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织梦女人(4)
弟弟是调皮的。再结实的衣裳到了他身上，也会很快变出裂口和洞眼来。聪明的弟弟，便用一根根细线，将裂口和洞眼绑成一个个的小结。多了，那情景就颇为奇特。裂口和洞眼可以结住，纽扣掉了就只好敞着怀了。我想象着阿姨绣花时的程序，将针线笸箩翻出来，开始了穿针引线的过程。
后来读到“女红”这两个字，感觉是纤丽优雅而且古典的。遥想古代的少女妇人，挽着如鸦的发髻，纤纤素手从镶边的宽袖中半露出来，兰花微翘，于雕花镂云的窗下，或蜂嘤蝶绕的花前，绣着自己的或别人的新装，那是多么诱人的一幅图画。然而，当我第一次拿起针和线时，却是多么的笨拙。我更不知道，那竟是我走向“女红”的第一步。
这样过了两年以后，我已经学会了描样，绣制出花鸟鱼虫的鞋垫，和各种小饰品。在房檐下，在春日的阳光里，我一手举着花绷，一手引着丝线，常常就有了一种隔世的感觉，浑然忘却了那个几天前还在疯跑胡闹的野丫头，居然与我是同一个人。绣着绣着，我会突然出一会子神，伸展开自己的双手，迎着光线仔细端详，看五指是否分了“档”。然后，我会比较满意地点头，对自己说，嗯，应该是可以嫁得出去了。
很快，我就领悟到了，为了能嫁得出去而学习女红，是多么狭隘的一件事儿，因为，那本是能给予人许多快乐的呵。
我一直是一个对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甚敏感的女人。如同我的读书，从来没有拿来做学问的目的，也不刻意读那些与贾宝玉所谓“仕途经济”有关的教科文本，而是由着本能般的喜爱，以最舒适的体态，闲闲地读过去。
女红于我，是同样的一种喜爱。一件美丽的事物，在你的手中渐渐臻于精致，这个过程真是美不胜收。我怎会在意那遥不可及又愚不可及的“嫁人”？
回头细想，我是从对“女红”的喜爱，开始走向“女人”这个词的。曾几何时的野马心情，至此已然恍如一梦。终于有一天，为了爱情将自己交给了一个男孩。我在许多个娴静的黄昏，独坐闺中，开始绣作自己的嫁妆了。
我选取淡色的布，为沙发、电视、床铺、窗户做成一色的衣裳，然后将那些碧绿蕊黄姹紫嫣红的花与叶，一针针铺绣于上，绣出一个女人的挚爱浓情。那是一段多么幸福的日子。便时常想起少女时代读过的一首小词，小词里的一句话：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当初，我对那样的一种调情方式，不但构不成欣赏，反倒感觉肉麻。也是到了这时，才真的咀嚼出其中的烂漫风情，耳闻目睹一般。
然后，便将自己嫁出去了。那个时节，男孩满眼里全是我这个人。他又不如我细心，从来不曾问过诸如我是否会做饭会补衣之类的问题。就连我吓他，说自己不会给他生孩子这样的事儿，他也照单全收。我为他织就的一件枣红色的毛衣，他根本无暇顾及，说是有了我就很温暖。
有时面对着月亮发呆，我会想起母亲那个毫无根据的预言。思到极处，才发现，母亲自己也远非一个精于女红的人。她嫁了父亲那么好的男人，当初可曾有过心虚的时候？
就这么一点一滴，我绣出了一个美丽的家。我以文字为针，思维作线，在绣作自己人生的同时，也绣作出了可爱的作品：我如花似玉的女儿，我的作品集。守着小小的女儿，我开始一针一线，编织她四季的衣裳。当女儿长大到可以捧住我的几本书时，她是那么骄傲地向每一个走近的人宣布：这是我妈妈的书。妈妈的书真美丽！
女儿们这一代，不会再有我那种撒野的机会了。因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也因为服务门类的健全，如果不是将女红当作职业，谁还会端坐窗前，千针万线打发自己的韶光华年？
痴痴切切花脸梦
小时候正赶上那场浩劫，没有好书读，没有好歌唱，也没有好戏看。颠来倒去的八个“样板”，看得人真正倒了胃口，以为所谓的国粹，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有一次，一个小友偷偷地将家里收藏的杂志抱了一堆来，都是些“文革”前的东西。我如获至宝，躲进墙旮旯，迫不及待地翻将起来。那是一迭电影戏剧杂志，插页里全是些穿着奇奇怪怪衣裳的人物：漂亮的古装少女，滑稽的白鼻子小丑，摇着长长白胡子的老头儿，拄着龙头拐棍的老太太。
还有，就是脸上涂得五彩斑斓的怪人了，端着架子站在那儿，煞是威风。我很虚心地向小朋友们讨教，问这怪人是做什么的。他们有的说是鬼，有的说是仙，总之，是个很厉害的家伙儿。再细细端详怪人的那张怪脸，心里慢慢爬出一种又爱又怕的感觉。
渐渐地长大了，真的爱上了京剧，知道了，那怪人叫做“净”，也称“花脸”。便想，人也是个自相矛盾的东西。女人属阴，戏台上偏偏叫做“旦”；本来一张花里胡哨的脸，却又“净”起来。看来，阴阳的道理真是无处不在。
看过几出戏后，更加死心塌地爱上了那张大花脸，好气势，好派头，无论奸枭还是英雄，无一不做一副壮怀激烈的阳刚状，让人羡煞。
机会终于来了。一位唱戏的老师，看中了我的嗓子和高挑的个头，问我愿意进京剧团吗？我当然是一百个愿意的。想象着自己套上戏装，再勾出一张五彩的大花脸，踩着锣鼓点儿，在台上拿腔作势地欲留还走，生气时就痛痛快快地大叫一声“哇呀呀……”，那可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我急忙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也是个京戏迷。偶尔做针线的时候，还常听她哼一段“来生变犬马，我（也）当报还”，可是，一听说女儿真的要去做“戏子”，她却说什么也不答应了。任凭我撒痴装嗔，死缠硬磨，妈妈还是一口咬定：不行！
听了妈妈这一句话，叫我后悔了十几年。
有一年，有幸聆听方荣翔老先生的“铡美案”。看他老人家黑头黑脸，头顶一弯月牙儿，在台上威风凛凛地唱：“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哇……”迎头就是一阵叫好声，我就不由地想：如果当年就去当了“戏子”呢？如果还就学了花脸呢？如果此刻，台上站着的，不是方先生而是我呢？岂不是要不了多久，我就能将陈士美那负心小子给铡了么？岂不是要多痛快就有多痛快么？
那个秋天，我去参观国际陶瓷精品展。展厅大门的两边，挂着的，就是各种形态的脸谱挂盘。那经过了艺术夸张和变形的线条，愈加显得魅人。由于是非卖品，我只好怏怏地退出来。一出大门，我就给一位老师拨电话，我知道，他有一位“名”朋友就是专搞这个的。我在电话里急急地讲：请您替我去找，一定要找到哦。若是人家不卖，您就想法子，偷一个出来……
半个月之后，挂盘到手啦。它们一共是三个，色彩各异，均做金刚怒目状，仿佛一声怒吼，被无奈地凝固于瓷纹当中。
我将那只青面立目的小盘挂在门边，充作门神；另外两只，挂职在书房内书橱的两旁。读书或写作疲惫了的时候，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想起圆不成的“花脸”梦，便冲着墙上那两个怒目金刚攥起双拳，引丹田之气，替它们发出一声呐喊：哇呀呀……啐！
带自己回家
有一段往事，我始终不愿在文字中触及。有一次，我对一个值得信赖而且彼此理解的女友说了，她十分震惊地掷下手中的笔，瞪大了眼睛，半晌无语。之所以不肯轻易地提起它，是因为它留给我的伤痕永远无法磨去；也是明白，心灵麻木的人不但难以理解，而且可能引为笑柄。
那是我的灵魂倍受屈辱的日子。在我付出了青春、快乐、健康和自尊之后，仍然换不来人们一丝的体恤和温情。这里的“人们”，是指与我有着不远不近的血缘、姻亲关系的一些人。在茫茫人海中，他们本应算是我的亲人的一部分。苍老是不动声色地悄悄到来的。在应该最美丽的年龄，我生出了第一根白发。
像是在深至无限的黑色隧道里坠落，失重的感觉常常将我从梦魇中惊醒。我伸出手去，想抓住点什么，或者，被什么抓住。那个人，那个我惟一可以求救的人，他背叛了我的信赖。在荧荧月光的照射下，雪地一片惨白。远近楼群的窗口，昏黄或亮白的灯光渐次熄灭了，似乎不再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一夜一夜地失眠，一夜一夜在雪上踱着，步履机械而麻木；灵魂却在激烈地与肉体搏斗：去，还是留？当金星升起的时候，疲惫欲死的身体自动走回“家”中，将自己撂到床上，而灵魂仍在做苦苦的挣扎。
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人们先是好奇，渐变为厌恨与恶毒，他们窃窃私语后认为，我该整治整治了。终于有一天，人们中的一个颇有涵养慈眉善目的人，和颜悦色地哄劝我，同她一起登上那辆停在门前的救护车。而那辆车，将直奔精神病院。
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一个常识，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人，若没有其法定监护人的首肯，终生难以离开。它意味着，我将成为第二个卡米尔或弗朗西斯，尽管我缺乏那份艺术家的天才，但这也许并不妨碍，我和她们具有同样苦难的命运。面对即将亮起的车顶灯，我以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应抗拒了她。那一瞬间，我与噩运擦肩而过，同时也失掉了那个我曾经以为是但根本不是的“庇护所”。
这个深夜里我又一次扪心自问，我觉得自己很安宁。对于人们施于我的一切，我能找到的惟一解释是，我和他们确乎不是同一类人。我将饥寒交迫的灵魂捧在手心，仔细地审视，那副沉重而专注的样子，就足够让人们愤怒的了，因为他们两手空空，他们不能容忍别人比他们多出那么一种沉甸甸的东西。与其看着生气，不如将它打碎、摧毁，灵魂因此而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然而，它赢了。我就是带着那伤离开的。离开了，而且至今不悔。
女友默默地分担着我的重量，最终沉吟道：“这世上有人会疯，你不会。你是那么坚强的一个女人……”对这份深入骨髓的理解，我不敢轻易说出内心的感动。
我的一位朋友说，有一天他看到人群在围观一个“疯子”。那是一个清癯温文的中年男子，正一次次地踮起脚尖，专注地往天空抓挠着什么。汗水不断地从他的额头冒出来，顺着脸颊流淌，溻湿了他的衬衫，人群哄笑着。他毫不在意，只是继续着自己的努力。朋友走过去，问他在做什么，他停住动作，极认真地回答：我在采云。我还记得台湾一位女作家，写她采访一座“疯人院”时的情形。她看见一位病人笔直地站在房间的过道边，一手平举，手心向下；另一位病人则笔直地躺在旁边的地板上，一动不动。她问那个站得笔直的人，在做什么，那人回答：我是路灯。你的灯泡呢？女作家又问。灯泡？那人悲哀的叹息道：被人打碎了。那你还要站在这儿么？要的，因为我是路灯。女作家又问那个躺在地板上的人：那么你又是谁？那人同样确定地回答：我是倒下的路灯。
我不想用精神分析的学说剖析什么，或证明什么，我只想探寻，“采云”和“路灯”对于疯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疯子也有美丽的浪漫情怀（李白不是因捞月而死吗？）和对光明的本能向往（丹柯不是执火引路的英雄么？），还是只有疯子才会如此执著，如此我行我素？我想，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太急于逃跑，才与自身发生了冲突，结果是两败俱伤。但是，至少，他们是拥有一份精神、一个虽然残缺但存在的灵魂的，而许多貌似正常的人却空有一具行尸走肉，饥时食渴时饮醒时乐醉时歌，饱暖时辄向软床卧。在身体停顿的地方，灵魂永远缺席。
谁能找回迷失的灵魂？谁带它们回家？
我想起我的另一位朋友，一位年长的朋友。我把他称作一个纯粹的人，人的一个标本。三十多年前，那场毁灭文化与心灵的浩劫开始了。朋友那时正年轻着，他所有的哲学思考都与“革命行动”南辕北辙。他纯净的视野里，一下子被塞进了太多血淋淋的事实。他将自己反锁在小屋里，冥思苦想，抑郁欲死。终于有一天，他“疯”了，灵魂脱窍而去，肉体狂追不舍。他蓬首垢面地从小屋冲出来，沿长长的铁轨向前奋跑，边跑边喊：杀人了！完蛋了！他在跑出十几里之后被人截住了。他只不过喊出了部分的真实，便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朋友离开那里的具体时间我没有问过，我知道重提旧事对他是一种残酷的行为，我无权这么做。朋友是搞绘画的，有着深厚的素描功底，他的国画山水充满底蕴和空灵之气。仅近几年，他就将五名随他学艺的弟子送进了大学美术专业，学习油画或国画。他是那么与世无争，在许多人眼里，他仍然是一个讷于言的老“精神病患者”，甚至他在教学中付出的艰辛也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但他又是多么敏于思而勤于行呵。他对中西画理论有着很深的造诣，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及其哲学体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研究，他生活的要义就是：活着，绘画，读书，思索，爱他的妻、他的儿。他是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透彻了，所以才不愿意走入人群；他是太关注自己的灵魂了，所以才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背负着沉甸甸的东西，这使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致观赏周围浮泛的绚烂。
偶尔地看望他，一老一小隔几而坐，我们交谈着对事物的看法，一聊就至深夜。他的家住在靠近铁轨的地方，高高的六楼，零乱而丰富。一个小雨淅沥的午后，为了给我送一本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的小书，他趟着雨水，从家中步行到我的办公楼，又踏过十一层的楼梯，找到办公室。逢我不在，他放下书，又步行着回家了。我一直想写一写这位心灵之友的，只是几次提起笔，又不知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