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早年生活(1)

第一节 曾公生平的划分——三个时期、四大阶段

曾公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家世，前文已做阐述，现在对曾公生平进行探讨。

为便于探讨起见，可将曾公生平划分为三个时期、四大阶段：

早年生活

此为第一时期，亦为第一阶段。自嘉庆十六年辛未（公元1811）曾公诞生时起，至道光十九年己亥（公元1839）（即自一岁至二十九岁）。此阶段中，除孩童时期之外，基本为曾公求学与应考时期。

中年生活

此为第二时期，其中可分为两大阶段，即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

1.京中生活：自道光二十年庚子（公元1840）起，至咸丰二年壬子（公元1852）（即自三十岁至四十二岁）。此阶段中，除赴四川任正考官外，其余时间，曾公基本居于北京任京官。

2.军中生活：自咸丰三年癸丑（公元1853）起，至同治三年甲子（公元1864）（即自四十三岁至五十四岁）。此阶段中，除为父母服丧而回家乡之外，其余时间，曾公基本居于军营中，调度军务。

晚年生活

此为第三时期，亦为第四阶段。自同治四年乙丑（公元1865年）起，至同治十一年壬申（公元1872年）曾公逝世（即自五十五岁至六十二岁）。此阶段中，曾公依旧参与军政事务，但体弱多病，精力已不如少壮之时。

三个时期的象征

曾公一生，早年生活如旭日东升，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呈蒸蒸日上之态势；及至中年，则如日中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皆已臻成熟，造诣之深厚无以复加；至于晚年，则如夕阳晚照，好景不多，但德行更加深厚，令人仰慕，且对于功名已稍有淡泊之心。

四大阶段的象征

曾公一生，其第一阶段，如春花怒放，极其艳丽；第二阶段，如夏荷盛开，异常清高；第三阶段，如秋风陡起，颇有肃杀之气；第四阶段，如乌云密布，呈现阴森之象。

第二节 曾公的早年生活

首先探讨曾公早年生活。

私塾生活

曾公生于嘉庆十六年辛未十月十一日亥时，自五岁至二十岁，基本于私塾中读书。对于此段时光，黎庶昌所编的《曾公年谱》中有记载：

“嘉庆二十年，公五岁。冬十月，受学于庭。”

“嘉庆二十一年，公六岁。公在家塾，以陈雁门先生为公问字师。”

“嘉庆二十二年，公七岁。竹亭公粹然儒者，屡应童子试，未售，绩学不怠。名其塾曰利见斋，课徒十余人，训诱专勤，公禀学于庭训者凡八年。”

“嘉庆二十四年，公九岁。是年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

“嘉庆二十五年，公十岁。五月，公弟国潢生，竹亭翁笑谓曰：‘汝今有弟矣。’命作时文一道。题曰：《兄弟怡怡》。公文成，竹亭公喜甚，曰：‘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

“道光四年，公十四岁。衡阳廪生欧阳沧溟先生凝祉，与竹亭公友善，常来家塾，见公所为试艺，亟赏之。竹亭公请试以题，先生以《共登青云梯》命为试律。诗成，先生览而称善曰：‘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因以女许字焉。”

“道光五年，公十五岁。竹亭公设馆同族家，塾曰锡麒斋。公从。受读《周礼》《仪礼》，成诵，兼及《史记》《文选》。”

“道光九年，公十九岁。竹亭公设馆石鱼之百鲁庵。公从。”

“道光十年，公二十岁。肄业于衡阳唐氏家塾。从事汪觉庵先生。”（以上均见《年谱》卷一）

通过以上记载文字，足以对曾公之私塾生活有一大概了解。其中，曾公九岁时已读完五经，十五岁时即可背诵《周礼》《仪礼》，并阅读《史记》《文选》，似乎为曾公一生学问之基础。且其所作八股文、试帖诗，受人赞扬，足可见曾公天性聪颖。

曾公曾云：“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乃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文集》卷四《台州墓表》）

又云：“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致弟）

可见曾公之所以能够年少显达，究其原因，在于其良好的家庭教育。

书院生活

离开私塾生活后，曾公进入书院学习，关于其中经过，《年谱》中亦有记载：“道光十一年，公二十一岁。公自衡阳归家塾，冬月，肄业本邑涟滨书院。山长刘元堂先生，名象履，见公诗文，叹赏不置，以为大器。”

“道光十四年，公二十四岁。肄业岳麓书院，山长为欧阳坦斋先生。公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以上均见《年谱》卷一）

岳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理学家如朱熹、张栻等均在此讲学，所题学习箴言至今仍有保存。前临湘江水，后倚岳麓山，风景秀丽，居全湘之冠。三湘人士，纷纷来此求学，英才辈出，非同一般。曾公在此人才济济之地，竟能以诗文著称，且“试辄第一”，可见曾公学问才气何等出众！曾公欣赏此地秀美山水后，于《寄弟》诗中写道：

岳麓东环湘水回，长沙风物信佳哉！

妙高峰上携谁步？爱晚亭边醉几回？

夏后功名余片石，汉王钟鼓拨寒灰。

知君此日沉吟地，是我当年眺览来。

（《诗集》卷二《温甫读书城南寄示》）

师友

曾公自二十四岁以后，便脱离学生时代，而进入自学时期。起初曾公拜师交友很多，但其中值得纪念者极少。曾公于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自北京致其弟之信中云：“……四弟前次来书，言欲找馆出外教书。兄意教馆之荒功误事，较之家塾为尤甚。与其出而教馆，不如静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师益友，则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惟汪觉庵师及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然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从觉庵师游，则千万听兄嘱咐，但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也！”（《家书》卷一）

又云：“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同上）

由此可见，曾公对于当时友人，深感不满。且令曾公敬仰信服的老师，唯有汪觉庵及欧阳沧溟而已。至于说衡阳风俗几近轻浮浅薄，虽然略显武断，但亦是其亲身体会。近来衡阳教育，已比当时大有改善。学校陆续建立，私塾逐渐减少，风俗应当已有较大转变。当然，不能说今天没有之现象，昨天亦没有。

曾公当时的朋友中，虽然多为庸俗鄙薄者，然而亦有数位品行值得称道之人，只是皆于学生时代之后所结交。我们通过查阅《曾公年谱》，即可有所了解。《年谱》中记载：“道光十四年，公二十四岁。十一月，入都。是岁始见刘公蓉于朱氏学舍，与语，大悦，因为留信宿乃别。”

“道光十七年，公二十七岁。公闻浏阳文庙用古乐，诣浏阳县，与其邑举人贺以南等谘考声音律吕之源流，留两月乃归。过长沙，适刘公蓉与湘阴郭公嵩焘均在省城应试，相见欢甚，纵谈古今，昕夕无间，留月余，始各别去。”

“道光十八年，公二十八岁。正月入都门，寓内城西登墀堂。本科会试……公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同乡中式者五人，宁乡梅公钟澍、茶陵陈公源兖，尤公至好。”（以上均见《年谱》卷一）

刘蓉、郭嵩焘、陈源兖等人，均为曾公此生挚友，至死不相负。梅钟澍不幸早逝，贺以南后来声名沉寂，但亦为曾公良友。所以，当时所结交之人，虽然多令曾公不满，但亦有值得欣慰者。曾公尝云：“国藩不肖，幸得内交于当世之通才硕学，仁人君子，不为不多，而莫夙于里中刘蓉孟容，谊亦莫隆焉。以是襮于人，人亦襮之，以谓两人者，天下之至爱也。”（《文集》卷二《刘母谭孺人墓志铭》）可见两人友情之深。

曾公与刘、郭最初结交的情形，于曾公《寄怀刘孟容》诗中有所展现：

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

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涟滨一挥手，南北音尘绝。

君卧湘水湄，避人苦扃鐍。怀璧误一投，已遭官长刖。

我作燕山囚，衾袜冷如铁。尘土塞中肠，经旬间呕泄。

梦魂直往还，邂逅在嵽嵲。君魂畏豺虎，我魂阻蛇蝎。

明年会长沙，对床殊呐呐。可怜郭生贤，日夜依我闼。

三子展殷勤，五旬恣猖獗。自从有两仪，无此好日月。

（《诗集》卷一）

曾公与陈源兖最初结交的情形，于曾公《送陈岱云出守吉安》诗中亦有云：

骊驹且莫喧，我歌始一放。忆昔初逢君，汉滨俯高浪。

同拾春官第，天门蹋阆闶。射策干羲轩，挟神一何王！

君喁我斯于，蹑履星辰上。双鸟不分飞，短翎实所傍。

借屋两头居，嬉游不可状。六月寒瓜肥，嚼冰涤府藏。

劈半持作冠，狂呼极跌宕。秋雨催归人，膏车各南向。

长沙揖君庐，入门删三让。拜母升后堂，排筵倒家酿。

（《诗集》卷二）

行踪

既然曾公早年时的友人，大多结交于旅途之中，则可以说明，曾公早年行踪飘忽。但二十四岁之前，曾公尚未迈出湖南省一步，其所到之处仅限长沙、衡阳。

曾公于道光十四年甲午入京，十五年乙未留京，十六年丙申离京，此后游历江南，沿清江、扬州、金陵溯江而行，所以鄂、豫、冀、鲁、吴、赣、皖等省，均有其足迹。此时曾公所见所闻，应当比以往丰富许多。道光十八年戊戌正月第二次入京，八月请假离京，路经襄樊，十二月抵家，虽然其间游历范围与以往相同，但见闻之深刻，自然大有提高。至“舟次安陆，遇大风，邻舟数十，鲜有完者，公舟独无恙”（《年谱》卷一），莫非曾公有上天相助？此事为曾公旅途中重要阅历之一。

道光十九年乙亥，曾公重游湘南、湘中。“四月，公至衡阳，五月至耒阳县，谒杜工部祠堂，遂至永兴。……六月还至耒阳，舟行出昭阳河，至清泉县之泉溪市，还寓石鼓书院。数日乃抵家，议修谱牒，清查源流。八月，公由邵阳至武冈州，还至新化及安化县之蓝田市，十月抵家。”（《年谱》卷一）所到之处，亦包括曾公以往尚未涉足之地。眼界自然更为开阔，心胸亦当愈加宽广。

曾公曾云：“频年踪迹随波谲。”又云：“读书识字知何益？赢得行踪似转蓬。”即是自谓行踪飘忽，尚无安居之所。至于因阅历增长而受益匪浅，之后将有阐述。

意志

曾公此时期之所以行踪飘忽不定，起初确实为考取功名，后来才有志于钻研诗歌、古文、书法。曾公于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曾致信于其弟：“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佳，万一不入，则当尽弃前功，壹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于考卷截搭卜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靦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温甫以世家之子弟，负过人之姿质，即使终不入泮，尚不至于饥饿，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家书》卷二）

所谓“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即是对当时志在功名的自白。正因为志在功名，所以第一次入京，意志极其坚决，且十分自信。道光十五年乙未，曾公于北京作诗云：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刬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诗集》卷一《岁暮杂感》）

即是明证。

后来“会试不售，京师读书，究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年谱》卷一）。所以，曾公曾云：“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曾公之所以心志有如此转化，正是其生活环境变换的缘故。以前，生活环境狭窄，见闻不广，只认为考取功名为正途。待入京后，视野大开，发现原来除八股文、试帖诗之外，世上还有无数精文妙诗，乃“慨然思蹑而从之”。由此可见，西方人所谓“游历能增人智慧”，颇有道理。

情感

曾公早年，不仅意志坚强，而且情感异常丰富。曾公于道光十三年癸巳十二月结婚，第二年十一月即入京，故道光十六年所作《岁暮杂感》诗中，颇有思念妻子之语：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