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大国根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推动者系列）

清初，清廷为“隆重陪都”仿效京师六部在盛京设立户、礼、兵、刑、工五个部，统称为“盛京五部”。本书以“盛京五部”为研究对象，对五部的沿革、机构、人员、职能，以及五部与清帝、其他衙门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内容涉及清代盛京的行政设置、土地、户籍、词讼、礼制、军务及旗民关系等，是学界首部对盛京五部进行全面、整体研究的学术著作。

本书以清末新疆、西藏、蒙古新政为研究对象，从国家视角探讨了清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通过在边疆地区实施新政将国家权力渗透到边疆社会基层的历史脉络；在细致梳理清末边疆新政内容和过程的基础上，阐释了实施边疆新政的内在机理，客观分析了清政府通过边疆新政加强边疆治理、重新统合边疆地区的实际效果。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适应具体环境、历史任务及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制度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发展性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同与自信。本书作者从宏观视角切入，首先分析制度自信的思想渊源和各种维度，然后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基本内容、优势，

自201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中东欧国家的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举办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比较的学术活动。本书汇集了来自中国、匈牙利、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学者的文章，内容既涉及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又涉及健康、教育、农村等领域，还包括最新的网络研究方法。本书为我们从比较视野全面理解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变迁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参考资料。

本书旨在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行政机构改革的全过程，分析国民政府为实现“建国”任务而做的努力，如开放政权、成立民意机构、厘定事权、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等。战时改革有顶层设计，有计划、有步骤，体现了行政领域的制度化与现代化倾向，体现了国民党权威人物对完成“建国”的强烈愿望。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豫湘桂大溃败后改革被迫中断，留待战后继续推行。

明清时期，受内乱、倭患、海盗及西方殖民者的影响，为了御外敌、平内乱、治海洋，政府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增设专职“海防”的官员，完善了军政协同的防御体系。本书基于明清时期国家治理海洋的需求，深入研究海防职官的产生背景、历史沿革、空间分布与职能演变，分析海防职官在海洋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地位、作用与影响，进而揭示明清时期海洋治理的成效与不足，汲取历史经验。

从嘉庆元年（1796）起至宣统三年（1911）云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地方统治止，是清王朝统治云南后期，变革是其最大特征，国家治理面临着内忧外患多重挑战。本书作者大力收集和综合利用档案、文集、官修私撰著述等文献资料，运用时空分析的视角和方法，点面结合，独辟蹊径，尝试对清代后期封疆大吏群体认知云南省情与国家治理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认为云南封疆大吏群体作为国家治理实施主体，是清代后期云南历史演进的重要动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民国史学科早已突破自我学科限定，从狭义的民国时期的政治史，发展成为涉及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发展、政党斗争等各方面的“广义民国史”。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海外民国时期珍稀档案史料的出版与开放，民国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提高。本书从政权建设的角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民国政治史的学术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