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时代背景

第一节 人物与时代

美国心理学家桑戴克（Edward L.Thorndike）曾说：“人生是两重的，一重是环境对于他所生之结果，一重是他对于环境所生之结果。人之成因或禀质，等于他在环境中所受的影响，与他对于环境所生的反应之意向。”（见舒新城所译《个性论》）由此可见，人生与环境之间，关系甚为密切。

若想真正了解一个人，须对其所处环境有充分认识。梁启超先生曾云：“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可谓至言。故欲品评一人物者，必当深察其所生之时、所处之地，相其舞台所凭借，然后其剧技之优劣高下，可得而拟议也。”（见《六大政治家》之《管子》）

因此，本人于评述曾公生平前，先阐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曾公的时代背景

民族思想消沉

清代康熙、乾隆两朝，曾举行博学鸿词科，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又大兴文字狱，因此至嘉庆、道光年间，民族思想已被严重削弱，不为一般士大夫所了解。

孙中山先生曾云：“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遗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虽以罗、曾、刘、郭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见《太平天国战史序》）确实为不刊之论。由此可见，曾公之所以缺乏民族思想，乃是受当时社会坏境所影响之故。

朝政腐败

清代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专宠和珅，以致朝政日渐荒废，官吏更换频繁。待到嘉庆继位，虽然和珅终于被诛，然而朝廷腐败之风已成气候，无法挽救。加之教乱迭起，政治局面混乱不堪。至道光末年，皇帝偏信满人穆彰阿，从而导致在鸦片战争中举措失当，可见清政府腐败之深。

柳翼谋先生云：“自乾隆中叶至道、咸间，清代内治之腐败，达于极度，虽无外患，亦不足自保。盖高宗习于汰侈，务为夸大，金川、缅甸、安南诸役，俱以苟且蒇事，而朝廷莫敢直言，相尚以欺诈蒙蔽。积之既久，如痈决疣溃，所在皆患而继起者复皆庸碌无能之辈，浸淫酝酿，愈引愈巨，清之祚几斩焉。藉非汉族出死力以维之，清之亡久矣。”（见柳翼谋所著《中国文化史》）

吏治贪污

当时中央政府竟已如此腐败，所谓上行下效，地方政治便可想而知。章学诚《上执政言时务书》中有云：“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讫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几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者，俄而非万不交注矣。俄而万且以数计矣，俄而以数十万计或百万计矣。一时不能猝办，率由藩库代支，州县徐括民财归款。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欢，官场如此，日甚一日。”（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九）

刘蓉《致某官书》亦云：“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股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见《养晦堂集》）

由此足见清朝吏治，自乾隆中叶至嘉庆、道光年间，其贪污腐败程度已达到极点。黎民百姓有何罪孽，要遭此荼毒？于是，迫于生计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此可谓大势所趋。

军事废弛

清代中叶之前，国家常备军队除了八旗兵之外，便是绿营兵。入关以后，八旗兵养尊处优，逐渐养成骄纵懒散之风，剽悍勇猛之气日益消亡，所以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毫无功劳。

三藩之役后，绿营兵力虽然发展壮大以至于超越八旗兵，然而嘉庆、道光之后，亦日趋腐败。

王闿运《湘军志》云：“自军兴，绿营将帅，虽统率几千调度之兵，然武器窳钝不堪用。彼等以地方州县之人夫，搬运其武器锅帐，己则拱手乘车马，征地方之公馆为宿舍。兵卒或步行而不担武器，徒征发民家旅店，使居人惶怖，而恨其不去。其遇敌也，先作低矮之垒壁，居于其中，而营门之负败，则往来杂糅焉。诸将帅虽欲划一而不能。惟满蒙军稍整齐，而骄傲贵倨，虽督抚不能易置。无已多使用绿营，而其弊又如此！”

王定安《湘军记》亦云：“自洪、杨倡乱，大吏久不习兵。绿营訾窳骄惰，闻征调则惊号，比至前敌，秦、越、楚、燕之士，杂糅并进，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号令岐出，各分畛域，迄不得一兵之用！”

由此可见当时军事何等废弛。之后，楚军、湘军、淮军相继成立，即是缘于此。

财政困难

咸丰元年，曾公上表《议汰兵疏》，其中有云：

“窃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食吸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遇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至于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其浩繁矣。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帑数百万以赈救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奏稿》卷一）

由此可见，当时不但军队缺乏纪律，而且财政异常亏空。究其原因，主要是乾隆四十七年增加兵力一事所致。

自乾隆元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国家库银已由三千万两增至七千八百万两。乾隆为扩充军备，一举增兵六万余人，于是之后每年要投入二百余万两军饷。

当时大学士阿桂曾就此事上疏，认为国家提高财政支出之后，虽然第一年不会感觉吃力，然而若年年如此，则将难以维持；此次新添军饷，每年将近三百万两，则此后二十余年当中共需耗费七千万两。于是恳请乾隆取消增兵之举。然而经朝臣商议后，乾隆驳回阿桂奏疏，依旧增兵。因此，至嘉庆、道光年间，国库亏空严重。曾公力主精简军队，即是忧患于此。

外交失策

清政府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除增兵之外，乃是外交上的无能。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于英国，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从此由闭关时代进入开放时代。至英法联军之役时，清政府除被迫割地赔款外，又增加通商口岸，且税收不能自主。列强凭借机器，生产出大量过剩商品，售于中国，向我中华民族实行经济侵略。

柳翼谋先生云：“吾国历代虽有与各国通商互市之事，然在道、咸以前，大都锁国独立，其经济之变迁，要皆限于国内。自五口通商以后，门户洞开，海陆商埠，逐年增大，加以交通之进步，机械之勃兴，而吾国之经济，遂息息与世界各国相通。昔之荒陬僻壤，可变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给人足者，多变为不平均之发展。语物力之开发，则为远轶于前；论财政之困难，更觉迥殊于古。”（见柳翼谋所著《中国文化史》）

判断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是盈是亏，通常依据其国民经济的盛衰状况。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经济压迫，国民经济已呈现一蹶不振之势，国家财政自然陷入困境。若非外交失策，怎会沦落至如此地步？

民不聊生

咸丰元年，曾公上表《备陈民间疾苦疏》，列举分析三种民间疾苦：

“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钱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此外如房基，如坟地，均须为纳税课，准以银价，皆倍昔年。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

“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庐、凤、颍、亳一带，自古为群盗之薮，北连丰、沛、萧、砀，西接南汝、光固，皆天下腹地，一有啸聚，患且不测。近闻盗风益炽，白日劫掠，捉人勒赎，民不得已而控官，官将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辄诡言盗遁，官吏则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后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遁也。或诡言盗死，毙他囚以抵此案，而盗实未死也。案不能雪，贼不能起者，事主之家已破矣。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恐吓村愚，要索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资。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

“三日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见《奏稿》卷一）

自古以来，黎民百姓与统治者之间打交道，不外乎围绕三方面问题：一为赋税；一为狱讼；一为绥靖。当时，不仅苛捐杂税令百姓苦不堪言，而且政府面对百姓诉讼时不能合理判案、除暴安良，甚至黑白颠倒、混淆是非、助纣为虐。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痛苦可以想象。

社会动荡

当时清政府于内政外交方面，步步受挫，所以社会日益动荡，势如危卵。王益崖先生云：

“明季以还，满洲以客帝临朝，于中原故族，自不免盗憎主人，时见嫌忌。以是牢笼摧抑，无所不至。”

“一般以官为生之流——所谓士大夫，劫于威，瞀于利，固已缄口卷舌，纷纷入彀，以相习于巽顺矣。惟是种见不泯，积怨日深，民众复仇之念，不能自已。故明亡而后，民间之秘密结社，借宗教迷信之力，号召徒党以从事‘反清运动’者，不下教十起，而白莲教实隐为之魁。乾、嘉之际，一再发难。风靡五省，清廷竭海内之兵力，犹十年而后定，则其力量可知。其后分布蔓延于各地之‘红阳’‘青莲’‘八卦’‘天地（添弟）’‘无为’等组合。又皆为其支流与苗裔，则其潜势力之大又可知……”

道光季年，清廷方以鸦片之战见挫于夙所蔑视之英夷（当时官文书习用语），举数百年来京旗绿营积弱之实况，一旦暴露于外，又连年凶荒，流亡载道，百姓既无自安，铤而走险者实繁有徒。所谓‘重熙累洽’之幻局，至此已洞穿雪亮，了无实际。当时地方文武官吏，锢于乾、嘉以来承平之积习，类皆苟求恬嬉，玩视民瘼；循例上计，又得相与涂泽，扶同隐徇。各地巨商富室，则更酣歌恒舞，竞以豪侈相尚，以财役人，曾不少恤。于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贫富之界日以悬隔，而社会不安之象，遂不可掩饰矣。

方是时，秘密会党既灼见清廷统治之不足，又夙切齿于贪官土豪之压迫，触发之机已熟，官民冲突乃亟。（见王益崖所著《太平天国革命史》）

由此足可见当时清政府地位已是岌岌可危。

第三节 曾公与时代的关系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对曾公所处的时代背景，应该能获得大概了解。当时，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社会人心，无不呈现动荡之象。

道光、咸丰年间，洪秀全、杨秀清于广西金田揭竿起义，攻陷武昌、汉阳，定都金陵，纵横十七省，历时十五年。同时，受此影响，山东捻党亦大肆作乱，扰攘数省，[1]数年后方才平息。当时，曾公作为一侍郎官，在长沙创办团练，虽然起初屡经挫折，备尝艰辛，然而最终平定叛乱，挽回危局。曾公若非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怎能立下如此功绩？尽管受时代背景所局限，缺乏民族思想，不能为汉族立下盖世功勋，但拨乱反正、平息内乱，其历史影响如江水滔滔般深远，如日月经天般永恒，并非寻常之人所能企及。曾公何以能有就如此成就，本人将细细道来。

注释：

[1]捻军为起义军，此句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