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獭食蹠

本书以史料派、史观派的分野作为内在线索，将百年中国史学分为1900-1929年、1929-1989年、1989-2000年三个时期，从“问题”出发，以“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百年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分析，勾勒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

本书首次系统地梳理了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全球史领域的研究实践：探讨了什么是全球史；分析了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的提出、全球史视野中的欧洲历史、对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对全球史的宏观阐释框架；然后，在以欧盟为例考察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本质的现实基础上，在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研究全球史的理论基础上，总结了巴勒克拉夫作为20世纪中期西方全球史的首倡者对全球史发展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局限。

近年来，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方兴未艾。如果说建构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中国历史社会学的探索则是建构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之根基与魂魄。中国历史社会学贯通古今、熔铸社会现实与历史深层意识及结构的方法论和个案研究，将深化和拓展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度，从而建构植根于中国本土社会的解释框架和理论体系。基于此，本书力图整体性地呈现费孝通在中国历史社会学方面的开拓之功，并全面介绍费孝通在历史社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撰述出现了流派纷呈、方法各异、观点多元的复杂局面，甚至有过激烈争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国历史撰述的许多精彩“交锋”，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如何撰写“古史”部分。本书对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作了条理清晰、材料充实的阐述和探究。以中国“古史”建构的具体“问题”为导向进行论述，具体“问题”之中，则基本以时间为线索加以展开，各个“问题”之间亦存在联系，力图横向研究与纵向探讨相

本书主要研究有唐一代的军礼内容及其实施情况，无论是被载入《大唐开元礼》等礼典的军礼还是未被著录的其他军礼，均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理清其礼制内容与实际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对其特点与意义进行深层次的解读与阐释。虽然本书的讨论重点是唐代的军礼，但在叙述的过程中不仅仅囿于唐代，而是前后延伸，以求将其置于整个中古时代的军礼演变与发展的脉络之中，充分显示其继承演变的具体细节与历史地位，并对于唐代军礼与军

本书对朱熹史学思想进行了整体研究。朱熹以天理论作为理论基石，其历史哲学分为天理、事势、心术三个层次，具有“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治史特色，完整地构建了义理史学体系。朱熹在史著编纂上强调史体互补，论证的史家心术是刘知幾史家三长到章学诚史德论的中间环节。本书考证了《资治通鉴纲目》的成书过程，否定了四库馆臣沿袭宋末王柏的该书为赵师渊所撰的观点。在朱熹被“圣人化”的过程中，其史学思想中的落后因素对后世产生

本书是对宋代田赋制度进行再探讨的研究之作。本书认为，作为一项正式国家税收制度，真正意义上的田赋在宋代才最终确立。宋廷通过两次大规模田土调查与丈量工作，首次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相对完整的土地资料登录工作，从而建立以田土作为切实赋税征收对象与依据的田赋制度。与此相伴，由依据田土色等、月巴瘠、高下而确定的级差税率取代了以往的全国统一税率，也促进了田赋制度走向合理。田赋征纳流程亦在田赋制度逐步完善过程中严密起

《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分总论、中国考古学编、中国古代史编、中国近代史编、世界历史编、中国边疆史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编七部分。以中国历史研究院下属六个研究所现有学科为基础，系统总结新中国历史学研究在党和国家坚强领导下的学科发展状况、取得的主要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揭示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阐释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本书将人类历史分为十个时代，彰显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即历史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就相应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自由的增长本身也是自然的，因此人们有理由对于未来寄予无穷的信心和希望。