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围炉夜话》导读(1)
何淑宜
相较于晚清之后各方面情势的剧烈变动与各式新事物、新观念的输入，清代中叶的历史发展显得较为沉寂，也较少引起关注。不过，在这个时期，社会中躁动的因子其实正随着发生于帝国边区的各种动乱渐次浮现，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隐约感受到他们身处于一个将变未变的时代。如何在看似变动不大，实则秩序的根基逐渐被腐蚀的世界中找到安顿身心的凭借，是当时部分士人的重要工作。《围炉夜话》一书正体现了上述关怀及思考。
《围炉夜话》的作者王永彬生于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咸丰四年（一八五四）纂成《围炉夜话》。该书初时的流传状况并不清楚，不过据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重刊者宋希尚（一八九六至一九八二）自述发现该书的经过，显然此书在清末民初以某种形式流传于社会上。另外，由于王永彬一生未离开过家乡湖北枝江，属于地方型士人，他的生平事迹也隐而不彰，直到近年枝江《王氏宗谱》的发现，其中相关的记载才使我们得以对王永彬其人其事有进一步的认识。
正如作者序言中所说，该书是在“心有所得”、“随得随录”的情况下完成，因此书中的二百二十一则格言，并无任何系统。虽然如此，但是却最忠实地反映出清代中后期一个地方文人对时势与个人生命的思索，而之后该书不断地重刻、出版，也让这本书有了超越作者所处时空的其他意义。《围炉夜话》中所呈现的观点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但是阅读经典的意义正在于通过理解书籍产生的时代环境，审视与经典相关的作者、刊印者、读者如何观察时代与社会，如何调整自身跟社会的关系，进而锤炼自己面对多变环境的能力，这也是本书再版最重要的价值。
今时今日，人已经很难独善其身，安然处于社会之上，而在变动快速的现代世界中，更加难以用一套固定的知识或价值系统框限人们的思想。因此，经典的读法也变得更为多样化。经典就像一面面的镜子，培养我们“设身处地”思考的态度，让人超越个人生活经验的限制，借由讨论过去的人面对各种公共或个人问题的方法，思索现代社会的难题，寻求解决的良方。以下的解读将分别从作者的生活世界与书的生命两个层面切入，希望以此为引，提供一条理解本书的门径。
一、时代、环境与个人
王永彬（一七九二至一八六九），湖北枝江县人，终其一生以枝江县为主要活动场所，是一个地方型文人。王氏出生于行商走贩之家，乾隆年间其父王盛才因为经商从湖北咸宁迁居枝江石门村。王永彬年少时即面临修习儒业、参加科举或是随父亲外出商贩的生涯抉择，几经恳求，他终于得以继续读书进学。不过，王永彬的科考之路并不顺遂，最高的功名是在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以恩贡生名义获得候选教谕的资格，而担任塾师与协修地方志成为他赖以维生的重要凭借，譬如他曾参与编纂同治年间刊印的《枝江县志》。
虽然王永彬的功名不显，不过，他却是乡里社会的领导人物。咸丰初年太平军侵扰湖北期间，他曾被推为枝江西乡团练团总，负责集训壮丁，维持乡里秩序。此外，他十分重视转移乡里风气的工作，曾以俚语形式编纂《醒世歌》一篇，教导村庄妇孺。王永彬死后数年，枝江县学生员曾呈请立其为“乡贤”，虽然没得到朝廷允许，但也由此可见乡里社会对王氏一生的评价。
王永彬的生平与其他明清时期的士人相较，并不特殊，然而正因为他不是特立独行的人物，更能凸显时代、环境因素在他身上刻画的痕迹，以及当时的一般士人面对社会变动所做的反应。因此，也更有助于读者理解《围炉夜话》书中的概念，以及地方士人在价值观念传导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王永彬的出生地枝江石门位于长江南岸，是湖北西南山区进入江汉平原的门户，凭借长江方便的水运，以及从西南山地流淌而出、在石门北方与长江交汇的清江水运，在清代，成为湖北货物运输与人口流动的重要交会点。康熙初年，人口较稀、山林资源丰富的鄂西南山区吸引邻近的荆州、湖南、江西移民入山垦殖，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移民数量大增，到乾隆年间达到高峰。
在这些移民中，湖北省内部的人群移动不在少数，同时，迁徙的人口中除了入山垦殖的农民之外，也包括互通有无的商贩，例如恩施县的移民中，就有不少是“荆楚吴越之商，相次招类偕来”。水运是中国南方来往流动的人口最方便的交通渠道，枝江由于位于长江、清江二河交汇处，是移民进入鄂西南山区交通路线的行经之地。枝江所产的棉花、江汉平原的米粮，以及西南山地的森林、山产资源，吸引商人在此地活动，甚至定居。
显然王永彬的父亲王盛才也在乾隆年间这波人口西移的行列中，而从他落脚长江沿岸的石门村，更可见其职业身份（商人）与定居地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不容易判断王盛才商业经营的规模，但是可以确定，成长于商人之家的王永彬对于身边的商业世界并不陌生，而其家后来遭逢变故、家道中落的经历，让他对于财富的快速变化体会更深。此外，不顺遂的仕途也让他对功名利禄有另一层次的思考。因此，关于如何处身富贵之境，或是如何面对困穷之局，就成为《围炉夜话》重要的主题，譬如他说“困穷之最难耐者能耐之，苦定回甘”；又说“富贵易生祸端，必忠厚谦恭，才无大患；衣禄原有定数，必节俭简省，乃可久延”。而财富利禄对个人的影响表面上看似只系于个别人的作为，深一层看却也与时代环境息息相关，所以他说：“以有财处乱世，其累尤深。”
从《围炉夜话》的条目看来，王永彬对于财富利禄倏忽来去与个人处境的想法，并不完全新鲜，大多能在之前的时代中寻得类似的说法。不过，如果考虑到他所生存的时代，那么书中不断出现的“骄奢”、“淫靡”、“末俗”、“乱世”等词语，与另一组词汇：“安贫”、“名节”、“名教”、“济世”、“经济”，就不只是先贤劝诫格言的重复，而有彼此对应的关系，也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以及对他所设定的读者——士人的期许。
乾隆末年之后，在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表象下，危机却也潜滋暗长，而王永彬居住的湖北枝江附近正是骚乱的中心地。湖北、湖南、四川、陕南山区在十八世纪之后包纳了为数众多、来自四方的移民人口，这几个位处帝国西南边区的省份也成为社会气氛极为浮动、地方秩序亟待重整的地区。
嘉庆元年（一七九六），白莲教徒聂杰人、张正谟起事于枝江、宜都交界的温泉窑，酿成此后骚扰西南五省、延续八年之久的川陕楚白莲教乱。另外，咸丰初年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对枝江及邻近州县也产生极大的影响。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太平军进军湖南岳州，一路北上期间，分兵扰及两湖交界的监利县；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太平军再度攻打岳州，又犯及湖北南部的江陵、松滋、东湖等地，邻近县份的白莲教徒、土贼等也乘机而起。此后到同治年间，湖北南部数县即笼罩在白莲教徒、土匪、无赖甚至外地乡勇四处为乱、流窜，扰攘不安的情势中，这些势力往往互相援引，因此只要一地发生动乱，邻县也常常随之震动。同时，根据同治《枝江县志》记载，乾隆中期之后，该地几乎每隔三四年即发生规模较大的水、旱、雹灾，造成米价飞涨、人民饥馑的现象。
王永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笼罩在嘉庆初年到咸丰年间的这几波天灾、人祸之中，他与地方上的士绅深刻地感受到由于无法根植于土地的人群流动频繁，以及官方力量的贫弱，唯有以保甲、团练组织良民，联合互保，并施以战技训练，“由一团以至数十团、数百团、千万团”，进一步“合天下州郡皆联为一体”，才能遏阻各种发生于地方内部的动乱因子。因此，他担任团总，积极参与乡里的团练工作。
不过，王永彬觉得除了在地方防卫上组织乡民，更为拔本塞源的方法应是“挽救人心”。这样的想法显然是当时不少士人不约而同的主张。由于清代中后期频繁发生于帝国腹里边缘的动乱，不仅影响地方士人的生活，也动摇帝国根基，因此引起其他地区士人的关注，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社会上有一股浮动、不安的气息，也逐渐体会到必须有所作为的压力。他们针对时局提出的各式意见，幅度有大有小，范围涵盖从个人修身到社会、国家事务的检讨，从学术文化到政治革新，期望从方方面面找到遏止情势恶化的药石。
这个时期的士人对如何挽救时局有一个相似的意见，就如湖北监利县士人王柏心（一七九九至一八七三）所说：“人心以维世宙，学术以维人心。方今政体莫急于此。”他们认为社会、政治秩序的维持仰赖于人心之正，学术的目的则在于传扬人们必须遵守的准则（大经大法），确保人心不乱。因此，以当时的情势而言，为官行政的首务是重建标准，引导人心、风俗。这套想法中，人心、学术、政体这三个关键词不是分立的概念，而是环环相扣、彼此相关的。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士人以身作则，并且积极关切社会，进而改变世风。
上述主张不脱传统中国儒家政治思想中强调士人为社会责任承担者的思考方式，它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不曾中断，只是随着不同的时代、情境，在士人心中有浓淡轻重的差别。显然，在清代中后期，学术与世风密切关联的想法，更为迫切，更引起士人的关注，贺长龄（一七八五至一八四八）编纂《皇朝经世文编》（道光六年刊印）是最为人熟知的例子；王永彬同乡人王柏心纂成《枢言·续枢言》（道光十六、二十四年刊印）倡言“禁末”、“导俗”、“防侈”，也表现了同样的关怀。王永彬《围炉夜话》中关于学问与世风的格言，更是这股思潮的体现。虽然《围炉夜话》设定了一种寒夜围炉，与子孙闲话为人处世道理，有如叙述家训的情境，不过，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其实是针对士人发言，讲述为士之人如何修身、如何面对困穷的处境、如何谨守处于乡党的分际、如何教育子弟、士人的责任，以及学问与经世的关系等。他以格言的形式，表达地方文人的现世关怀。譬如他虽然对“风俗日趋于奢淫，靡所底止”的情况感到忧虑，不过，还是认为士人可以有所作为，他说，“盛衰之机，虽关气运，而有心者必贵诸人谋，”所以他强调“性命之理，固极精微，而讲学者必求其实用”，以及“治术必本儒术”。
为求挽救世风，以下两方面士人从事的工作，别具意义，一是更加严谨的个人修身，另外则是编辑劝谏类书籍。清代中后期不少接受理学思想的士人开始实行一种强调日常生活更为节俭、对内心的省察更为严格的生活方式。譬如道光八年（一八二八）担任提督湖北学政的贺熙龄（一七八八至一八四六），除了在掌教期间倡导“有体有用之学”，晚年回家乡长沙后，更刻意布衣蔬食，与友人共订《八簋约》，约定节制饮食，并根据明末洪应明的《菜根谭》一书，将书房取名为“菜根香”。在《围炉夜话》中，王永彬对个人修养也表现出同样的态度，他强调节欲的重要，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人欲既胜，天理或亡”，因此主张“守身必谨严，凡足以戕吾身者宜戒之；养心须淡泊，凡足以累吾心者勿为也”，而且这种修身的紧绷状态没有假期，也没有期限，是一生的功课，他说，“检身心于平日，不可无忧勤惕厉功夫”、“人面合眉眼鼻口，以成一字曰苦，知终身无安逸之时”。对自我修养、省察的重视，也影响他对前人思想的解读，不同于晚明到清代大多数人对王阳明（一四七二至一五二九）的理解，他更读出王阳明思想中对自身修养的紧张性，他说：“阳明取孟子良知之说，恐人徒事记诵，而必使之反己省心，所以救末流也。”我们并不能将清代中后期士人修身、节欲的主张，单纯视为是在实践理学理念，对他们来说，修身的最终目的不只是在完善自己，更重要的是以行为救济言论之穷，同时以己为范来“救世”。
由于强调日常生活中的实行，因此怎么指引人的行为，以及什么是这个时期亟需而适切的行为指引等，成为必要思考的课题。清代中后期大量格言式、人物典范类书籍的刊印，多多少少反映了这样的风气。这类书籍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先贤语录或事迹的重新辑录，如《人鉴》、《剿世要法》、《洗心篇》、《劝善诗集》等。此外，当时也出现许多以《先正格言》为名的名言录，王永彬就曾辑印《先正格言集句》一书。第二类是仿照家训形式书写者，如《围炉夜话》、《牧儿语》。第三类则是重刊宋代以来各种劝谏类书或学规，譬如《菜根谭》、《重刊朱子鹿洞遗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