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周诸子学研究

越中素称人文渊，明代的越中地区既是阳明心学发端与成熟之地，也是文学发展重镇。王阳明作为越人，其心学思想独步当时，诗文兼有道学与文学之本色，成就蔚然可观。阳明晚年主要在乡邦传播心学，越中文士因地域优势，沾溉甚多，影响至深，由此涌现了以杨珂、陈鹤、沈炼、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俗、祁彪佳等为代表的众多具有心学背景的文学活动主体，共同铸就了明代越中文学的繁荣。本书即以此为学术背景，旨在系统探究明代越中地

本书作者认为《论语》的编排不是随意为之，而尝试通过联系上下文，将章与章之间贯通，发现其内在逻辑脉络，还原编者当初的意图，使读者有“知其所以然”而豁然开朗的感觉，让《论语》更具可读性，也让人更自信地阅读《论语》；本书还通过参悟《论语》字里行间的深刻义理，努力发掘其蕴含的政治哲学价值，试图从中读出更多对当代人有益的启示。

《老子学集刊》由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主办，面向海内外道家、道教研究者，对渊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老子学、道家、道教展开多方位、多视角的探讨，明道立德，法真贵朴。每年出版一辑，每辑有一主题。

本书以玄学家郭象为中心全面论述了魏晋玄学的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在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书中通过对魏晋玄学范畴的研究来寻找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梳理了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了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并分析了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发展的原因，展现了老一代学人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研究中国哲学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客观的、历史的、文本的取向，一种是主观的、现代的、创造的取向。本书无疑属于前者。书中异于前人之解，乃为疏通文本的需要，而非借题发挥的产物。本书作者坚持以经释经、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诠释原则，在广泛研读相关文献基础上，对前人的诠释分歧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认真辨析，于前人旧说去粗存精，于己立新说详明其故，自成一家之言。

本书是首次整体而系统地考察关学四书学的研究成果。首先将关学四书学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将其置于关学学术思想演进和中国四书学史流变的双重脉络之下，从文献学、经学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关学四书学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提炼和总结，揭示出关学四书学的逻辑脉络、主导问题、话语系统和学术特质。作者既着眼于经典诠释与思想演进，学派争鸣与问题论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又注重对关学四书学在总体宏观上推进

本书选录了作者近三十年所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尚书》研究”以儒家民本思想为准绳，认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保存了“原始儒家”重民、养民的真精神，并非伪书；“《周易》和《庄子》研究”深入探讨筮占的产生、阴阳二气观念的产生、庄子“通天下一气”等形而上哲学问题，究天人之际，明儒道关联；“《春秋》经传研究”重新解读司马迁、班固有关《春秋》和《左传》的记载，发现了一些未曾引人注意的线索；

本书试图对韩非子治道思想这一老问题在学界研究基础上做出新解读，认为韩非子治道的要义是，君主通过全面控制建构出绝对的政治秩序和权力秩序，与此同时君主亦需相当的自我控制。本书重新阐释了韩非子治道思想的逻辑结构——势—法—治：“势”论聚焦政治哲学中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的重要问题，但“势”并不等同于“权力”；“法”具有“绝对性”，这是对前期法家的重要推进；“术”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

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统”的观念自韩愈倡导之后就深刻影响着中国古典文明的延续、转型与发展，而对儒家道统论以及道统人物系谱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焦点。本书在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搜集和梳理的基础上，全面追溯了唐宋儒家道统系谱萌芽、建构、分裂、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涉及孟子在宋代的升格运动，曾子和子思道统地位的确立，两宋时期新儒家各学派在思想和政治上的论争等儒学研究中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