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学群与城市群耦合集聚—溢出发展的表现形式

大学自诞生以来，始终与城市相伴，城市创造了大学，大学也成就了城市。人类历史进步的过程就是一个以科技认识和改造社会过程，所以从历史到今天，城市群与大学群的耦合共生发展关系就越来越紧密和明确，大学在城市群作为国家核心竞争中心的成长和崛起过程中，大学群成为最受它欢迎的知识组织之一，这为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

虽然城市群与大学群本质上都是物质和精神集合体，都有社会性和文化性，都有创造经济财富、进行文化研究与传播的职能，但它们的组织行为方式和中心工作内容有区别，二者偏重不同。城市群以物质生产、文化创意和公共事业管理为中心工作，以直接创造经济财富、提高人民生活为主业，群众性文化研究与传播是非专业、非主导行为；大学群则偏重精神生产与创造，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工作，把对知识文化梳理研究和教育传播作为专业和主业，辅助城市群创造经济财富、改善民生。知识的超时空性决定了大学群不可能完全从属于城市群发展，学术自由精神增强了大学群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大学群与城市群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二者永远不能以一方屈从于另一方的方式去从属发展，而只能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共生共赢发展。所以，大学群与城市群存在着共生发展关系具有积极性与有限性的双重属性，是城市群与大学群制定政策与实施政策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既不能因为积极关系就伤害有限性，也不能因为有限性就被动止步。

一般来说，大学与社会区域之间主要存在着“先导、伴生和跟随”发展关系，而大学群与城市群之间则主要存在着引领性和伴随性共生关系。在全球非资源型经济、生态经济发展大势中，我国无论东部还是西部城市群，也无论优化、重点还是禁止、限制开发的主体功能区中的城市群和大学群，它们都需要积极的共生共赢合作。

（一）大学群与城市群的相互引领共生关系

1. 引领性共生

引领性共生发展是指大学群和城市群这两个主体在相互适应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主动积极牵引作用。引领性共生发展一般表现为相互引领的两种方式，即大学群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也引领大学群发展。

（1）大学群引领城市群发展。

所谓大学群引领城市群发展，是指大学群对城市群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着先导引领作用。在这一关系中，大学群既是城市群经济的社会牵引力，也是城市群社会发展的标志。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大学群有比较成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城市群有强烈的依靠知识、技术创新发展需求阶段。这一阶段，城市群社会不再以自然资源、普通劳动力和资金等初级生产要素为主，而主要依靠高级创新人才、高新技术、尖端产品等知识密集型生产要素创造财富。大学群作为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和创新人才的生产者而成为推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非资源型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大学群先导引领城市群发展可能将在我国部分城市群或城市群的部分区域率先实现。那些发达程度较高、高等教育资源优质丰厚的城市群，积极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聚拢人才、孵化招揽高新企业，就有机会在大学群引领城市群发展中先行获益。尤其在主体功能区建设发展过程中，大学群先导发展，对引领城市群产业升级，降低资源和能耗，用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支撑城市群优势竞争发展有重要意义。

（2）城市群引领大学群发展。

所谓城市群引领大学群发展，是指城市群社会经济与文化优先发展，从而带动大学群发展，通常表现为城市群用发展战略规划引领大学群采取积极合作行动。在这一关系中，城市群发展规划可为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搭建平台，提供动力。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城市群具备了产业升级条件，具备了发展非资源型经济的管理思想和政策环境，大学群自身也具备了教育与研发综合实力，这时如果城市群主动规划，拉近大学群与城市群合作关系，扩大双方共赢合作发展机遇与规模，这样就会促进城市群经济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城市群转轨，对大学群向地方化、优势特色化发展，尤其对我国当前和未来资源枯竭的城市群转型、跃升发展来说，改变城市群与大学群共生发展的被动局面特别重要。综合分析发现，大学群与城市群相互引领的共生发展并不常常表现为径渭分明地分阶段进行，而是混合在一起、同步交融地进行。当城市群主动搭建协作组织或政策平台以后，大学群对城市群的引领作用就开始连续活跃起来，而城市群政府则转入间歇性调控状态。

（二）伴随性共生

大学群与城市群伴随性共生发展，是指大学群与城市群二者之间保持稳定的合作发展常态，相互牵引的主导者并不明显。这种发展关系一般表现为初级伴随共生和高级伴随共生两个阶段。

当城市群经济基础还较低，产业结构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值收入所占比例较大，达到主体地位时，大学群与城市群的共生合作主要集中在普通人才培养供应和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研究的层面，这种状态就属于初级伴随共生发展状态。城市群经济基础和技术需求决定了这一阶段的大学群与城市群的合作状态，虽然也不乏尖端发明和重大技术进步，但都不足以对城市群经济整体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作用，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城市群经济和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具备了产业升级换代，向高附加值产业跨越发展的物质基础、管理诉求和政策环境以后，大学群与城市群就会出现相互引领发展行为，进入引领性共生阶段，这一阶段是大学群与城市群合作发展规模和质量高速攀升期，经过这个活跃期以后，它们的共赢共生经验和机制会趋于稳定、成熟、常态化，于是就进入到高级伴随共生发展阶段（见图3.2）。

可见，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状态与水平，深受城市群现有条件影响，如果具备经济、政策和技术基础，二者共生合作就会快速突破，如果经济基础薄弱，就要靠大学群与城市群进行缓慢的基础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打破初级共生的平衡伴随状态，向高级共生阶段跨越。目前发达国家比我国拥有更高的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普遍性和成熟度，是因为它们经过20世纪 60—90年代的发展，不但起步早，而且它们的城市群经济基础和大学群科技基础原本就比我们雄厚（见图3.3）。1970年美国人均GDP是我国的151倍（2010年缩为11倍）、日本是我国的140倍（2010年缩小为10倍）、英国是我国的106倍（2010年缩小为8倍），强有力的经济基础支撑着发达国家的大学群与城市群合作进步。所以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城市群与大学群处于活跃的相互引领中，个别大学群与城市群达到了稳定的高水平伴随共生阶段。

目前我国大多数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都处在初级伴随共生发展状态，尽管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在国内比较领先，但也只能算作是刚刚开始的引领性共生发展阶段。按目前状况看，我国部分城市群进入到了全面工业化阶段（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Ⅱ＞Ⅲ＞Ⅰ），北京、上海和贵州的三次产业比重处于Ⅲ＞Ⅱ＞Ⅰ的结构关系状态，但贵州的第一产业比重却高达14％，上海的第三产业比重仅为59％，北京是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为75％）最接近美、日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平均水平的城市，但距离它们80％—90％的城市群第三产业比重还有差距。

（三）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过程的重要特点

1. 周期性升级

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关系由低到高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级伴随性共生（基础阶段）—相互引领性共生（跨越阶段）—高级伴随性共生（成熟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的“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周期变化过程。每一个循环过程中，二者共生发展质量都有新提高。但无论共生发展关系如何紧密，大学群与城市群二者都会各自保持相对独立的个性，相互尊重，共赢发展。如果违背了共生发展关系，片面强调一方从属于另一方，或片面强调个性差异而忽视合作与协作发展，都将有损大学群与城市群双方利益，既可能致使大学群或大学发展定位发生漂移、传统特色和优势被吞噬（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许多大学片面追求“高大全”或“小而全”）而导致大学群整体优势弱化，也可能使城市群因无法得到大学群强有力支撑而高附加值产业举步难、成本高、效益低、周期长。

2. 内生创新为本

城市群经济基础和大学群创新能力是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的基础，表明城市群依托大学群的“智力崛起”是一个以内生积累创新为根本的发展过程。美国50个州之间巨大的科技能力差距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科技政策和经济基础的差异所致的。外部作用能够发挥一定的支持作用，但必须注意尊重内因的根本地位，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的外部支持才有利于从根本上推动城市群与大学群共生崛起，能起到可持续的支持发展作用。而那些对城市群或大学群进行“救火式”“拔苗助长式”的支持投入很容易产生“雨过地皮干”或“洒水”式效果，是高投入低回报的巨大资源浪费。由此可见，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支持中部崛起及在主体功能区战略中对禁止和限制开发区进行各种扶持发展、财政转移、生态补偿等政策措施，都需要慎重考虑和选择投入方式，把支持内生创新发展作为首要原则，以求长效。

3. 相互引领发展

相互引领发展是大学群与城市群经过初级伴随共生发展阶段的长期量的积累以后，而从量变向质变跨越的阶段，无论大学群还是城市群所采取的引领行动，都需要把握时机，过早或延误时机都会造成损失或丧失机遇，容易造成后起追赶发展时面临人才、技术、行业等方面的残酷竞争。对于本来就脆弱的城市群和大学群来说，失去了先机就意味着未来需要面对非资源型经济振兴的更高机会成本和技术难度的险境。可是如果过早地盲目“跃进”又容易造成突破点定位不准、共生支持无力等问题，造成“烂尾工程”或浅尝辄止的损失。所以，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引领发展的机遇把握又难又关键，时机成熟并不意味着没困难了，需要立足现实研判未来，对重要领域果断出击，出台城市群整体创新发展规划，制定与大学群一揽子合作框架，促进城市群与大学群合作发展飞跃。

二、大学群与主体功能区共生发展

“主体功能区”是一个放眼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概念”，是一个集国外发达国家经验、60年新中国发展经验和当代我国精英与政府远见卓识于一炉的旨在保障中华百年强盛的长远战略。全国人大已经表决通过了这一战略规划并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进入了实质性实施阶段。

（一）在主体功能区框架下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

主体功能区战略从国家和省级两个层面“明确了国土空间开发的红线或蓝线”，它是今后我国所有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的总框架，且财政、投资、生态环保、政绩考核等政策都将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与管理来确定，这意味着区域国土开发、产业结构、科技文化、行政管理、财政金融、教育与就业、人力与社会保障等，几乎一切社会因素都将成为主体功能区发展这一“多米诺骨牌”成员，城市群与大学群共生发展也必将在这一框架内展开。一方面，主体功能区战略对我国主要城市群发展分布带进行了“两横三纵”的宏观规划；另一方面，城市群也是主体功能区的核心，尤其对于中西部的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城市群对主体生态功能区的人力、技术等支持责任更大。当然相当一部分城市群本身就是主体功能区的重点或优化发展区。所以，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一定程度上内含着大学群与主体功能区共生与协调发展因素，城市群面临着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发展调整，大学群也同样面临着适应性调整的问题。

（二）以城市群为中心的大学群与主体功能区共生发展

大学群与主体功能区的共生发展是通过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来完成的，因为城市群自身就是优化或重点开发的主体功能区，又担负着对禁止和限制开发型主体功能区的辐射影响作用。所以，城市群与大学群共生发展质量对主体功能区发展质量有重要影响作用，大学群将在与城市群合作发展中实现与主体功能区的共生共赢。主体功能区战略将引起城市群社会的六大变化。

1. 产业升级与转型

我国城市群产业除了在工业现代化要求下需加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外，主体功能区规划也要求城市群为降低生态环境压力而进行产业升级或转型；那些分布在禁止或限制的开发区中心的中西部城市群，更需要关停或紧缩高能耗产业，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高新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提高非资源型经济比例，以保护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及珠江、松花江等我国重要大江大河中上游水质与生态环境，保护好我国三江源、河套、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等内陆生态极脆弱区域。大学群一方面要担当起对优化和重点发展城市群的高端发展技术和人才支撑责任，另一方面也要为禁止和限制开发区提供经济转型、生态科学保护的技术和人才支持。

2. 城市群优势特色化发展

各城市群不同地理区位给它们带来了各自地缘的优劣势。市场经济作用使我国城市群正从计划经济的“大一统”模式走出来，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优势、内陆地区的江河文化优势、山麓的“绿荫文化”优势所带动的城市群特色正在显现。长三角国际化高新发展成就显著、川渝新兴产业势头强劲、呼包鄂资源现代化快速崛起等。主体功能区战略在现有城市群经济和文化基础上，增添了地缘经济特色的发展潜力，“承认不同区域应该发挥不同作用、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并据此制定出符合当地发展条件的发展目标”，这使我国城市群的优势特色发展方向更明确、目标更高远。对于大学群来说，需要因地制宜地与所在城市群共同面向未来，合理定位，制定协调发展措施。

3. 就业人口转职和转移

禁止和限制开发的主体功能区的就业人口因产业结构变化而需要转职或转移，主要以三种形式分散调整就业人口：一是“就地转职”，劳动人口在原居住地转换职业；二是“省内转移就业”，就是劳动力人口就近到本省城市就业；三是“省外转移就业”，劳动力人口涌向省外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未来几年，随着主体功能区政策的深入落实，我国无论内地还是沿海城市群为了提高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就业安置率，都将迎来“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高峰期”。与此同时，城市群产业升级对在职劳动力专业技术还会产生新要求，于是大学群又会迎来“终身教育的高峰期”，这两大高峰期同时来临，对我国城市群大学将是极大挑战。

4. 创意产业将快速发展

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文化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大国，不应该在这一大趋势中缺位失声，而应该主动出击、力争上游”。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创意产业成为非资源型经济新方向，“创意”可以成为驱动经济的新引擎。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创意产业理念和第一个用政策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目前“创意产业在英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达8.2％，其增长速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速的 2倍，英国正在努力通过创意来打造全新的制造业”。伦敦市政府已把创意产业作为自己的核心产业来经营，成为它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伦敦推出的尖端创新设计几乎涉及所有相关领域，所以伦敦被誉为世界创意设计之都。来自世界各国的创意人才及历史悠久的大学为英国，特别是伦敦城市群创意产业活跃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在主体功能区战略下，区域亚文化与新的生态文化相结合，各城市群依托大学群和城市群人才会聚优势，都有机会挖掘区域文化内涵，突出城市群文化特色，发挥大学的文化创意功能，把传统与新区域文化凝练在各行各业的创意设计中，使文化创意成为我国城市群发展新亮点。

5. 创新是内需发展动力

吴敬琏认为，我国所走的道路依然是东亚崛起的传统路径，靠出口崛起。历史上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发展都是这样的。即使抛开摆脱经济危机的需要，而出于对国家现代化长远发展考虑，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我国第二阶段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工作重点，未来第三阶段出口与内需将并行发展。经过几十年国际开放发展，我国内需已不是简单的内销就可以满足的，与出口竞争一样，需要以产品和项目创新为动力。创新经济学之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拉动内需的根本。放眼我国城市群未来，无论内需重镇还是出口贸易加工中心，创新对于城市群企业和城市群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大学群无法置身事外，要站在创新阵地的前沿，这对大学和城市群都很重要，也是破解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可持续发展“八项基本要求”的关键，这八项要求都与城市群大学紧密联系着，高等教育也是扩大内需，提高创新发展水平的动力。

（六）大学群支撑“问题城市群”复兴

主体功能区确定的是国家和区域可持续多样化发展大框架。而世界各国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区域（problem areas），包括落后区、萧条区、膨胀区。发达国家的落后区主要是农区或单一原料供应地，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区主要指贫困区。各国萧条区（也被称为衰退区）主要是老工业区，“经济活动密度较低，工业生产与组织结构不合理，传统工业占经济结构主位，经济增速低甚至负增长，人均收入低而失业率高”。膨胀区因经济密度过高而使生产生活成本上升，质量和效率恶化，出现“聚集不经济”现象，妨碍了城市群区域深度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上述三类问题区域或城市群，在我国也同样存在着，主要表现为“发展落后的贫困区、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衰退中的老工业基地、财政包袱沉重的粮食主产区、矛盾交融的边境区”。这些问题今后或许会更加凸显，在主体功能区框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势必要统一到科技生产力上来，所以做强大学群，用人才和科技创新支撑“问题城市群”走出低谷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