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连城（上）

阿古柏的兴起与帝国主义在中亚的扩张有着莫大的关系。19世纪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瓜分殖民地的运动步入高潮。在这股殖民浪潮中，亚洲内陆，尤其是英属印度与俄国之间的地区，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瓜分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以此为舞台展开了一场大角逐。

沙俄一向觊觎中国西北边疆。早在17世纪初，沙俄便开始侵入额尔齐斯河中游的草原地带，企图将厄鲁特蒙古变为俄国的臣民，将厄鲁特蒙古的土地变为俄国的领土，但是遭到了厄鲁特蒙古王公的一致抵制。17世纪30年代，准噶尔部崛起，沙皇政府又笼络准噶尔部封建领主，不断派出使节，赠送礼物，煽动他们投向俄国怀抱，以实现其吞并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的野心，但先后两任准噶尔首领巴图尔与僧格均严词拒绝。直到噶尔丹夺取准噶尔汗位后，他为实现其吞并天山以南地区、青海及喀尔喀蒙古，建立准噶尔帝国的野心，开始与沙俄相互勾结，大肆出卖领土、权益。至18世纪初，沙俄已占据额尔齐斯河流域大部及叶尼塞河上游，侵略矛头直指唐努乌梁海地区。1715年10月，受沙皇彼得一世的命令，布霍列茨中校率领全副武装的侵略军2900余人乘船来到亚梅什湖，企图入侵并夺取传说中的叶尔羌金矿。当时的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断然拒绝了俄国人的劝诱，他率军万人直逼俄军据点，将其团团围住，迫使俄军毁坏城堡后逃离。

贼心不死的俄国人于1720年再次武装入侵。他们沿着额尔齐斯河一连航行了12天，深入准噶尔腹地，后被噶尔丹策零击败。但俄军还是沿额尔齐斯河修筑了一系列城堡，即西伯利亚堡垒线。在清军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沙皇俄国又对准噶尔上层贵族进行了一系列挑唆和收买活动，并不顾清政府的强烈抗议，庇护了阿睦尔撒纳等人。1760年起，俄国人又以考察的名义深入额尔齐斯河等地，设立标记，建立据点。1764年，他们还来到中国内湖斋桑淖尔进行测绘。为此，清政府加强了边界巡视，并修建了一系列城堡，从而挫败了沙俄的入侵野心。

但是在哈萨克草原方向，俄国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沙皇彼得一世曾这样表现出他难以抑制的野心：“吉尔吉斯部（即哈萨克）……是通向亚洲各国、各地区的锁钥和门径，因此，该部需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1716年和1718年，沙俄强行建造了鄂木斯克堡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堡，取得了从东北方进攻哈萨克草原的前哨阵地。在沙俄的逼迫下，哈萨克中、小玉兹的一些部落被迫向其表示臣服。随后，俄军修建了奥伦堡、特洛伊茨克堡等据点，形成了一条从里海北岸沿乌拉尔河和乌依河直到鄂木斯克附近的弧形堡垒线，并与西伯利亚堡垒线相连接。1822年，沙俄政府颁布《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取消了中玉兹汗的权力，并开始向哈萨克中部和东部进军，逼近巴尔喀什湖地区。

18世纪中期，英国将法国势力逐出印度后，逐步完成了对印度次大陆的征服，并开始在南亚和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上同中国发生接触。19世纪初，英国又将位于喜马拉雅地区的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布鲁克巴（不丹）诸小国纳入势力范围。此时的沙皇俄国采取修筑堡垒线的方法，沿着里海到阿尔泰山一线开始全面向南推进。至19世纪30年代，俄国先后进行了14次远征，夺取了包括哈萨克草原在内的大量土地。俄国的上述行动引起了英国的高度警觉，后者随即提出了“精明无为”政策。具体而言，该政策的主要宗旨是：军事上压服与印度接壤的小国，外交上频繁向中亚派遣外交官、考察团、传教士收集情报，理顺英俄在中亚的关系，避免摩擦，消除隔阂，避免两国发生大规模冲突，争取在帕米尔、兴都库什山、喷赤河上游地区建立隔离带，防止俄国势力染指印度。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在近东地区扩张受阻的俄国再次将侵略矛头指向中亚。一旦俄国完全控制了中亚，那么俄军既可从西北方向经伊朗、赫拉特直抵印度，亦能翻越帕米尔高原从阿富汗北面直抵印度。为遏制俄国势力南下，危及其在印度的统治，英国开始寻找代理人，并将侵略的触角伸向了处于变乱中的新疆地区。

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来，清政府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在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虽然依次平息，但在西北陕甘诸省，又爆发了规模惊人的回民起义；在外部，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先后攻陷广州、天津、北京等地，将富丽壮观的圆明园付之一炬，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让大量主权。俄国也趁火打劫，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在东北夺取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西北则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势力大举进入新疆地区，逼迫清政府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同意其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

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摇摇欲坠。当时新疆一年的军政开支就需要白银200万两，全靠内地各省协济，这笔支出约占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5%。由于内地军务未竣，度支告匮，所有新疆各城经费及军饷几乎无从筹拨，到1862年时，内地协饷全部断绝。由于得不到军饷，新疆各地爆发了军队“纠众乞饷”“胁官索饷”的事件。为筹措军饷，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在阿克苏增设盐税，规定平民每人每月交纳普尔钱两文。这种赋税称为“筷头税”，致使“庶民倾家荡产，可是催税的鞭子却仍然在他们的头上挥舞”。官府大开捐纳之门的同时，吏治也更加败坏，“他们想都没有想到怜悯百姓，忠心报国。只有钱，那些为买官而花掉的钱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东西……他们像挖树根一样暗暗毁坏着伟大可汗的天下”。在当局竭泽而渔的压榨措施下，新疆各地经济凋敝，民众抗粮、抗徭的斗争也日益频繁。

当时，新疆各地还居住在大量被称作“东干人”的回民，他们的祖籍也多来自陕甘等地。在陕甘回民起事后，就有人潜赴新疆“暗相煽惑”，其中“有教首阿訇妥明者……以星禄卜筮游金积、河湟间，与各回目相识。乘乱由西宁潜出关”。虽然清政府一向严禁内地伊斯兰教士进入新疆布道，但此时其统治力衰微，已经难以控制。

同治三年（1864年），库车首先发生了民众暴动。在渭干河近旁，一批无力交纳粮赋而被迫服劳役的农民在开渠垦荒期间，有许多人因冻饿而死。不堪忍受的饥民们最终发起暴动，一个夜晚就杀死了2名官吏和15名伯克，随后又向库车城进发。6月4日，在来自陕西玉门的回民杨春的联络下，库车城外的回民在马隆等人的带领下趁机起事。“突然间，犹如祸从天降，一些东干人，一夜之间变乱谋反，放火焚烧了外厢巴扎尔（集市），杀死了异教徒的头面人物。这时英吉沙尔城阿奇木伯克的儿子阿拉雅尔伯克也率领一些含冤的穆斯林协助了他们。大家同心同德，放火烧毁了官府的衙门。”

6月6日，暴动群众攻入城中，库车办事大臣萨灵阿等官吏及8名伯克被杀。他们一开始准备拥戴库车郡王爱玛特为首领，但爱玛特忠于清政府，不愿参与其中。他这样说道：“你们是少数人，和台（泛指汉族）的百姓很多。你们无法和他们对抗。我们家族好几辈人为大汗效劳，得到了官位、财富、水、土地，我自己也曾好几次晋见过大汗。我们祖辈吃的都是大汗的盐，享受大汗给予的荣华富贵。现在，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对给过我们盐吃的大汗翻脸。虽然大汗是一位异教徒，我也要信守诺言，尊重我所吃过的盐。我不做你们的首领。你们情愿让谁做你们的首领都可以。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再也没有奢望和追求了。”见爱玛特不愿就范，暴动的群众便将他处死了。

最后，库车人拥立了一位当地的伊玛目热西丁和卓为首领，将他扶上了白色的毛毡。热西丁登上汗位后，被称作“汗和卓”，又被尊称为“圣人穆罕默德最伟大的后裔，宇宙力量的主宰者”。热西丁将人间的一切不幸都归罪于所谓异教徒的统治，号召民众进行圣战。他这样煽动道：

几个世纪过去了，穆斯林被没有信仰的异教徒和残暴的压榨者踩在脚下侮辱和轻视，现在安拉给了穆斯林以许可和支持，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毫不迟疑地向异教徒挥去伊斯兰的宝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只要我与你们的生命还存在，就要把它投入战争。进行圣战能为全体人民带来利益，这是安拉仆人的职守和本业，甚至可以看作是最重要的功课。

至此，这一反抗清政府的运动沦为消灭异己的工具，汉人要么被迫改宗伊斯兰教，要么被杀。随后，热西丁下令穆斯林在礼拜日做呼图白时呼喊自己的名字，为其祝福，并下令铸造刻有自己名字的普尔钱。热西丁派兵东征西讨，先后攻占了阿克苏、库尔勒、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地。他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天山南北各地很快形成一片烽火连城的景象。

在成功策动库车暴动后，杨春又来到乌鲁木齐，在那里他联络了当地驻军绿营参将索焕章起事。索焕章出身甘肃回民望族，其父索文曾任甘肃提督一职，在军中颇有地位。同样来自甘肃的阿訇妥明在潜入新疆后，便居住于索家，索焕章“素蓄异志”，两人一拍即合。当时乌鲁木齐都统平瑞为筹措军饷，只得加派钱粮，州役马全、驮户马八都是回民无赖，借机大肆敲剥，汉民则结团自保。双方发生械斗，马全等人兵败逃出城去。城内回民遂在南关礼拜寺集合商讨起事，“明炬议事，戈矛森然”，这一情况被遣勇朱小贵告发，但朱小贵反被索焕章以妄报军情所杀。7月15日，索焕章在当地门宦的支持下，推妥明为主帅，组织回民起事，并于7月29日攻占了乌鲁木齐汉城。提督业布冲额逃至索家，才发现索焕章是幕后主使，绝望之下仰药自杀。全城满、汉官兵及百姓1.3万余人被害。乌鲁木齐满城则在被围困80多天后，被回民武装掘开城墙后失陷，都统平瑞兵败自杀。其后妥明自称清真王，改年号为清真2893年，并排挤了索焕章，独自攫取了大权。索焕章最后郁愤而死，杨春则在围城之时因内讧被一名撒拉族阿訇所杀。

7月26日，叶尔羌城也发生了暴动，汉民7000余人被杀，残存清军只得退守汉城。7月至10月间，绥来、奇台、阜康、呼图壁等地纷纷失陷，汉族群众多遭屠戮，其中阜康地区死难群众多达4—5万人。

10年之后，帮办新疆军务金顺的幕僚周先檀经过奇台县，看到的仍是这样一幅景象：

空城黯黯悄无人，一片荒墟劫后因。

巢燕凄凉难觅主，野花缭乱不成春。

我们再看清政府方面的对策。清政府当时有驻军约1.5万人，主要分为三部分，即八旗、绿营及“伊犁四营”。其中八旗为主力，约7000人；绿营多为回族士兵，约2000人；“伊犁四营”则分别为从东北、蒙古等处调来戍边的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东归的土尔扈特部蒙古组成的厄鲁特营，约6000人。这支驻军除守备新疆的主要城市外，还要负责驻守漫长边境线上的各个“卡伦”（满语，“哨所”之意），兵力分散之下，根本难以应付四处燃起的烽火。伊犁将军常清对此一筹莫展，只能连忙上奏，请求催调各路官兵援助新疆，以扑灭各地燃起的烽火。清政府接到急报后，迅速做出反应，免去了因贪赃枉法而声名狼藉的伊犁将军常清的职务，令伊犁参赞大臣明绪接替常清为伊犁将军，又指示新任陕甘总督杨岳斌率领所部精锐立刻赴任，接手新疆军务。清廷同时从各地调兵遣将，分别命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荆州将军穆图善等人分别率兵赶赴陕甘，并命令奉旨简放的各城领队、办事大臣迅速抵任治所，剿灭各地叛军。

然而，新疆的局势还是急转直下。9月，布鲁特族首领思的克与回族首领金相印在喀什噶尔起兵。10月，妥明攻占乌鲁木齐满城，都统平瑞自焚，兵备道伊昌阿及部下2万余人被害。不久后，伊犁宁远城失陷，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满营驻地惠宁城也被围攻。新任伊犁将军明绪急调锡伯营、索伦营马队800人回守惠远城，又招募汉民、哈萨克壮士3000人共同守城，才确保惠远城暂时不失。妥明军见惠远城城池高大、防守严密，遂转攻古城。入援的2万喀尔喀蒙古兵奉命解古城之围，结果一触即溃，败退的残军一路狂奔逃到科布多城。见蒙古兵战斗力低下，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其撤散。陕甘总督杨岳斌虽是湘军宿将，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屡立战功，受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但此时手下却无多少兵马，需回湖南募集，一时难以成军。荆州将军穆图善所部则远在湖北，即使星夜兼程，赶到新疆也需一定时日。为解新疆危局，清政府又急令湘军名将鲍超率所部霆字营出关，但鲍超的部属不愿远征，竟以欠饷为由哗变于湖北金口，朝廷竟也无可奈何。

1865年3月，在坚守了近3个月后，古城失陷，领队大臣惠庆及以下官兵连同妇女7000余人被杀。伊犁将军明绪作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却陷入无兵无饷的境地，各地索兵请饷，纷纷告急，“而所望者关内劲旅，奈相隔万里，缓不济急”。明绪甚至萌生了借师助剿，希望借助俄军来平定叛乱的念头。清政府最初也对俄国出兵抱有期望，但在与俄国交涉过程中，认识到俄国狼子野心，为害更大，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

此时，在新疆各地，除了库车的热西丁“汗和卓”政权和乌鲁木齐的妥明“清真王”政权外，伊犁地区的迈孜木杂特、肖开特、艾拉汗等人亦先后自称“苏丹”，割据伊犁河谷地一带，和田地区则由自称“帕夏”的哈比布拉所占据。他们一面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每天享用着丰美而种类繁多的各类饮食，吃着北京风味的饭菜，还有许多美丽的女人轻歌曼舞，犹如天堂的仙女降临，时刻相伴”；一面又打着圣战的旗帜，蛊惑群众，制造民族仇杀，煽动民族分裂，将新疆淹没在血泊中。为了生存，各地汉族群众纷纷结寨自保，形成一系列民团组织。这些民团“结寨堡，集精壮”，且耕且战，自屯自守，收容了各地逃来的大量难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将近10年，保护了许多群众的安全。

在取得对各地清军的胜利后，各个割据势力间很快便陷入倾轧之中。他们为了争夺地盘，相互攻伐不休。其中喀什噶尔的形势最为复杂，回民首领金相印、白山派首领托合提马木、布鲁特首领思的克三派各自占据一块地盘，而汉城则仍为清军所控制。此外，库车的热西丁政权也对喀什噶尔虎视眈眈。为了应付内忧外患，思的克想到了流亡在外的白山派和卓家族，希望能依靠这一家族的声望来赢得维吾尔人的支持。1864年9月，他与金相印联合起来，由金相印亲自带队来到浩罕迎接白山派和卓后裔。在金相印一行动身后不久，热西丁便命令堂叔——驻守乌什的赫提夫，出兵奔袭思的克等人。在经过短暂的交火后，思的克命令部下停止抵抗，迎接赫提夫入城。赫提夫不防有诈，以为思的克乃是真心臣服，便愉快地住进了城内一处别墅中。结果刚住进去，他就与他的卫队失去了联系，马匹、武器也全部被没收，他这才发现自己已被软禁。软禁至第9天，在当地一些名流的斡旋下，赫提夫才不得不答应与思的克各守疆界，互不侵犯，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喀什噶尔。

金相印一行来到浩罕后，受到了浩罕摄政王阿利姆·库里的接见。此时的浩罕已经风雨飘摇，俄国大军兵临城下，但浩罕还是决定继续插手新疆事务。这次，浩罕找出的傀儡是波罗尼都的曾孙——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他被任命为喀什噶尔汗，浩罕大臣阿古柏则作为其勇士长及代理人随行。阿利姆·库里要求布素鲁克写下书面保证，同意只当名义上的统治者，过吃喝玩乐的生活，军政大事全由阿古柏负责。

不过，浩罕已经派不出多少人马了，最初与阿古柏等人同行的只有6名随从，之后经过补充，也仅仅只有68人。当时很少有人认为阿古柏他们会取得成功，许多人认为这次任命乃是一次放逐。因为阿古柏与摄政王之间一向不和，他们彼此敌视，阿古柏认为库里是自己晋升的障碍，而库里则视阿古柏为自己可能的竞争对手和取代者，一直想找机对付阿古柏。在别人看来，阿古柏作为浩罕内部倾轧的失败者，最好的结局也无非是像一个勇敢的军人般战死沙场。其实对阿古柏来说，这反倒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浩罕已经是一座随时可能倒塌的大厦，离开浩罕意味着他能够摆脱控制，自立为王。他在得知喀什噶尔的局势后，极力怂恿布素鲁克，让他表示愿做浩罕的马前卒。

在这里，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阿古柏这位奸雄早年的人生经历。阿古柏于1820年出生在一个名叫匹斯坎特的小城，这座小城位于塔什干以南约80公里处。他的父亲普尔·穆罕默德·米尔扎是当地的一个小官吏，他曾在库拉玛有过一次婚姻，并育有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利夫的儿子。阿古柏是其来到匹斯坎特后所娶的第二任妻子所生。但是不久后，阿古柏父母便离异了，他跟随改嫁的母亲来到当地一位屠户家中。母亲病逝后，无依无靠的他成了孤儿，流落到塔什干城，成了一位舞童。

塔什干是其人生的第一个舞台，在那里，他拜了一位街头艺人为师，学会了精湛的舞技，并以此为进身之阶，结识了许多达官显贵。不久后，一位路过的官吏看中了他的美貌与舞技，将他收为娈童带到浩罕，转送给了马达里汗的侍从官穆罕默德·卡里姆·卡希卡。1842年，浩罕败给布哈拉汗国，马达里汗战死沙场。随后，布哈拉进占浩罕城，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在大动荡中，时任浩罕阿奇木伯克的卡希卡加入了对汗位的角逐，结果战败身亡。最后，呼达雅尔在穆斯林·库里的支持下，成为浩罕新的统治者，穆斯林·库里则出任宰相一职。此时，已经长大成人的阿古柏回到家乡，投奔塔什干城总督纳尔·穆罕默德·库什。他将美丽的同母妹妹献给了库什，成了库什的姻亲。这门亲戚关系对阿古柏的晋升大有帮助，阿古柏以此关系进入军中，不久后便被晋升为五百夫长，成为浩罕的一名中级军官。约在同年，阿古柏成婚。1847年，由于其展示出来的杰出军政才能，他又被派往位于锡尔河下游的城市阿克摩斯杰德出任和硕伯克。该城为浩罕边境重镇，地位十分重要，阿古柏由此成为浩罕的重要官员。在讲究家族关系、部落关系的浩罕宫廷中，阿古柏没有强大的家族支持及金钱保障。因此，他的每一步升迁都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他也在层出不穷的各种宫廷阴谋中逐渐变得冷漠无情，狡诈多变。

此时，俄国的势力逐渐侵入浩罕。至19世纪中叶，他们已推进至锡尔河一线，扼守河口的阿克摩斯杰德因此成为俄国人的眼中钉。1853年，一支俄军在彼罗夫斯基将军的率领下，开始向该城进攻。俄军本以为24小时内便可结束战斗，但在阿古柏的顽强抵抗下，战事持续了近一个月，城防在俄军连续20多天的大炮轰击下变得千疮百孔。阿古柏知道该城失陷只是时间问题，于是派遣使者至俄军中决定投降。然而俄军因遭受到的抵抗恼羞成怒，拒绝接受投降，继续发起攻击，并在次日夺取了该城。但阿古柏成功突围，没有落到俄国人的手中。俄国人在占领阿克摩斯杰德后，按照惯例将其改名为“彼罗夫斯基城”，以示纪念。虽然阿古柏奋力抵抗，但在宫廷倾轧中，有人指控他接受了俄国人的贿赂，因此防守不力，导致城池陷落。为此，阿古柏被贬为“弥尔”（酋长）。

1858年，感到芒刺在背的呼达雅尔汗下令处死了他的宰相穆斯林·库里，浩罕国的政局再度动荡。呼达雅尔汗的哥哥毛拉汗预谋废黜呼达雅尔汗，沉寂多时的阿古柏加入了这一集团，希望借机翻身。不久后，毛拉汗政变成功，呼达雅尔汗被废黜，阿古柏恢复了和硕伯克的地位。随后，他出任边境重镇库拉玛的长官。

1860年，阿古柏被召至塔什干，辅助当地长官抵抗俄军入侵。但此时浩罕再度发生政变，毛拉汗被杀，已经隐居两年的呼达雅尔汗复出。见风使舵的阿古柏再次转投呼达雅尔汗，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吉尔吉斯的一个酋长阿利姆·库里策划拥立希尔·阿里汗的孙子沙赫·姆拉德为王位继承人，企图取代呼达雅尔汗，阿古柏也参与其中。不过当呼达雅尔汗的军队逼近时，阿古柏放弃了阿利姆·库里委托他坚守的霍占特，逃到了布哈拉汗国去避难。在那里，他表现出对伊斯兰教的极端虔诚，因此得到了许多教士的青睐。

1863年，阿利姆·库里再次策划阴谋废黜呼达雅尔汗，阿古柏回到浩罕积极参与其中。政变成功后，赛义德被拥立为新汗，呼达雅尔汗则继续占据浩罕南部地区。阿利姆·库里成为摄政王后，为酬谢阿古柏做出的贡献，再次任命他出任库拉玛长官。不过，阿利姆·库里并不信任狡诈多变的阿古柏。不久之后，阿利姆·库里在进军塔什干途中路过库拉玛时，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他的亲戚海达尔·库里接替了阿古柏的职务。阿古柏则作为随从人员被带到了塔什干，负责抵御俄国人，直到他受命前往新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