，Xu和Lu（2008）的研究发现我国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商独资企业数量、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比例表现出正相关性，而与国内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比例负相关，以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指标所测度的产品内的出口复杂度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Wang和Wei（2008）采用中国不同城市产品层面的出口数据，分别以出口非相似性指数（EDI）和出口产品单位价值来测度产品间和产品内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发现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都不能解释中国与高收入国家出口结构的趋近，而人力资本和政府在高新产业区的税收政策促进了出口复杂性的提高。祝树金等（2010）对Hausmann等的理论进行了扩展，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决定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因素，结果显示FDI、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对出口产品技术水平有显著影响。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并没有显著提升。例如，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基于出口产品复杂性指数指标，纳入贸易依存度，考虑了产品的贸易分布和生产分布的差异，以生产份额为赋值权重建立产品技术含量指数，重新估算了各类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研究结论为中国出口贸易技术结构未能超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许斌（2007）修正了Hausmann等的方法，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并没有Rodrik（2006）测算的那么高。姚洋和张晔（2008）提出了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概念，使用投入—产出表扣除进口产品对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贡献，研究发现全国和江苏的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出现大幅的下降。戴翔和张二震（2011）使用“出口重叠指数”和“相对平均单位价值”，以部分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尚存在较大差距。
（三）基础设施如何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基础设施不但可以增加贸易流量，并且对贸易活动的发生与否起决定作用（Roja & Calfat, 2005; Francois et al., 2007; Nordås & Piermartini, 2004）。关于基础设施如何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研究多基于运输成本视角，例如Bougheas等（1999）以李嘉图模型为基础，将运输成本内生化，研究发现国家之间基础设施数量与质量的差别会对运输成本产生影响，运输成本的不同会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于那些基础设施投资水平最优的国家而言，贸易数量与基础设施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Edwards和Odendaal（2008）构建了贸易伙伴基础设施质量指标分析国家间基础设施差异是如何通过贸易成本影响贸易流量，通过117个国家2005年的双边贸易数据验证得出贸易伙伴国之间基础设施的最小值对运输成本和贸易有重要影响。
其实，已有文献表明交通网络、能源网络和信息网络是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物质资本，这三大类基础设施建设有益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Demetriades & Mamuneas, 2000; Moreno et al., 2003），改善企业技术效率（李平、王春晖、于国才，2011），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Agénor & Neanidis, 2006），促进分工演进和经济增长（骆永民，2008）。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有助于生产资料及产品的空间转移，降低企业库存（李涵、黎志刚，2009），还是出口的先决条件（Yoshino, 2008）；能源网络的改善，比如电网、高压输电线的改善有助于提供更加稳定的供电水平，这就会降低生产性企业大型复杂机械的磨损（Lee & Anas, 1992）；一体化的先进的信息网络，全球高密度的信息传输系统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输成本、节约交易费用，而且可以为地区高技术产业、知识产业成长创造条件（Röller & Waverman, 2001），它能够减少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当前更好的技术进行生产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刘生龙、胡鞍钢，2010）。
影响较大的两篇文章是王永进等（2010）和马淑琴、谢杰（2013）。王永进等（2010）理论模型的逻辑思维是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涉及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企业根据外部市场状况对生产要素进行及时调整；而便捷的公共基础设施则能够为企业节约库存，有利于企业及时有效地调整生产要素，从而降低调整成本；同时，商品属性越是复杂多样和易变，则越容易受到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于那些高复杂度产品的出口具有格外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助于一国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他们使用1995—2004年HS—6分位的跨国数据，分别采用Hausmann等（2007）和Xu（2007）的方法测算了101个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并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系统GMM方法进行计量估计，证明了基础设施稳健地提高了各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马淑琴、谢杰（2013）则是在异质性企业分析框架下，通过引入“冰山运输成本”和“固定成本”两个变量，推导出基础设施在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升级中的作用机制，扩展和完善了理论模型的推理过程。理论模型的拓展佐证了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及良好的服务能够稳健地提高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实证检验结果对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在各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升级中的正向作用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且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其正向作用就越明显。
二 基础设施促进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伴随服务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张，服务贸易结构及其优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王煜（2007）通过把我国服务贸易与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进行对比，认识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服务贸易结构优化速度却一直落后于世界水平。余道先、刘海云（2008）对服务贸易分部门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和Michaely竞争优势指数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总体竞争力差。程南洋等（2006）、殷凤（2010）分别对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变动幅度和稳定性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动缓慢，优化幅度小且服务贸易专业化模式不稳定。这意味着我国服务贸易经过多年的发展，总量增长快速，但结构优化方面不明显，因此，如何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就成为迫切要完成的研究课题。那么，如何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基础设施投入与服务贸易结构优化间的关系如何？多数学者集中于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分析（如郑吉昌、夏晴，2004；贺卫等，2005；史自力、谢婧怡，2007；李秉强，2008），也有少数学者从人力资本视角对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进行研究（如舒燕，2011）。而关于广义基础设施投入与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关系的研究鲜见。
笔者曾与郑荷芬和徐英侠（2013）基于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某一经济体基础设施投入所引致的资本要素禀赋层面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要素积累与服务贸易结构动态模型，将固定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要素归结为资本要素，纳入H. Oniki和H. Uzawa（1965）的分析框架，并将这种理论作用机制分为固定资本要素扩张效应、人力资本要素提升效应和知识技术要素进步效应，严密的数理推演得出，广义的各项基础设施投入将在一定时期内显著影响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某一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越完善，相应地各项基础设施投入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越明显。并通过80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1996—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两步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是个长期连续性的工程，对一国保持服务贸易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有很好的启示。一国现代服务贸易部门的发展跟经济性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关系紧密，而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取决于现代服务贸易部门的发展与壮大，故多数人均GNI较低的国家因工业化水平限制不能很好发挥经济性基础设施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作用。在社会性基础设施方面，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总体呈正向促进作用，但投入回报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也很明显；科研基础设施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总体呈负向作用，滞后效应显著；环保基础设施的系数在整体样本估计结果中显著为负，而在低收入国家呈正相关，说明低收入国家环保基础设施投入在增加旅游服务出口的同时，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及旅游服务对现代服务贸易部门发展的拉动作用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