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章 命运之战
我的钱越来越少——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最后只剩下了25生丁。这点儿钱是一点儿用也没有的,只能买一份报纸。几天来,我们一直啃干面包。接着有两天半的时间我们一点儿东西也没吃。这样的日子真是糟透了。医学上有一种叫作“戒斋”的方法,接受这种治疗的人往往三个星期都不能吃东西。据这些人说,戒斋三天后心情便会舒畅起来。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但我从没挨过三天。也许人跟人的情况不一样,要是一个人出于自愿干这事,并且一开始就不给饱饭吃可能就好受多了。
挨饿的第一天,我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不想出去找工作。于是我借来一根鱼竿,去塞纳河钓鱼,鱼饵用的是丽蝇[17]。我想钓点儿鱼当饭吃,但我的想法落空了。塞纳河里雅罗鱼不少,但在普法战争[18]时期,这些家伙变得越来越滑,从那时候起就没人再钓上来过,除非用渔网。第二天,我想把自己的外套当掉,但路程太远,恐怕走不到,索性我就在床上躺了一天,读《福尔摩斯回忆录》。没吃的,读读小说让我还能坚持。饥饿能够彻底让一个人变虚弱、变傻,就像是感冒了一样。似乎一个人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只水母,似乎一个人全身的血液都被抽干,身体里灌满了微温的水。饥饿让我变得迟钝,不时吐痰,这是我的最大感受。我发现自己吐的痰是白色的、绒毛状的,跟沫蝉科昆虫分泌的唾沫差不多。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一连几天没饭吃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一点。
第三天上午,我感觉好多了。我觉得自己必须马上做点儿事,就想着去找伯里斯,让他把每天那两法郎借给我一点儿,让我先对付一两天。到那儿以后,我发现伯里斯正在床上躺着,一脸愤怒。看到我进门,他马上咆哮起来,吼得都快要窒息了。
“他又把它抢回去了,这个卑鄙的贼!他又把它抢回去了!”
“谁抢了什么?”我问。
“那个犹太佬!把那两法郎偷走了,他是一条狗!是一个贼!他趁我睡觉时把钱偷走了!”
那个犹太佬昨天晚上似乎直截了当地告诉伯里斯以后每天再也不给他那两法郎了。伯里斯骂骂咧咧地对我说,他们大吵了一架,最后那个犹太佬把钱拿了出来。但给钱的时候那家伙极尽嘲讽之能事,而伯里斯的态度却很友好,低三下四地表示了感谢。可是等到第二天早晨,伯里斯醒来后却发现那两法郎不见了。
真是当头一棒。我感觉失望透顶,我太饿了,盼着到这儿来能有点儿吃的,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这一点是大忌。不过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伯里斯的样子却显得一点儿都不绝望。他坐在床上,点燃烟斗,把当时的情景详细讲了一遍:
“听着,伙计,情况不妙。咱俩只剩下25生丁了,我想那个犹太佬以后不会再给我钱了。不管怎么说,这家伙办事真够绝的,真恶心!有天晚上,这个家伙竟然把一个妞儿带了进来,当时我正在地上睡觉,这种事你敢相信吗?畜生!还有更糟的呢。这个犹太佬想从这里搬出去,他还欠着一个星期的房租呢!这钱他不准备出,还想趁我不备时开溜!要是这个犹太佬真溜了,我可就没地方住了,房东会把我那个箱子留下当房租的,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行。那以后咱们该怎么办?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我的外套当掉,先吃点儿东西。”
“就按你说的做,但我得先把我的东西弄出去。我那些照片可不能被人抢去!这么说吧,我已经盘算好了。咱们来个先发制人,我先溜。走为上策——撤退,懂吗?我觉得这一步咱们走得对,你说呢?”
“可是亲爱的伯里斯,大白天的怎么走呢?你会被抓住的。”
“当然了,这需要一点儿小技巧。我的房东专门盯着那些不交房租开溜的家伙。他们两口子整天在那个小办公室里轮换盯着——天哪,这些法国佬真是可恶!但我早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过你得帮忙。”
我没心思帮他,可还是问了一下他的办法是什么。他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听着。咱们先得把你那件外套当了。你先回住的地方,把外套取来,然后把我那件藏在你那件下面,偷偷运送出去,拿到自由民街[19]的当铺。要是运气好的话,两件能当20法郎。然后你去塞纳河畔,捡一些石头装进口袋,把它们带回来,装进我的箱子,明白了吗?我会拿几张报纸,尽可能多地往里头塞东西,然后问房东最近的一家洗衣店在那儿。我会厚着脸皮问他,装出一副很随便的样子。这样一来,那家伙肯定以为报纸里包的都是一些脏衣服。如果他不相信,就会像以前那样鬼鬼祟祟地溜进我的房间,拎拎我那个箱子。他一拎,觉得挺沉,就会认为里面还是满满的。这就是技巧,知道吧?然后我会回来把其他东西装进口袋带出来。”
“可那箱子怎么办?”
“哦,那个嘛,只能扔了。当初那破烂儿只花了我20法郎。还有,军人撤退的时候是要放弃一些东西的。看看拿破仑在别列津纳[20]是怎么干的!他放弃了整个军队。”
伯里斯为自己的计策(这个计策被他称为“战争策略”)欣喜若狂,几乎忘记了饥饿。可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却被他忽略了:开溜之后我们没了睡觉的地方。
刚开始,计策实施得很顺利。我饿着肚子走了九公里回到住的地方把外套拿来,然后又成功地把伯里斯那件带了出去,后来却出了点儿问题。当铺里接待我的那个伙计,是个长相猥琐、令人讨厌的家伙,是个典型的法国佬。他当场拒绝了我的东西,说是衣服没包装。他说衣服得用旅行袋或者箱子装着。这下一切都完了,因为我们什么样的箱子都没有。我们只剩下25生丁,买不起箱子。
我回去把这个坏消息跟伯里斯说了。“呸!”他破口大骂,“这下完了。不过话说回来总会有办法的。用我的箱子装这两件衣服。”
“可是拎着箱子该怎么过房东那一关呢?房东几乎整天都在办公室里盯着。这事办不成。”
“伙计,你怎么动不动就陷入绝望啊?我在书上读到的英国人的那股倔劲儿到哪儿去了?拿出点勇气来!这事一定能成。”
伯里斯想了一会儿,又有了一个好主意。最关键的一点是吸引住房东的注意力,哪怕只有五秒钟。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就能把箱子带出去。话说回来,这个房东的确有个弱点——喜欢体育。要是有人跟他聊起这个话题,他就会跟人家说个没完。伯里斯刚好在一份旧《小巴黎人报》上读过一篇自行车赛的报道。我们看楼梯上没有人,偷偷下了楼。伯里斯使出浑身解数跟房东说话。与此同时,我一只胳膊夹着外套,另外一只夹着箱子,在楼梯口等着。时机成熟之后,伯里斯会咳嗽一声。我在那儿等着,吓得浑身直打战,因为房东的老婆随时都可能从办公室对面那扇门里出来,那样的话一切都完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伯里斯咳嗽了一声。我快步溜过那间小办公室,来到了街上。让我高兴的是,我的鞋没有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要是伯里斯再瘦点儿,这个计划也不会成功,因为在我溜过办公室时,他那宽大的肩膀刚好挡住了房东的视线。当时我看出他也挺紧张,我听到他在不停大笑,很随意地聊天。他笑的声音太大,盖过了我走路时发出的声响。看到我成功溜出去了,他也出来了,在街角找到我之后我们俩就仓皇逃窜了。
没想到,费了这么大劲儿。当我们再次把衣服拿到那家当铺时,刚才招呼我的那个伙计又没要。他跟我说,我带的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不齐备,必须出示护照或者写有暂住地址的信封。(从这件小事中就能看出法国佬那种爱折腾人的卑劣品性!)伯里斯有很多这样的信封,但他的身份不合法(为了避税,他没有续签)。这样一来,这两件衣服就不能以他的身份当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迈着疲惫的步子回到我的旅馆,拿上必要的文件,把那两件衣服送到位于皇家港口大道的一家当铺。
我把伯里斯留在家中,一个人去了那家当铺,等到那儿以后才发现铺子已经关了,下午四点才开门。现在是下午一点半,我已经走了12公里的路,60个小时没吃一点儿东西了。命运似乎正在跟我开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令人讨厌的玩笑。
然后我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当时我正在布罗卡街走着,突然我看到地上有个闪光的东西,拿起来一看,是一枚五个苏的硬币。我猛扑过去,把它捡起来,一路跑回旅馆,又拿了另外五个苏,买了一磅土豆。酒精炉里剩下的酒精只够把它们煮熟的。我们没有盐,却把它们连皮一块儿吞进了肚子里。吃完以后,我们俩顿时觉得不一样了,坐着玩牌,一直玩到当铺开门。
四点,我重新回到那家当铺。我没抱什么希望,因为我觉得要是这两件衣服成色还行,当70法郎应该问题不大,但对现在装在破箱子里的这两个破烂儿,我还能抱什么期望呢?伯里斯说能当20法郎,但我觉得只能当10法郎,甚至5法郎。我觉得更糟的情况无非就是像以前那个可怜的83号一样被人家拒绝。我坐在前排长椅上,为的是在店员说5法郎时不去看那些笑话我的人。
店员终于喊到了我的名字:“117号!”
“是我。”我站了起来。
“50法郎怎么样?”
我受到的震惊不亚于先前听到这家伙喊70法郎时的感受。我觉得这家伙肯定是把号码搞混了,这两件破衣服怎么都不可能值这个价。我急匆匆赶回旅馆,双手背在身后进了屋,什么也没说。伯里斯正在玩棋盘。他抬起头,一脸渴望。
“当了多少?”他大声问,“什么?连20法郎都没当?这么说只当了10法郎?不会只当了5法郎吧?真是太过分了!伙计,可别说只当了5法郎。要是你说只当了5法郎,我真的会开始考虑自杀的。”
我把那50法郎扔在桌子上。伯里斯的脸顿时变得煞白,然后他就像弹簧那样一跃而起,抓住我的一只手,使劲儿握了一下,我的骨头差点儿被他捏碎了。我们俩急忙跑出去,买来面包、红酒、一块肉和烧酒精炉的酒精,然后一顿猛吃。
吃饱喝足以后,伯里斯变得更乐观了。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见他这样乐观过。“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他说,“命运之战!今天早上咱们还只有5个苏,可是看看现在。我常说再没有比挣钱更容易的事了。哦,我想起来了,在丰达利街我还有个朋友,咱们可以去找找他。这家伙是个贼,骗过我4000法郎。清醒的时候,这家伙是最了不起的贼。可奇怪的是,只要一喝醉,这家伙就变得无比诚实。我估摸着下午六点左右这家伙会喝醉。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也许他能先给我100法郎,也许能先给我200法郎!出发!”
我们去了丰达利街,找到了那个人,他的确喝醉了,却不肯给钱。伯里斯和他一见面就开始在人行道上猛吵。那人信誓旦旦地说不欠伯里斯一分钱,伯里斯反而欠他4000法郎,然后两个人纷纷叫我评理。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吵啊,吵啊,一开始在街上吵,接着在一家酒馆吵,然后在一家我们就餐的平价餐馆吵,然后又在一家酒馆吵。最后,俩人互骂对方是贼,一直骂了两个小时。然后俩人找到一家酒馆拼酒,直到伯里斯身上带的最后一个苏花光才罢休。
当天晚上,伯里斯是在一个制鞋匠那儿睡的。这人也是俄国难民,在贸易地铁站[21]附近住。而这时我身上也只剩八法郎,不过我买了很多香烟,眼前都是吃的、喝的。过了两天糟糕透顶的生活,我的日子算是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